钱穆一直到1968年才成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以他的学养和声望，院士来得如此之迟，学界未免议论纷纭。在这一桩公案中，胡适的态度颇可玩味。综合一些相关的资料，我的一个大胆假设是，因为胡适与钱穆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态度上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他的或明或暗的一些影响，多多少少延迟了钱穆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时间。
钱穆苦学出身，自学成才，凭一部极具功力的《先秦诸子系年稿》被当时的史学权威顾颉刚识拔，推荐到燕京大学教书。后顾又把他推荐给北京大学的胡适。钱到北大之后，凭着之前名震北方学界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刊出，牢牢站稳了脚跟，再加之极佳的口才，很快成了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隐隐然与胡适分庭抗礼。对钱穆的这两部著作，胡适极表佩服，虽然因为老子其人其书的年代问题，二人有过学术上的论争。问题出在这以后，当钱穆的学术路向由汉学或说朴学向宋学或说理学转变，充满敬意与温情地谈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他和胡适的分歧显现了。
在中国由中古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胡适是最有代表意义的、集破坏与建设于一身的一位大师。他的坚定的不妥协的反传统倾向，和同样坚定的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自由民主核心价值的决心，虽九死其犹未悔（他当然也有挖掘传统正面价值的工作，但主要是在对外国人说法的时候）。因为反传统，所以胡适对那些褒扬传统的学者一直不怎么喜欢，而更亲近与他有共同留学背景和大致相同价值观的人。他可以很敬佩传统气味很重的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们，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但是他很难与这些人发生心灵上的呼应与共鸣。他敬佩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的学术功力，是因为他们在治学中具有的科学的、实证的精神，而不是因为他们对传统文化表示好感。假如钱穆顺着自己以前的治学路数，仍旧进行以纯客观的考证为主的史学研究，胡适也仍旧可以保持对钱穆的佩服，但钱穆转向了，他转向了对历史的宏大叙事，在此过程中，他的保守倾向亦即中国本位文化立场一览无余。而钱穆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宏大叙事，在胡适看来，可能是大而无当、无法实证因而人言言殊的。以“温情与敬意”的态度研究本国的历史文化，固然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但作为科学的学术研究，先带着一种成见，必然会扭曲和遮蔽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胡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蕴含的危险因子也可能会在“温情与敬意”下合法化。他在1943年10月12日的日记里评论了这时候的钱穆：“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因不同的学术路向，而导致对极权的不同态度，这在对人宽容的胡适来说，是很严厉的评价，说明他和钱穆之间在根本处有着严重的歧异。同时，这两人的歧异，也代表着以胡适为领袖的主流学术界和钱穆的歧异。傅斯年作为胡适思想的忠实继承者，这时是主流学术界的实力人物；史学界最负盛名的陈垣和陈寅恪，尽管情感上离不开中国文化，但并不把宣扬传统价值作为自己的使命，这一点有异于钱穆，而且他们与钱穆的私人交谊也远不及他们和胡适的关系。因此，当时钱穆在一般知识界虽然影响很大，但实际上被排斥于或说自觉地疏离于主流学术界之外。
对这一段公案，钱穆的学生严耕望有这样的描写：
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馀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围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钜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
严氏这段描写大体公允。因此，当中央研究院在1947年酝酿、在1948年举行第一次院士选举时，钱穆的处境很不好。他当时的名气很大、著作很多，“论学养、成绩与名气，先生必当预其列，但选出八十一人，竟无先生名。中研院代表全国学术界，此项举措显然失当，所以当时有‘诸子皆出王官’之讥”（严耕望语）。院士选举特别是人文组院士选举，胡适有极大的影响力，具体操办此事的傅斯年则非常尊重胡适的意见。所以胡傅联手，就基本（不是全部，也不是最终）能够确定人文组院士的选举。在选举之前胡适和傅斯年分别开出的人文组候选名单里，就都没有钱穆的名字。胡适开出的人文组里面的历史学家名单是：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傅斯年开出的是：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或柳诒徵。
院士选举中有提名权的为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员（1935年选出），这时人文学科方面的评议员除胡适、傅斯年外，还有陈垣、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王世杰、张其昀、何廉、周鲠生、吴定良等。笔者未能看到这些评议员们提出的人文组的初始名单，但凭钱穆的学术成就和声望，他被素少门户之见的二陈或与其文化立场相同的张其昀提名是完全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他完全可能在第一轮的初始名单中。这一名单有510人，包括数理、生物、人文三个组。经过选举筹备委员会的审查和表决，由510人压缩到402人，又压缩到正式候选人150名。150人中，数理组49人，生物组46人，人文组55人。就在这最后确定的150名候选人的大名单中，钱穆已经不在其中，说明他未通过选举筹备委员会的审查。通过了审查的人文组史学的候选名单是：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徐炳昶、徐中舒、陈受颐、李剑农、柳诒徵、蒋廷黻，共9人，要从这9名候选人中正式选举产生3名院士。在上述胡、傅名单里都有的陈垣在候选人名单中被列入了哲学，也许是他精研宗教的缘故；胡适名单中的张元济被列入了中国文学，傅斯年名单中的余嘉锡也被列入中国文学。1948年3月，正式投票选举院士。在最后当选的院士名单中，人文组的史学是陈垣、陈寅恪、傅斯年和顾颉刚，陈垣重回到史学，总人数则由3人增加到4人。
从上列名单的变化可以看出，正如严耕望所说，钱穆“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在主流学术界并没有话语权。钱穆未能当选为第一届院士，在他自己，是颇为难堪的，后来也一直耿耿于怀。据严耕望回忆，“一九六六年夏，研究院将举办第七次院士会议。这年春间，几位年长院士也许有了觉悟，拟提名先生为候选人，其时我已在香港，得史语所同人的信，请我就近征询先生同意，但先生拒绝提名，相当愤慨的说，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钱穆的愤慨是有道理的，他当时已有国学大师、史学大师之名，虽然在主流学术界没有话语权，但也有自己的一批追随者，和国民政府方面也有着良好的关系，加之又非常自负，因此代表学界最高荣誉的院士头衔，他没有能够得到，情何以堪？但平心而论，与最终当选院士的4位历史学家相比，他还是欠缺一些条件。陈垣和陈寅恪是当时史学界声望最著之人；顾颉刚成名甚早，“古史辨”派影响甚大，又是最先提携钱穆之人，钱穆总不能对顾表示愤慨。剩下的只有傅斯年，但傅在学界势力极大，对中国古史确又深造有得，加之一直担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想不当院士都难，钱穆即使对他愤慨，那也是无可如何的事。也是平心而论，钱穆即使确实不够条件当上第一届院士，但在150人的候选人名单中没有他，是说不过去的。与列入候选人名单但最终未选上的徐炳昶、徐中舒、陈受颐、李剑农、蒋廷黻相比（柳诒徵不以史学、而最终以中国文学入选院士），钱穆是毫不逊色的。
在提出、酝酿候选人和最终的选举过程中，胡适的态度，如本文开头所说的，是不是或明或暗的对筹备委员会其他成员产生一些影响呢？我认为多少是有一些的。从30年代到40年代，他对钱穆的好感逐渐降低，上引胡适1943年的日记可为一证。他由美返国执掌北大后，在与朋友们的闲谈中，会不会无意中透露出他对钱穆的不认同？抗战胜利北大复员傅斯年代掌北大，只因观点的不同而不聘钱穆是没有道理的。胡适正式接掌北大后，并没有改正傅斯年的这一决定，这就向主流学术界释放或强化了明显的信号。相较于的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胡适这方面的气魄我认为是不及蔡的。及至到了提出院士候选人名单的时候，胡适干脆就不考虑钱，他的这一态度经小范围的吹风放大（中国向来是无密可保的），对其他评议员们是不是会有些暗示呢？按说以胡适的胸怀，他是不至如此的，但凡人都有软肋，也许胡适自己不觉得，但在我们后来者看来，胡适这时候也许难免动了他自己一再避免的“正谊的火气”。比如，他的名单中有吴稚晖（哲学），吴老先生影响大、功劳大，是值得尊敬的，但要说在学术上有多大贡献，怕也不能很服人。假若说是看中他思想上的创造力和影响力，那么梁漱溟、熊十力以至冯友兰也不可低估，但胡适的名单中也没有他们（冯友兰后来在150人名单上并当选，梁和熊不在150人名单上）。我们把梁、熊、冯和钱穆结合起来看，就能知悉胡适的“正谊的火气”是什么，就是对那些认为中国文化有独特价值（更进一步就是比西方文化价值还高）的中国本位文化论者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以至深闭固拒。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由中古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胡适指出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指明的道路是切实的道路，中国要从老大帝国、中央帝国--过去是形式和心理上的，现在心理上还有残存--转型为现代的民主国家、国际大家庭的重要但是平等的一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子一定要保持警惕，特别是对极权和专制（反过来说就是奴性）的传统元素一定要一刀两断。所以在文化选择上，在安身立命之处，我站在胡适一边，而不站在钱穆一边。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说，胡适可以不赞同钱穆的见解，并进行辩驳和争论，但不能无视钱穆这类人的存在，不能利用自己巨大的克里斯玛式的权威影响他人对钱穆的评价（只是我的臆测，希望不是如此），不能不给钱穆一个应有的、公正的学术地位。钱穆假如在150人名单内，选不上，钱穆无话可说，我们也无话可说，但他居然不在名单内，不在学界领袖胡适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内，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因之才有上引“诸子皆出王官”之讥--指人文组当选院士多为史语所人员或与史语所有极深渊源--或许正是主流学术界以外的人对胡适影响选举的暗讽（胡适年轻时有《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钱穆本人一直到老当然对胡适的倾向是心有余憾的，在《师友杂忆》中对胡适尽管着墨很多，但文字不温不火，态度不冷不热，我们细细体味，其中大有意趣。
胡适于1962年逝世。在他的中研院院长任上，进行过三次院士选举，钱穆始终没有成为院士。史学方面，1958年4月的院士会议，选出蒋廷黻、姚从吾和劳干为院士；1959年7月，选出杨联升为院士；1962年2月24日，即胡适逝世的当天，选出陈盘和何廉为院士。这期间，因为钱穆的学术成就，不少学者觉得应该把钱穆选上。严耕望就认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不能尽罗全国显著学人，任令钱先生独树一帜于院士团体之外，已不应该，别人担任院长，事犹可谅，胡先生无疑为全国学术界领袖，若仍不能注意到此一问题，更属遗憾”。所以他“勇敢的给胡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陈述此项意见，希望他积极考虑，并很直率的说，我此番心意，不是为钱先生争取这项无用的荣衔，因为先生学术地位、中外声誉早已大著，独树一帜，愈孤立，愈显光荣；但就研究院而言，尤其就胡先生而言，不能不有此一举，以显示胡先生领袖群伦的形象”。胡适激赏的杨联升也于1959年9月12日致信胡适，提到钱穆的事：“中研院（或史语所）似宜放大通信研究员范围，（无妨增至一二十人）则便于增进对国内外（包括外国人）学人之联络。（例如钱宾四先生，我觉得史语所应该聘作通信研究员，如果怕他不答应，等他明春到耶鲁时我去问问他）”。杨联升这时刚当选为院士，也许知道了一点中研院特别是史语所的内情，信上并没有提到院士的话，但独独把钱穆提出来，言外之意自明。但钱穆这几年始终未成为院士，我不知道是他根本就未被提名，还是因第一届未能当选而拒绝提名。但据上引严耕望对1966年劝说钱穆的回忆看，这几次钱穆似乎根本未被提名，66年的这一次是第一次被提名。这一次钱穆断然拒绝，严耕望只好通知史语所撤消提名。一直到了1968年举办第八次院士会议，钱穆才同意提名，当选院士。严耕望评论说：“先生之当选院士，对于中国史学界，尤其对于中央研究院，意义重大……象征中国学术界之团结，也一洗中科院排斥异己之形。”严是钱的学生，字里行间当然有维护钱的一面，但撇开严的议论，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
揆诸胡适一生的为人，他的宽宏大度、海纳百川，钱穆未能早日成为院士，胡适也许深有苦衷。第一次选举时胡适未提名钱穆为候选人，也不能证明之后的几次选举他仍未考虑钱穆。据严耕望回忆，他向胡适提出钱穆应为院士，胡适“深表同意，与在台几位年长院士筹议提名，但少数有力人士门户之见仍深，致未果行。一九五九年我由美回台后，胡先生曾有一次欲谈此事，又默然中止。后来姚从吾先生才将原委简略的告诉我。”原委是什么？据姚从吾的学生李敖说：胡适曾拿自己的钱搜集钱氏的著作，而且提名其竞选院士。“可是人文组开审查会议时，李济负责审查，他说钱穆反对胡适，我们不能提名他竞选院士，胡适当时解释说：‘我们今天选举院士，是根据他的学术著作，不应该扯到个人恩怨上去。’结果李济又用钱穆没有正式大学毕业的资格提出否决，因此钱穆不得提名。”李济是现代考古学大家，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后到史语所主持殷墟发掘；现在是中研院史语所所长，胡适回台接任中研院长前，曾请李济代理中研院长，他的意见当然是有分量的。而且他对钱穆的不满不屑甚至表现于大庭广众，据余英时的回忆：
一九六O年春天，钱先生在耶鲁大学访问，哈佛燕京学社请他来作一次演讲。钱先生的讲题是“人与学”，……杨（联升）的口译十分顺畅。当时听讲的人很多，李济之先生也恰巧在座。李先生平时喜作青白眼，那天我偶然注意到他白眼时多，青眼时少，感觉十分有趣。事后杨先生告诉我，李先生第二天盛赞杨先生的译才，把原讲的“语病”都掩盖过去了。杨先生只好付之一笑。我记下这一段趣事并不是要算什么旧帐。我是想以此说明当时台北学术界主流对钱先生和新亚书院确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成见，李济之先生不过表现得更为露骨而已。（据说当时研究院的领导层中，还是胡适之先生的成见最浅）
余先生的这段回忆很生动，结合严耕望的回忆和李敖的说法，主要是因为碍于李济的面子，胡适不想和这位老朋友因为钱穆而在晚年搞得过分不愉快，因之没有更多地为钱穆说话。但以胡适的地位，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考虑，他似乎应该再花点力气为钱穆争一争的。他不能出大力或者竟至不愿出大力，或许是还有那一点点的“正谊的火气”在作怪，心底里仍在排斥钱穆？如果他在世的时候，钱穆能成为院士，两位老者同室切磋，共话中国文化的未来，那该多好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