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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时学:“拉美化”是伪命题

更新时间:2005-03-01 09:57:47
作者: 江时学  

  

  拉美国家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拉美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教训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出于这一可贵的动机,许多人提出,我们应该提防“拉美化”、“拉美病”或“拉美现象”。然而,“拉美化”、“拉美病”、“拉美现象”这些提法缺乏明确的定义,毫无科学性可言。

  

  本文首先描述“拉美化”、“拉美病”、“拉美现象”的五花八门的定义,然后再作出两个假设,以证明这些伪命题的缺陷。最后,我们将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出发,总结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何谓“拉美化”、拉美病”、“拉美现象”

  

  前一段时期,国内媒体上大量出现“拉美化”、“拉美病”的提法。那么究竟什么是“拉美化”?以下是笔者在因特网上随意找到的“拉美化”的定义:

  

  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选择“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虽然经济获得了阶段性的快速发展,但由于丧失对本国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至今在一些领域造成的阴影还挥之不去。[1]

  

  中国公司在走向“拉美化”,即逐步沦为跨国企业的代工厂和附庸,失去独立发展的可能性。[2]

  

  许多人一提到“拉美化”就想到贫富两极分化,事实上,贫富分化是“拉美化”现象的后果,而不是原因。“拉美化”的病源在于民粹主义。[3]

  

  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4]

  

  某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虽然没有明确给出“拉美化”的定义,但在文章末尾提出了“拉美化”的三个特点。首先,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受资国经济,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其次,对外资的依赖造成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的债务危机。第三,外资主导型的开放经济不利于受资国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的技术升级。[5]

  

  某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则以“中国大豆‘拉美化’悄然露头”为题,提出了“拉美化”之忧。这一文章指出,“一旦中国的民族大豆加工业被消灭,外资掌控中国大豆市场,‘自己做主,别人当家’的拉美现象将首先在中国大豆产业身上上演。”[6]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还有人在评论一场足球塞的文章使用了这样的标题:“中超球场拉美化, ‘暴力事件’令球员狂呼救命”,[7]“球场粗暴开始向拉美化转行,中超俱乐部矛头直指足协”。[8]

  

  有些文章的作者在题目中使用了“拉美化”的提法,但在正文中却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文章的题目委实非常引人注目。例如,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反思拉美金融动荡:中国会拉美化吗?”[9]另一篇关于中国利用外资的文章用了这样的题目:“外资引进‘拉美化’,威胁可持续发展目标”。[10]还有一篇讨论中国汽车工业的文章则以“中国汽车飞奔在‘巴西道路’上,‘拉美化’日渐突出”为题。[11]令人遗憾的是,读者无法从这些文章中得知“拉美化”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与“拉美化”相提并论的还有“拉美病”、“拉美现象”。但这些提法的定义同样是模糊不清的:

  

  ·由于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现代化的两重陷阱,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一种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的有重大缺陷的社会,是一个失去自我警报系统的社会。长此以往,它无疑隐含着某种类似“拉美病”的危机可能。[12]

  

  ·中国也可以得上拉美病:两极分化的城市社会、不断激化的城市矛盾和落空的经济承诺。[13]

  

  ·人们通常从经济学角度对“拉美病”进行解释,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拉美国家与欧美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实现了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而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却是造成了近一半人口的贫困化。[14]

  

  ·以法律的形式约束、窒息经济的发展,是坏的市场经济的一大原因。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早已发生了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警惕,比如所谓“拉美病”和“印度病”。[15]

  

  若清醒地观察中国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已出现“拉美病”的五大症状: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第四,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份。第五,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统治广大中下层人民。[16]

  

  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后,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能够抓住机遇,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不丧失发展的黄金时期,最终实现现代化;另一种可能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登上这个台阶以后,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17]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它们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如果我们的体制不能使这些不同的利益和声音能够在一种正常的宪政体制里表达出来,通过互相的冲突和交流形成某种决策的话,就会促使它们采取体制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呼声,造成社会与政治冲突,从而出现“拉美现象”。[18]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拉美化”的定义是五花八门的。真可谓“拉美化”是一个筐,拉美的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装。这无疑是不科学的。

  

  二、外资与拉美的发展

  

  “拉美化”是在许多学者和民营企业家讨论中国利用外资时提出来的,其用意和落脚点无疑是担心中国经济被外资控制。这一忧国忧民之心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现在,让我们假设,“拉美化”的概念不是别的含义,而是指外资控制东道国的国民经济。在作出这一假设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外资对拉美产生了什么影响。

  

  经济学家已从理论上充分证明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刘易斯早在50年代就指出,历史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总是伴随着储蓄的大幅度增长。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储蓄率。[19] H.钱纳利和A.斯特劳特在20世纪60年代也指出,发展中国家始终面临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弥补“双缺口”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利用外资。

  

  在历史上,依靠外资来加快经济发展的事例不胜枚举。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进程的初期,曾得益于外资。包括一些拉美国家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曾通过引进外资来提升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

  

  拉美主要国家在19世纪初取得民族独立后就开始利用外资,尽管这种利用在当时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在实施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外资帮助拉美国家建设了港口,铺设了铁路,引进了移民,甚至还办起了种植园。外资还使拉美国家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毫无疑问,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之一就是外资。

  

  20世纪30年代后,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国家从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向进口替代发展模式转换。发展模式的这一转换同样得益于外资的作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等主要拉美国家的汽车工业和其他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及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是依靠外资发展起来的。外资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爆发后,东亚的石油进口国(地区)没有盲目地举借大量外债,而是通过扩大出口来弥补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损失。因此东亚没有遇到债务危机。[20]而拉美则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上资金充裕的良机,举借了大量外债。1970~1980年,拉美的外债总额从270亿美元上升到2310亿美元。一方面,拉美国家的还本付息额每年高达180亿美元(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还本付息额相当于GDP的5%),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在下跌,利率则在上升。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一场震惊全球的拉美债务危机终于爆发。

  

  债务危机诱发的经济危机使80年代成为拉美“失去的十年”。但在90年代,拉美国家摆脱了80年代“双重危机”的阴影。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的增长率为2.4%。这一绩效的根源无疑是多方面的,而大量外资的流入功不可没。

  

  总之,外资的流入为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一贡献主要体现在:(1)弥补资金不足的缺陷。(2)外资企业的建立伴随着大量先进技术的引进。(3)提升产业结构。(4)创造大量就业机会。(5)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

  

  事实上,在拉美,外资流入量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十分密切。70年代后期,外资流入量较多,经济增长率比较高。而在外资流入量大幅度减少的80年代,经济增长率则极低。90年代的这一规律似乎更加明显。[21]正如拉美经委会所指出的那样,“得出以下结论是有把握的:资本流入有助于提高拉美的增长率,而外资流入量的急剧减少和逆转则对该地区的经济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这些变化导致危机的情况下,消极影响会更大。”[22]

  

  在拉美,外资流入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大量的资本流入使扩大进口成为可能,从而使生产能力得到较好的利用和发挥。其二,外资流入的增加扩大了投资。相反,外资流入量减少后,不仅要压缩进口,而且还要减少投资。

  

  当然,外资对拉美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跨国公司在拉美获得了巨额利润。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多年中,有些年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没有增加,但利润汇出却有增无减。这一事实无疑为反全球化人士提供了“炮弹”。又如,跨国公司不愿意将关键技术转让给东道国。跨国公司进入拉美的目的有三:利用拉美的廉价劳动力;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占领东道国的市场。

  

  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拉美制造业所需的技术和装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因此,这种工业化有时也被创作“改锥工业化”,即外资对拉美国家的贡献仅仅是使得工人会使用手中的改锥,而国家的科技水平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

  

  诚然,外资在拉美经济中的介入程度是很高的。例如,1990年,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占拉美500家大公司销售额的25%;至1999年,这一比重上升到43%。1999年以来,由于外资流入量有所减少,这一比重也相应地下降,但仍然高达36%。其他数据也显示了跨国公司的重要性。1990~1994年,跨国公司的出口额占拉美200家大公司的25%。目前,这一比重已上升到42%。[23] 但是,上述比重是否意味着跨国公司控制了拉美国家的国民经济?换言之,跨国公司在某一领域中的比重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说是“拉美化”?

  

  再就中国而言,我们可以断言,利用外资不会使中国出现“拉美化”。拉美经济稳定性差的根源在于过度外债,而非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统计数据表明,在进入拉美的外资中,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明显少于外债。[24] 而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外国直接投资,不是外债。此其一。其二,在进入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绿地投资”较少,用于“并购”的较多。我国的情况则相反,“绿地投资”较多,“并购”较少。[25]

  

  综上所述,即便“拉美化”的提法是成立的,其定义是明确的(即外资控制东道国经济),那么我们仍然应该指出,所谓“拉美化”的后果不会出现在中国。

  

  三、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后的拉美

  

  在讨论“拉美化”时我们经常听到的另一个说法是,拉美国家在人均GDP达到一千美元后,经济增长失去了动力,开始走“下坡路”。这一现象就是“拉美化”或“拉美现象”。

  

  现在让我们再次假设,“拉美化”、“拉美现象”既不是指跨国公司控制拉美经济,也不是指其他问题,而是仅仅指拉美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后国民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

  

  为了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拉美国家的人均GDP在何时达到一千美元;二是拉美经济在人均GDP达到一千美元后是否出现了“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的局面。

  

  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统计,以1988年美元价格计算,1960年,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的国家是巴西(1013美元)危地马拉(1100美元)、圭亚那(1008美元)、尼加拉瓜(1055美元)、巴拿马(1264美元)、秘鲁(1233 美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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