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金融改革

前几年，有个地方认为农村发展的关键是土地怎么抵押贷款的问题，于是给农民办了水面证、林权证、承包证等确定农民70年承包权的很多证，但农民拿了证以后到银行去贷款，银行却不买账，结果农民办证花了不少钱，却解决不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那么，农民有了抵押物，银行为什么还不愿意贷款给农民呢？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私不私有，而在于小农的土地在大银行里实现抵押贷款有三个问题无法解决。第一个问题是成本太高。银行如果把一亿元资金贷给一个企业，一个信贷员可以管五个企业五亿资金，但农民贷款规模比较小，一户贷一万，五亿就是五万个农民，那需要多少个信贷员？第二个问题是风险太大。由于农民和银行的信息不对称，银行无法对农民的经营等状况进行监管，风险是不可控的。第三，一旦出现风险，农民抵押给银行的土地承包权等也难以变现。台湾、日本、韩国土地私有化后，之所以可以抵押贷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是在农会里办金融，是在农民的组织内部办金融。在农民的组织内部抵押贷款，就是组织内部的问题，就可以避免以上三个问题。所以，台湾、韩国、日本的农村金融是有效的，不在于它的土地制度不适应金融制度。中国的问题是金融制度不适应土地制度，我们要改革的是金融制度。要在社区里、在农民的村社组织里建立合作互助金融。

8年前，我在我的村子里建了一个养老资金互助社，每个老人出2000，我出10万，将这些钱贷给村里的年轻人去发展经济，年轻人付利息，老年人用利息养老，我不参与分配。一个老人一年可以分600多元，夫妇两个就是1000多元，生活可以过得不错，年轻人也有了资金去发展经济。

在笔者看来，新农村应有5个特点。第一是“我村我素”，就是村庄有自己的元素，比如有板栗、有茶叶、有山、有水、有古井、有古树等，元素比较丰富；第二是“我村我品”，村庄要搞出品牌、品格、品位来；第三是“我村我业”，让当地的人可以在村子里有自己的事业、产业，村庄养得活人，如果养不活人，大家都出外打工，村庄就失去了希望；第四是“我村我家”，真正把村庄当作自己的家园，而不是像现在好多村庄，有了钱到城里租房子；第五是“我村我根”，如果把村子当作自己的根，那个村子就有希望了。

关于农产品价格

在国内，我们经常看到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的新闻。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4或1985年以前，是农产品短缺的阶段。农产品短缺阶段，增产就可以增收，这个时期的农业发展目标是追求产量的增长，农业政策的目标是帮助农民提高产量，追求产量增长效应。在这个时期农民的收入节节高，出现了很多专业户、万元户。

1985年特别是1990年后，进入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而且由于总量过剩，增产反而会减收。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并不能通过单个的农民调整结构得到解决。所以这个阶段农业政策的目标是追求农产品的价格或价值增长收益。比如延长产业链、组织化等。台湾有七八个生产柑橘的农会，农会之间有协会，上面有个协会，柑橘协会主席由农会的会长轮流做。柑橘有大小年之分，假如大年的时候产量是100，小年的时候产量就只有90，有10%的差距。按照农产品的价格弹性系数0.2计算，在柑橘供求基本平衡以后，增产1%，价格下降5%；减产1%，价格上涨5%，减产可以增收。农产品的特点就是暴涨暴跌，这是它的特性。粮食、农产品的价格弹性系数一般在0.5以下，所以这个时期要稳定农民收入，就要组织化，追求价格增长收益，做到增产增收、减产也不减收。台湾的农民，大年时会召集农会开会，农会就会作出决定，一级品、二级品都上市，三级品不准上市，因为台湾的农会是“一会一品牌”，没有品牌很难进入市场。农会高度组织化，可以定价，它说一级品、二级品上市，比去年要低一毛钱，一级品、二级品卖完后，跟去年的收入总量差不多，就做到了增产不减收。三级品还可以卖一点，卖不了就加工成果汁，延长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中国加入WTO以后，农业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全球化条件下高度竞争、高度发展的阶段。国内的生猪、大豆、奶制品、玉米、棉花等都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现在美国人占有中国大豆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六十多，占有了这个份额之后就有了定价权，我们看到国内食用油从来没有大幅降价过，而是经常持续走高。占有了中国的大豆市场份额以及大豆市场的定价权以后，衍生了一个农产品武器化的问题，利用农产品来控制你的经济、社会、政治。

农业还有第四个阶段，比如上海的农业是农业异化的阶段，是农业异化成服务业的阶段，即把农业服务业化。上海郊区的农业，已经成为服务业的一部分。城市里的人花钱到市郊种一块水稻，自己种植、经营、收获；市民可以亲手采摘水果、茶叶，摘了就是自己的，但需要付出比直接买更高的价钱。这是农业成为服务业的一部分。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