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0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公布的调查数字表明，中国收入差距目前已扩大到23倍，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经8年仍未出台。本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在第四季度制定。据此前披露的消息，方案将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调整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近期，人民网采访组专门就收入分配问题展开调研，从不同角度进行调查分析，将推出十期报道。本期重点剖析收入差距缩小或扩大的成因，并为本次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提出可行路径。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茨涅兹曾提出一个假说，认为收入分配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关，当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时，收入差距会从扩大转为缩小，这个变化的转折点被称作“库茨涅兹转折点”。一些学者将这个假说应用于中国，认为中国无需太多政策干涉，收入差距巨大的现状也会自然改变。作为多年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专家，本文的作者李实不同意上述观点，并在本文中指出，要未雨绸缪，及早地设计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出台系统的、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以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根本上消除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特点。而面对这些特点，是否可以断定我国收入差距出现了“库茨涅兹转折点”呢? “库茨涅兹转折点”意味着收入差距出现了由不断扩大向不断缩小趋势的转变。从一些导致收入变化的因素来看，给出肯定的判断还为时过早,因为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一些因素或者不具有长期持续性，或者其影响作用还不足以大到抵消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的作用。

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因素有三

在过去两年中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二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非技术工人或蓝领员工工资较大幅度的提高。 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带来了农民农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导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缩小，也成为导致全国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因素。蓝领工人工资的快速提高，一方面使得农民工工资上升，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甚至全国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也对提高城镇中低工资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和缩小城镇内部收入差距起到积极作用。

三是农村的公共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逐渐显现。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措施。根据农户的受益方式，政府的惠农政策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的补贴政策，主要包括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类是以构建农户社会安全网为目的的公共服务性政策，主要包括新型合作医疗、教育“两免一补”、农村低保政策等。毋庸置疑，这些惠农政策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抑制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了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惠农政策对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缓解农村贫困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一些研究表明，农民从农业中获得收入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起到抑制作用。因而，对农业加以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会使得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从中获益，使得他们的收入有更快的增长速度。这有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降低其陷入贫困的风险。

同样，这两年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蓝领工人工资的快速提高也受到了一些短期因素的影响。在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下，近期的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并且引发了就业结构的变化。例如，在2007-2010年期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增加了8.5%,而建筑业增加了20.6%，房地产业增加了27.1%，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增加了25.4%。这些行业对农民工都有着较大的需求，构成了拉动农民工工资上升的主要因素。而这些行业的扩张是与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分不开的，具有很强的经济周期性，其持续性是有问题的。

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七因素

然而，还应该看到一些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一是城镇房地产价格上升会使得高收入人群的财产性收入大幅度上升，加大了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二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特别是食品价格拉动的物价上涨，往往对穷人和低收入居民更加不利，他们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下降幅度超过高收入居民。这是因为穷人和低收入居民具有更高的恩格尔系数。

三是，城市化进程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也在推高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这是因为城镇经济规模扩大会提高资本收益，也会大幅度增加对高技术和高学历员工的需求，从而带动这些人群的工资水平快速上升;城镇经济中新兴行业的高速发展，对特殊人才需求的急剧增加，也会提升他们的工资水平。

四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更为严重。例如，金融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与城镇平均工资相比，在2003年高出49%，在2009年高出87%;金融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与制造业相比，在2003年高出64%，在2009年高出125%。垄断行业工资的过快增长，虽然反映了这些部门员工人力资本的提高，而更多地反映了这些部门垄断利润的快速增加和利润向工资的转移过程。

五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造成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方面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同花样的退休金制度带来了老年人退休收入的巨大差异。在城镇中退休保障制度可谓是“百花齐放，花香不一”，公务员退休保障制度是最“香”的一种，其次是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保障，还有是企业单位退休制度，最差的是无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障制度。

六是，腐败收入带来的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公问题愈发严重。由于受到统计数据的限制，我们还很难对腐败收入的规模及其导致的收入差距做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对腐败规模和程度有一个大致的估计。过去几年中对贪腐官员的“捕获量”有增无减，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腐败的范围在扩大;被“捕获”贪官的人均腐败收入额也在直线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腐败的力度在增加。

还应该看到，在过去十年中，收入分配不公恶化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无序和再分配手段的缺失。比如，个人所得税没有有效调节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虽然高收入人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要高于低收入人群，但是，个人所得税占其收入的比例并不是很高。许多高收入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避税。又如，城乡的低保政策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相当有限。相关研究表明，根据2007年数据推算，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获得低保金后下降了不足1%，可见低保政策对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作用非常有限。还有，农村中一亿多贫困人口(新扶贫标准下)的大部分并没有获得有效的救助，他们中能够转移性收入的比例不高，而且获得的数额相当有限。

不难看出，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未来变化趋势并不令人乐观。对于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来说，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都是不利的因素。在过去，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主要有赖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低失业水平。然而，如果经济增长出现下滑或出现长期衰退，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对社会不稳定的影响就会更加凸显出来。这样一种局面并非杞人忧天。

设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四步走”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要未雨绸缪，及早地设计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出台系统的、有效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政策，以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从根本上消除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首先，要对国内外各种各样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和政策加以系统梳理，从中选择一些可以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改革措施，并尽快出台。在制定改革措施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但要排除利益集团的干扰。

其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政策制定要与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紧密结合起来。由于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存在过度的政府干预，缺乏充分的竞争，受到信息不充分、法规不完善、市场垄断和分割、要素价格扭曲等问题的困扰，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过程既未体现效率，也显失公平。在各个领域中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一直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然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由于受到部门利益的制约，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在部门之间出现明显的不平衡。一些部门不愿意放弃自身的垄断利益，利用部门的影响力来延迟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或者只是选择更加有利于部门利益的“改革方式”，极力抵制不利于部门利益的改革方式。而且，在现行的分配体制下，垄断部门的垄断收益和企业利润很容易被转化为部门职工的收入和福利。其结果是垄断部门的职工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一般竞争部门，导致了全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更应该看到，一些垄断性部门为了维护其高收入水平，设置行业进入壁垒，从而导致了部门之间和行业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严重的分割性。因而，应充分意识到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最有效的制度因素，要在完善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方面下更大的力气。

再次，出台收入分配政策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问题要具有高度相容性。我们城镇就业压力仍然存在，农村仍有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在未来一段时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促进充分就业，仍将是中国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的基本点。一些欧洲国家的经验表明，工资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要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紧密结合起来，才不至于带来效率损失和失业问题。

最后，针对“收入差距过大”与“收入分配不公”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政策，最为迫切的是解决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我们亟需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收入、寻租收入和垄断性收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治体制如不作出相应的改革，政府部门如不作出相应的转型，政府职权如不作出重新的界定，政府官员的行为如不受到相应的约束，原来设想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可能演变为权力操纵下的市场经济，原来设想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的公平的收入分配模式可能演变为权力参与或者权力与资本勾结共同掠夺社会财富的分配模式，原来设想中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很有可能演变为“权贵的资本主义”。而权贵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只能带来少数人的暴富，而不是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因此，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不仅是一个收入再分配问题，而且涉及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层面。这不仅需要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更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