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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洪建:“过度反应”帽子凸显西方舆论阴谋

更新时间:2012-11-07 17:06:58
作者: 崔洪建  

  

  近段时期以来,中国周边多事。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外交行动,对无理挑衅进行了有理有力的回击。中国“有事”自然会引来国际舆论的围观,但某些舆论不去关注纷争的缘由,也丝毫没有劝和促谈的意思,反倒是热衷于谈论所谓中国的“过度反应”,颇有些拉偏架而惟恐天下不乱的意思。

  所谓中国“过度反应”,无非是说针对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中国政府“态度强硬”而且“寸步不让”。这是混淆因果、颠倒黑白的说法。平心而论,中国政府的“寸步不让”恰是以某些国家的“步步紧逼”为前提的,中国政府只是做了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面对外部挑衅时应该做的事,而且始终保持了克制态度。从通过外交渠道抗议到向联合国提交有关法律文件和事实依据,从保持与当事国的外交沟通到海监、渔政等部门对中国领海极为克制的巡视,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在维护主权的原则下通过政治和外交渠道来解决争端、减少摩擦。倒是某些国家明显缺乏和平解决争端的诚意。

  “过度反应”的另一个论据是认为中国的社会反响“过于”强烈,群情激奋之下,当事国在华财产和国民安全“得不到保证”。占了别人的领土还要剥夺你愤怒的权利,这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同时,有些舆论通过对比日本民众与中国民众的不同反应,拿“国民素质”来说事,言下之意是中国民众面对挑衅应当“温良恭俭让”。的确,中国的国民素质确有需要提高之处,个别国民的不当行为也让人痛心。但中国政府始终对民众的情绪表达加以引导和约束,个别犯罪行为也受到了相应的法律惩处。在国家间关系上,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国家素质”。某些国家将事态复杂化、争端化后,反过来又做可怜状,四处“喊冤”,贼喊捉贼,这种几近无赖的“国家素质”才更应当受到鄙视和批判。

  所谓中国“过度反应”论的根源仍是挥之不去、注定要伴随中国成长过程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发展壮大是刺激“威胁论”再度发酵并生出变种的主要原因。早在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后,某些舆论就有意无意地炮制出中国“傲慢”的论调,任何中国维护自身主权和发展权益的举动都无一例外地被扣上“傲慢”和“反应过度”的帽子。在2010年9月发生的中日撞船事件中,就有舆论认为中国“反应过度”,并且把中国减少稀土出口、拘留行为不检的在华日本人等统统找来当作“证据”。如出一辙的是,此次随争端发生的中国赴当事国游客数量下降、当事国进口货物的正常通关手续以及中国军队的正常演习活动等,也都被当作了中国“过度反应”的“罪证”。反过来想想,如果在争端之际,中国游客蜂拥而入、当事国货物入关效率倍增、中国军队取消正常活动,那岂不是又要被扣上中国“奇特反应”的帽子呢?某些舆论对任何来自中国的反应都作出充满偏见的反应,是不是也是一种“过度反应”呢?

  建立在意识形态偏见之上的对中国发展的不适应是“过度反应论”的心理基础。从其自然禀赋、人口规模和文化底蕴来看,中国的发展注定要在国际上产生“溢出效应”,注定要成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对此我们不必妄自菲薄。应该看到,只要抱着你得即我失的零和心态,中国的发展总会让一些人“不高兴”,总会成为某些舆论攻击的靶子,每前行一步,都免不了有人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定力。

  当然,当务之急是要针对某些舆论的成因做更细致的分析和应对,同时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当中国能够在公平分配和社会管理方面做出和GDP增长一样的成绩时,当中国能更娴熟地应对不利的国际环境、更成熟地看待负面舆论时,当中国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的言行成为常态时,某些舆论即便仍心有不甘,也会更显理屈词穷,到时谁在过度反应也就了然于人心了。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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