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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平:转变,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

——從十六大到十八大(上)

更新时间:2012-11-07 09:47:45
作者: 任仲平  

  

  (一)党的十八大就要召开了。

  “中共十八大不仅是中国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世界的大事”,“中国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做出如此判断的,不是国内新闻机构,而是国际知名媒体。从辽阔的非洲大陆,到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从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到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世界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瞩目中国,关注未来中国的走向。

  怎么能不关注呢?过去十年,社会主义中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4.4%提高到10.4%,从欧盟和美国的进口额双双增长4倍以上,仅近12个月以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外国车就达120万辆。深陷经济危机泥淖的西方慨叹:“幸好还有中国人”。在世界的天平上,中国已是一个分量越来越重的砝码。

  十年之前,“中国崩溃论”风行西方:“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十年之后,西方历史学家却已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正在经历500年西方统治的最后阶段。穿越华尔街的风暴,跨过欧债危机卷起的遍地沉疴,中国再次以自己抢眼的表现告诉那些始终将其视作“异数”的传道者们: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

  (二)这是一条在危机和忧患中开辟与发展出来的道路,也是一条在质疑和挑战中不断突围与突破的道路。

  自30多年前,改革开放将这条道路送入世界的视野,人们就从未停止过对它的打量。国际传媒巨头默多克曾经慨叹,“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当“关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共识,“解读中国”,则像庞大的中国本身一样复杂多元。

  这种复杂,不仅因为它开创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改变了以欧美为主导的单向演进的现代化历程,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型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也因为在这个占据世界1/5人口的大国,这种“创造”、“改变”与“提供”的背后,所必然带来的深刻的变革、剧烈的转型、前所未有的挑战。

  就像一条沉默多年的江河,忽然间结束了停滞岁月,奔涌出活力四射的磅礴气象,也翻腾起泥沙俱下的残渣积垢;呈现了波澜壮阔的前景,也潜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对它的认知,站在不同的视角,秉持不同的观照,截取不同的断面,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评价、不同的结论。

  即使对过去的十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进入新世纪以来,聚焦中国的发展跨越,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有人却断言中国发展不外乎是“市场列宁主义”、“国家重商主义”;有人认为中国处于千年以来最为辉煌的位置,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柯立芝繁荣”……

  不同角度的分析自有其价值,但中国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颠覆着一些人的预言,修正着教科书上的论断,革新着固有的观念。60多年前,笃信中国共产党“经济上只能是零分”的西方,今天谈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成就;30多年前那些“看空”中国改革的人,今天却把走出危机的希望寄托于这个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表述,今天又衍生出“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的说法。

  任何快速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然积累一些深层次问题。相比于望远镜式的眺望、显微镜式的挑剔、放大镜式的打量,究竟从何处入手,才能不被表象所惑,不为定见所缚,使我们对过去十年的判断把握,经得起逻辑的推敲和实践的检验?

  (三)马克思说过,评价任何一段历史,都无法脱离当时的历史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从2002到2012,在历史的大视野中,中国面临怎样的图景?

  当这一个10年开始的时候,于1978年驶入起飞跑道的中国,仍然不减经济的增势,在为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站在了一个关键路口。

  从发展方位看,这是一个“战略关键期”。这十年,中国正处于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时段,是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十年。走好这十年,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举足轻重。

  从发展阶段看,这是一个“转型碰撞期”。进入新世纪,发展快车道上的中国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镇化进入加速期,经济社会转型进入攻坚期,人民群众政治参与进入活跃期,思想文化进入碰撞期,国际地位进入上升期。这些阶段性特征,给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带来巨大挑战。

  从发展环境看,这是一个“特殊敏感期”。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实力的起伏消长,深刻地重塑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世界历史500年未见的转型”,引发了守成国家疑惧重重的复杂心态。对“另一种制度”的强烈担忧,让社会主义中国遭遇了冷战以来最为露骨的防范,既有“木秀于林”的骄傲,更有“风必摧之”的烦恼。

  从发展动力看,这是一个“寻找驱动期”。原有的人口红利、开放红利、国企改革红利渐渐消减,制度红利还未完全释放。传统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正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爬坡的“中国号”列车,不进则退。

  从发展风险看,这是一个“危险高发期”。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如何避免“东亚困境”?跨入人均GDP4000美元门槛,能否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经历着传统价值解构的社会转型,怎样重塑时代的核心价值?遭遇了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如何巩固执政的信任基础?

  这是过去十年我们党所要面对的多重考验。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完成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经济结构面临深层次矛盾;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扩大,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集中多发……中国的发展也呈现日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时代场景的转换,意味着历史使命的更替。如果说上一个十年,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谷之际,在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因不适应形势变化纷纷下台之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引领的中国道路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了新世纪,有力地肩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那么这一个十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繁重复杂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社会主义中国能否从挑战中艰难突围,决定了这条道路是否更有生命力、更有说服力。

  (四)法国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曾把历史比作海洋,把历史的短时段与长时段分别比作大海的表面与深处,并将二者描述为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依此逻辑,如果我们想透过这十年发展的“表象”,探寻中国道路的“实质”,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国际国内的既定格局中,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中国已经迈入小康社会门槛,但这一小康却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一方面,经济增长翻了近两番,另一方面,我们每创造1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物质生活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但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当此之际,经济社会发展把握得好,中国就能为全面小康奠定决定性基础,把百年现代化进程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走不出“历史三峡”,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已经跨入世界舞台中央,但在通往大国强国之路上,内部环境与外部局势的风险与矛盾,正日益叠加、互相激荡。国际贸易、消费方式、通讯工具的变革,市场放宽与资本流动,两极世界的终结以及新兴国家的经济政治崛起,让世界变得更为复杂。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实际上是首位将中国当作全球化体系一部分来管理的领导人”。当中国工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当广东乌坎事件吸引来大批境外记者,当国际油价的涨跌影响着北京“的哥”的心情,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与世界相连。在全球化时代“治理中国”,中国航船如何破浪前行?

  (五)中国奇迹结束了吗?这个30多年来被西方人问得嘴角起泡的疑问,在这10年中,伴随着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被不停地提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0年间中国充满勇气的转变,引发了“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的浩叹,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说:“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则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时间使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国仅用10年就实现了。

  危机,是考量道路模式的最好尺子。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久聚不散,当西方世界开始“为资本主义会诊”的反思,当“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声音再次响起,作为世界上唯一净资产为正值的大国,手握20万亿元主权资产,中国以高效的政府之手和灵活的市场之手力挽危局,以强大的组织动员机制举全民之力共渡时艰,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注入希望和信心。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答卷,成为“中国道路”近十年来卓越成就的鲜明注脚。

  这是一个让世界惊叹的十年。中国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实际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一路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从第六大经济体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钢铁生产国、全球最大汽车产销国……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超过自我预期,也让世界有点不太适应。

  这也是一个让国人感奋的十年。人均GDP从1000美元攀升至5000美元,一个千年农业大国的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数以亿计的网民活跃于井喷般增长的虚拟空间。取消农业税、普及义务教育,覆盖十几亿人的基本社保体系初步建立,一项项重视民生、倾听民意、保障民权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写入党和国家的法律文件。“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党宣言成为执政理念,“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理想化为执政目标。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能?走过十年,这样的问题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新加坡《联合早报》这样提醒: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较不具新闻轰动效应的故事——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

  (六)从一定程度看,这确实可以称作是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这个故事给出了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要回答,叙述了一种新型制度文明发展完善的历程。

  回顾刚刚过去的十年,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经历了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的辉煌与荣耀,收获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惊喜,但同样遭遇了非典疫情的来势汹汹,感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波诡云谲,铭记了汶川、玉树、舟曲的悲泣悲壮,承受了发生在新疆西藏的分裂闹剧。

  这十年,无情灾害一次次不期而至,突发事件一次次惊心动魄。社会主义中国依靠什么让“中国道路”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总结不同寻常的十年,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由此,不仅可以理解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宝贵探索,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艰辛实践,也能够更好地梳理从十六大到十八大这十年,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创新。

  从“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从“三位一体”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从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十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新的发展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呈现出新的气象。

  在分析现代化规律时,著名学者汤因比曾提出“挑战—回应”模式,认为现代化既是国家之间竞争的最大挑战,也是国家兴盛的最大机遇,关键是如何应对挑战、从困境中奋起。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中国抛弃了被动应对,选择了主动应战。有了科学发展观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社会主义中国未来发展的路径和前景更加明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世界上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进入了一个高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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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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