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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四友:科斯定理的伦理蕴含与困境

更新时间:2012-11-04 17:57:45
作者: 葛四友  

  

  内容摘要:尽管科斯定理对新制度经济学与法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其伦理向度几乎无人问津。然而,科斯定理在某种意义上蕴含了很强的反应得理论,并且其结论具有很强的规范约束力。不仅如此,科斯定理还混淆了罗尔斯所区分出的总结性规则与构成性规则。在这种区分之下,我们可以得到效率概念的不同理解。一方面,如果效率是一种纯粹形式的概念的话,那么科斯定理的成立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另一方面,如果效率是一个实质性概念的话,那么科斯定理的成立就取决于满足一定的道德前提。也就是说,无论效率做何种解释,科斯定理都面临着困境。

  

  关键词:科斯定理 效率 困境

  

  一 科斯定理的基本意义

  

  罗纳德·科斯主要凭其两篇论文《企业的性质》与《社会成本问题》而于199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主要贡献则被另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斯蒂格勒概括为科斯定理。科斯的影响非常之大,一是催生了新制度经济学流派,二是促进了法经济学的兴盛。在西方,有关科斯定理的讨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不绝于耳。在国内,则随着诺奖的光环,科斯也成了炙手可热的研究对象。科斯定理一般概括为两条,《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第一)定理”的解释为:“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以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相应地,科斯第二定理表述如下:如果交易成本大于零,产权的不同配置就会带来不同的经济效益。市场交易如果存在成本,那么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

  

  出于两个原因,科斯第一定理研究得很少。第一,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很少,第二,如果交易成本真的为零,那么我们如何安排产权就是无所谓的,产权只要清晰即可。因此,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研究科斯第二定理指向的问题,即如何用产权配置来减少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率,自然这就会涉及到经济学与法学两方面的研究。但是,遗憾的是,这些讨论基本都是从经济学与法学角度的讨论,其中的效率概念更是作为理所当然的事实概念而加以使用,由此甚少有人从伦理学角度来考察科斯定理。[1]换言之,科斯定理的伦理向度几乎无人问津。然而,科斯定理既有不少的伦理预设,也有着很强的伦理蕴含,它不仅迫使我们重新审思公平与效率表面之间的冲突关系,而且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效率概念本身的性质,进而促使我们重新看待伦理研究与经济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与以往对科斯定理的研究不同,不像经济学与法学中研究时着重考虑交易成本,本文将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交易成本为零之下的科斯第一定理所面临的困境。

  

  二 科斯定理的道德蕴含

  

  科斯是从身边一个又一个相互纠缠的问题开始探讨的,比如邻居的牛吃稻谷这样简单的例子。农夫与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经营,牛总是难免会走失的,从而就会破坏谷物。传统上,我们总是考虑如何防止养牛者对于农夫的损失。但是科斯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如果我们只从农夫的角度考虑问题,只考虑农夫的损失,这是不明智的。因为我们禁止养牛,也一样会给养牛者带来损失。在科斯看来,两者同为损失,且是同等重要的。科斯的讨论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养牛者对农夫进行赔偿。这个时候是养牛者要去找农夫磋商,以获得农夫的允许。其次是养牛者不用对农夫进行赔偿,这个时候是农夫会去找养牛者,然后进行讨价还价。但是在两种情况下,只要交易没有成本,并且大家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的代名词),那么养多少牛,是否种植谷物,是不受初始权利的影响的。(科斯,1994,第4页)由此,科斯的结论是,只要没有交易成本,那么初始产权配置对于效率是没有影响的,影响的只是收入的分配。由此推广之,就得到了科斯第一定理。

  

  根据科斯第一定理,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就可以存在各种各样有效率的制度E1,E2,E3……En等。当然,一定也存在某种制度F,它在产权上是清晰界定的,且它在伦理意义上是公平的。这里为了讨论的方便,我把对制度的道德评价用公平代替了,对制度的经济评价则用效率代表了,因为公平、正义等之间的差别对于此讨论是无关紧要的。效率与公平是评价制度的两个不同维度,在没有市场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只要产权清晰界定,科斯定理就会断言会得到有效率的结果。而公平制度F也可以是清晰的,因此它也必然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因此,只要我们接受一种温和的立场,即同等情况下,我们会选择更有效率的制度或更公平的制度。在这种温和立场下[2],如果社会要决定选择何种制度时,我们肯定会选择制度F。因为基于效率来讲,我们选择任何一个Ej都是无差别的,因为它们都是同样有效率的。由此,根据科斯定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即在无交易成本的世界里,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可以不存在任何矛盾的,也就是说公平与效率是可以完全统一的。

  

  如果此点成立,那么可以得出,在现实中,假如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冲突,那么它必定是由于交易成本所引起的。注意,在科斯定理成立的前提下,交易成本的存在只是公平与效率存在必然矛盾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对任何一种制度Ei而言,交易费用无疑都会影响到效率,对公平制度F的影响是否必定大于其他的制度,则是不确定的。换言之,只有当某种交易费用的存在,它使得有效率的制度可能变成了Ei,而不是同时既公平又有效率的制度F,这个时候,两种制度之间才存在着必然的矛盾,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但是即使是这样,未必F制度里面的所有制度都与Ei相矛盾,也就是说,可能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形,F1,F2,F3……Fj是与Ei1,Ei2,Ei3……Eij是相同的,只有Fj+1开始才是与Eij+1是相矛盾的。那么自然,我们无疑会选择F1到Fj的子制度,至于Fj+1与Eij+1及以后制度的选择,则是有待我们的策略选择了。如果我们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且这里的优先是罗尔斯意义上的词典式优先的话,那么无疑,选择将完全是Eij+1等效率性制度。如果是公平优先,那么自然就是制度F了。当然,如果我们的优先不是那么绝对,而是兼顾为主,那么我们就会存在着某种政治权衡,在公平与效率相冲突的时候进行折衷,由此得到的制度也许就是Em了。

  

  三 科斯定理的道德预设

  

  但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关系是否确实只是交易成本所引起的呢?现在我们从科斯的例子开始考察这一点。我不会关注例子中的推导过程,原因有二,一是笔者认为这种推导过程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二是这种推导已经在制度经济学与法学经济学里有了非常多。我们先来看科斯研究时的预设。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科斯在探讨各种例子时,不同于前人(如庇古)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他看到了问题的相互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禁止养牛者养牛,那么会给农夫带来损失。但是如果我们禁止养牛者养牛,尽管农夫没有损失了,但是这也会给养牛者带来损失。一般而言,这种相互性实际上是“不制止甲会使乙受损,避免对乙的损失将会使甲遭受损害。”[3]这种视角一变,科斯眼里真正的问题也就变成了,“是允许甲对乙造成损害,还是允许乙损害甲?”。但是一般而言,我们认为个人是有权利和应得的,而这种视角转变恰恰就是否认了这种权利和应得。由此,它很容易受到伦理学者的下述反驳:如果我有权不受到你的损害,尽管禁止你养牛会对你会产生伤害,但这是应该做的事情。甚至有的极端者认为:不管禁止养牛者伤害农夫的谷物会对养牛者产生多大的损失,这都是应该干的事情,这是农夫的土地所有权的应有之义。

  

  笔者认为,科斯的这一转变,不管科斯本人是否意识到,他跟罗尔斯走的是类似路线,因为他也是在追究我们的基本制度或说基本结构。因此,我们用罗尔斯的框架来思考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看到这一视角转变的真正含义。当科斯说真正的问题变成了是允许甲伤害乙还是允许乙伤害甲的时候,他不是在既有产权框架之内来思考问题,他现在的问题变成了我们应该如何来设立产权结构本身。对于理解科斯定理而言,无论怎么样强调这一点都不过分,这应该也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基本要义所在。尽管科斯根本就没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如同罗尔斯那样否认了人们的那种前制度应得[4]。因为他对这种视角转变的一个结论是:“关键在于如何避免较严重的损害”[5],而不是如何更好地保护好人们的前制度应得。如果设立产权制度之前有一个应得在那里,那么自然,科斯的视角转换的伦理意义就不存在了,或者说,他的经济效率必然是以违背道德而产生的,从而也就出现了道德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必然冲突。这也正是科斯定理必然具有某种伦理蕴含,因为它具有了罗尔斯在公平正义中所表达出来的那种预设,即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前制度性的应得,我们有的只是在一种正义制度之下的各种合法期望,这种期望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之中就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应得。[6]由于笔者[7]赞同罗尔斯的这一看法,因此,在笔者看来,科斯的这一视角转变是极有意义的,它表明我们在设立产权这一基本制度时,我们对经济效率的考虑是完全可以纳入进来的,并且并不必然与公平相冲突。

  

  这样一来,在反前制度应得的预设之下,科斯定理在基本制度建构方面并不是如同表面所看到的那样令人反感。农夫是否有权利不受到养牛者的损害就不像表面上那么一目了然了,我们要把经济效率纳入考虑之后才能做出判断。因为一般而言,除了极端分子外,没有人认为后果完全是无足轻重的,而一旦道德评价敏感于后果,那么经济效率(如果有的话)就必定会进入我们的道德考虑。一旦经济效率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初定(prima facie)考虑的话,即使真的承认效率与公平是割裂的,那么它们也可以在确立产权结构上产生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可以为其他的考虑所压倒。

  

  同时,科斯这里的探讨还展现了对于产权的另一种看法,即产权并不一定是完整不可分的,它可以以各种形式出现。他在思考养牛者不需要赔偿时,并没有否认农夫的土地所有权。这实际上与克里斯特曼[8]不谋而合,这就是所有权未必是完整统一的一块。它完全可以是分开的,使用权与所有权、收益权与处置权等。这里农夫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这种情形下就不是完整的,而是有条件的。一旦产权是有条件的,那么这为我们思考如何设立产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假设。事实上,在今天中国公寓建设中,我们居民对于其房屋所有权的设立就是如此,我们有使用权,并且这种使用权是受限制的,你只能居住。之所以如此,其道德辩护的一个根本原也许因于,这能满足实际需要,或者是为经济考虑所支持,这能够对大家都有好处。完全不具有产权肯定会产生极大的损失,但是完全绝对且完整的产权对于我们可能也有很大的损害。这个时候,产权形式多样化也许就是避免这种两难困境的一种途径。

  

  下面的假设也许会让我们看得更为清楚。A:我们有绝对、完全的产权,比如说土地权,B:我们没有产权,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相对于B来说,我们自然认为A要更好。但是假如我们都对土地有一种绝对的、神对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人都有权利任意处置其土地。比如说,每个人死后,都可以将自己葬于自己的土地上,任何人不得动它。如果我们尊重这种权利,那么假如当这样做的人数达到一定数目之后,后来人如何还有土地可用,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当然,也许有的人会说,这样做的人不多。但是这样的反驳是没有用的,因为这里不是要反对私有产权,而是反对它的无条件性。刚才的反驳者实际上也蕴含了这样的考虑,假如这种任意使用产生了严重的伤害,那么它是可以废除的。

  

  四 科斯定理与两种规则

  

  上面我们分析了科斯视角转变背后的伦理预设及其具有的积极意义,但这种预设是否支持科斯定理还是个疑问。这里的关键在于科斯定理中的效率究竟指的是什么。它是否如我们直觉中的成为一种指导制度改革的初定理由呢?尽管科斯没有明言,但他至少认为这一定理为我们的制度改革提供了一种初定理由。实际上当科斯在考虑这一问题,包括法官考虑产权问题时,他把效率作为了结论性理由,而不仅仅是初定理由。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看看这一效率是否能够承担这种重任。

  

  对博弈论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它的起始点就是众所周知的囚徒困境。换言之,两个分别来看是合理的个人选择,合在一起却产生了不好的结果。这表明:两个选择分开来看是好的,但是如果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内在关联的话,那么合起来的结果未必是两个好结果的相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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