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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基尔:贝淡宁采访记:离开自由框架,选择儒家学说

更新时间:2012-11-04 17:45:03
作者: 贝淡宁 (进入专栏)   弗兰基尔  

  

  艾米丽·弗兰基尔 著 吴万伟 译

  

  在回顾了从研究社群主义到接受儒家学说的转变过程之后,政治哲学家贝淡宁指出人们应该把城市当作现代世界中代表不同社会价值观的场所。他还认为当今中国推崇的贤能政治可能有助于矫正民主制度中存在的缺陷。

  

  受访者简介:

  

  贝淡宁(Daniel A. Bell),上海交通大学志远讲座教授和清华大学(北京)政治理论教授,比较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国新儒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超越自由民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年)、《东方遭遇西方》(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社群主义及其批评家》(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与人合著《城市的精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年)。编辑和与人合编著作8本,是普林斯顿中国翻译丛书的编辑。

  

  《书籍与观念》(以下简称书):您最早出版的著作之一《社群主义及其批评家》(牛津1993)引用了查尔斯·泰勒、迈克尔·桑德尔、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等人的著作。你是否自认为是社群主义者?现在偏爱政治儒学的立场能被描述为社群主义者吗?

  

  贝淡宁(以下简称贝):我的第一本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确实是对当今英美当代社群主义的辩护。社群主义者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理由是它没有严肃对待社群。在社群主义者看来,美好的生活在于丰富的社会纽带,政府的目的至少部分在于为那种生活提供必要的条件。自由很重要,但是更多是作为实现好生活的手段,其中包括实现丰富的社会生活的手段。否认自由的社会往往也会否认实现丰富的和多样的社会生活的机会:想想文化大革命,当时人们为了显示对国家(至少是作为国家的象征的毛)的忠诚不惜背叛家人。但是英美社群主义说到底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仍然意味着在自由民主的政治框架下运行。

  

  发现儒学

  

  刚开始研究儒学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同样强调社会生活的丰富的和多样的伦理学传统,若按另一个框架,它们不“附属于传统”。研究得越多,我就越发认识到儒学是一种能够说明我从前拥有的大部分道德承诺的道德哲学:好生活意味着丰富的家庭纽带和与朋友的亲密关系,道德发源于亲人然后延伸到陌生人,以及我们应该承诺于社群甚至世界的生活幸福。我喜欢早期儒家的模糊的形而上学承诺,这或许符合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孔子的教育家和立法者应该依靠道德力量而不是严厉惩罚的观点也很有吸引力,正如他的观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为穷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我也喜欢孟子的观点,国外的人道主义干预需要从减轻当地人民的物质痛苦来辩护,而不是推广民主。有些女权主义学者重新阐释儒家来显示它符合性别平等的要求也让我感到安慰。

  

  但是,我与儒家学说的接触也挑战了我从前拥有的某些道德承诺。这不仅是为我的社群主义世界观寻找更多弹药的问题,我已经学到了新的和更好的观点。通过阅读荀子,我学会欣赏等级礼仪的道德价值,这些实际上有助于物质上的平等,看到下级给社会地位高的人鞠躬,我不再觉得不以为然。我也认识到唱歌有助于社会和谐,比从前更同情卡拉Ok了。我明白了批判性思考应该有个限度,不再盲目地鼓励学生批判他们还没有理解的文章。我还学会了质疑西方价值观众两个“神圣”观念。首先,我不再认为一夫一妻制是组织性关系的唯一值得向往的方式。拙著《中国新儒家》中关于性和卡拉OK一章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在这方面,儒家的思想就开放得多。其次,我不再认为一人一票形式的民主是组织政治关系的最好方式。我认为选择领袖的其他形式如考试和举荐相结合更容易实现善治。我坦白承认,在接触儒家之前,我觉得这个观点令人忧虑。所以,我觉得现在与其说我是社群主义者倒不如说我是儒家。

  

  如何定义身份

  

  书:你如何阐述从最初的身份(加拿大人)到后来接受的身份(中国儒家)的转变呢?你认为自己是儒家价值观在东亚国家之外发挥作用的潜力的化身吗?

  

  贝:我个人的身份认同更多是通过城市而不是国家来塑造的。我在蒙特利尔这个双语城市出生和长大,这个事实非常清晰地影响了我的身份,但是,我很难解释作为“加拿大人”意味着什么或是什么身份。这种困扰同样也适用于北京、香港和新加坡:我在这几个城市都生活了若干年,我的身份也被它们塑造和重新塑造。这种观点在我和艾维纳·德夏里特合著的《城市的精神》中有详细阐述,我们并非过于放纵不知克制而是要表明城市是如何塑造我们的身份的。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我确实认为我们更爱“市民”而不是国民,这恰恰因为我们与市民拥有的共同生活更多。儒家的差等之爱有助于解释这一点:对关系最亲密的人---家人和朋友,我们拥有的义务最大,因为他们为我们做的一切,因为他们是我们幸福的主要源泉。我们应该把这种爱和责任感向外扩展,但是延伸得越远,这种义务就变得越小。因此,我们对市民的义务比对国民更多,因为城市是比国家更亲密(或者至少更不遥远)的社会关系之所。

  

  虽然这样说,我还是不敢肯定儒家是否有助于我理解没有儒家渊源的地方的社会背景。我在拙著《城市的精神》1中发现儒家非常有助于解释北京、香港和新加坡的精神气质,因为这几个城市都受儒家传统的影响,但是对解释蒙特利尔、巴黎和纽约的精神则没有多大帮助。我的合著者在解释耶路撒冷、柏林和牛津时也没有依靠儒家,我本人也同意儒家在这方面没有多大价值。

  

  当然,在历史上,儒家超越了中国传播到其他地方,最终成为韩国和越南的主要社会和政治思想。未来,在理论上,西方社会“儒家化”是有可能的,不过,只有在西方社会遭遇长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这种事,正如中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国耻”之后才真正开放国门,向西方学习。我爱儒家,但我也不希望西方社会出现这样的危机。

  

  书:在《城市的精神》中,你提到定量研究方法(在你回答佐尼斯(A. Tzonis)的评论时回顾了“个人体验很重要”),这与你在其他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一致吗?

  

  贝:像很多写作课题一样,我们萌生创作本书的想法开始于始于2001年9月初,当时我和好朋友艾维纳·德夏里特在旧金山的大街上散步,我们被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吸引,接着开始讨论我们熟悉的其他城市,觉得它们也都很特别,各自都有非常有趣的地方,而确认这些城市的特征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所以,我们就想那就共同写一本书吧。政治理论中的许多辩论是有关国家和世界的,但城市当然也有伦理和政治上的意义。我们回顾了沃尔特·本雅明的途径,认为通过在不同的城市闲逛,可以从亲身体验中阐述隐藏起来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意义。但是,几天后,恐怖分子袭击了纽约,在城市悠闲地散步的计划似乎成为非分之想。幸运的是,我们过于悲观了,几年后这个计划被再次提起。

  

  说到方法,我们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只要能帮助我们解释和评价城市的精神,我们都愿意使用。对于从个人经验角度看非常熟悉的城市,求助于亲身体验当然是有道理的。对于其他城市,我们采用了“闲逛的方法”:即我们先阅读有关这个城市及其历史的很多书形成一些假设,然后在城市的大街上闲逛,检验、提炼、甚至抛弃某些假设,我们安排了与这些城市居民的访谈,对象包括不同阶层、不同族群和不同性别的人。我们试图发现他们是否有一些共同点或至少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也试图利用定量的社会研究方法,如城市的价值观调查。遗憾的是,相关的定量研究很少,大部分调查对比的是国家而不是城市。因此,在新加坡一章中我们较多地使用了调查数据,这恰恰因为它是一个城市国家。不过,最近几年出现了很多以城市为基础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那里的很多城市都试图确定其独特精神,这确实是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惊喜。去年五月,我们在上海举办了一场“重新思考城市与身份”的研讨会,收到不少有关城市精神的精彩论文,南京的精神就是由调查数据支持的。

  

  至于定性研究方法是否与我在其他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一致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其实我根本没有过多考虑方法问题,我相信很多政治理论家和我差不多。我们试图思考一些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的有趣的和重要的问题,然后利用任何能够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或信息)。真正思考研究方法往往是在书的大部分已经完成了之后才出现的,我承认《城市的精神》就是如此。多数章节写完之后,我们才开始写长长的绪论,讨论方法问题。我们确实基于这个方法修改了部分章节,但是基本内容并没有因为明确思考方法问题而有所改变。读者对书中大量的自传性材料或许印象深刻,在此意义上,本书确实与我的其他著作不同。但是艾维纳和我的确相信这些材料有助于读者理解我们的主要论点。

  

  城市与国家

  

  请看本书的结尾。我提到妹妹和我把父亲的骨灰撒在加拿大和美国边境的品尼克山上。父亲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他出生于美国,在加拿大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一经反思后就发现这个要求有点怪异。父亲讨厌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者,但不管愿不愿意,他仍然用国家的范畴思考问题。这个故事说明了民族主义思维的威力和非理性特征。其实,父亲喜欢纽约、蒙特利尔、巴黎,他在每座城市都生活了很多年。如果真要表达他最强烈的情感和最理性的欲望的话,他本来可以要求把骨灰撒在这些城市而不是两国的边境地区,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我希望你会同意这个故事很好地支持了我们的论点,即建立城市为基础的身份认同的必要性。顺便说一下,我希望家人把我的骨灰撒在本书讨论的这些城市。

  

  书:本书的政治议程是什么?

  

  贝:我们最初的假设是许多人热爱他们的城市。“我爱纽约”的口号成为现代历史上最成功的营销口号决不是巧合。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复制这个口号,中国的首都常常能看到体恤衫上用英文写的“我爱北京”。人们很容易变得玩世不恭,会说所有这一切都是钱闹的,“我爱多伦多”网站的广告说它是“多伦多美好生活的指南”,结果只是房地产买卖而已。但是,这个口号确实触动了真感情,人们真爱自己的城市。另一方面,国家不会使用这样的口号。你看不到有人会穿着写有“我爱加拿大”的体恤衫上街。如果以史为鉴,人们有理由对期待国民在公开场合如此赤裸裸地、无节制地表达爱国热情的政府感到担忧。国家太大,太复杂、太多样,因而太危险,不值得我们无节制地爱。因此,我们创造了“爱城主义”一词来表达这种情感。随着世界的都市化进程,爱城主义正在传播到全世界的偏僻角落,原来的村庄和乡镇如今变成了国际性大都市,它们竞相争夺居民、新移民、和游客的喜爱。

  

  城市有精神

  

  今天,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里,这和1800年的不足3%形成鲜明对比。到2025年,中国将拥有15个平均人口达两千五百万的特大城市。人们有理由欢迎这样的发展趋势。允许资本、人才、商品自由流动的国际性大都市往往对外国人和历史上处于边缘化的群体持一种更开放的态度。当然,城市无法提供村庄或乡镇给人的那种浓厚的共同体纽带感,但城市居民往往对所在城市的特定生活方式感到自豪,并愿意为此而努力。蒙特利尔人竭力推动该市的法语特征,耶路撒冷人则努力强化其宗教身份认同。实际上,表达某种身份认同或精神的城市往往表现出最强烈的都市自豪感。

  

  把全球化的开放性和强调地方特殊性结合起来的城市也往往具有吸引游客的国际性声誉。人们前往牛津去感受那里的学习精神,前往巴黎则是要参与其浪漫精神。当然,当地人或许不同意吸引游客或参观者的俗套观念,但很少有人拒绝这些精神本身。居住在牛津“边缘化”社区的人或许批评其精英主义教育途径,迫使社会行动者重新思考人们公平接受教育的问题。好莱坞式的爱情观遭到巴黎人的拒绝:巴黎人的浪漫观点是与资产阶级生活形成对比。耶路撒冷的社会批评家认为,宗教应该有一种吸引人的新解释,而不是专注于物品、石头或圣物。北京也吸引了中国最著名的政治批评家云集于此。简而言之,城市精神为居民提供了政治论证的主要来源。

  

  城市有各自独特的精神的观点有悠久的历史,这里的精神是指导居民思维和判断的共同的生活方式。在古代世界,雅典是民主的同义词,斯巴达则代表了军事化训练。耶路撒冷表达了宗教价值观,中国周朝时期作为首都的洛阳双城(成周与王城)则以商业大都市而繁荣。

  

  那么,认为城市在现代世界代表不同社会价值观的观点说得通吗?今天的都市区庞大、异质、多元化,认为某个城市代表了这种或那种精神似乎显得怪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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