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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东力:民粹主义简议

更新时间:2012-11-02 21:56:32
作者: 祝东力  

  

  

   一、引言

  

   民粹主义,众说纷纭,且褒贬不一。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给民粹主义下一个简要的定义:民粹主义,就是体制边缘的大规模群众为自身利益,寻求跨越体制的魅力型领袖,彼此结合,而形成的特定社会情绪、思潮和运动。90年代以来,在中国,民粹主义,既是一个激辩的社会话题,也是一种漫延的社会情绪。作为社会情绪,特别是在一般采用匿名写作的互联网上,每逢突发事件,民粹主义情绪,常以灼人的温度,而引人瞩目。近年来,这种社会情绪正在向社会思潮、进而向社会运动的方向延伸,因此值得特别关注。

   本文将简要说明民粹主义的含义、根源及前景,并对其做出辩证综合的评价。

  

   二、俄国民粹派与一般民粹主义

  

   中国人最初熟悉的民粹主义,是19世纪俄国的政治派别“民粹派”。民粹派(народник)为俄文的意译,原指“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人”。民粹派主要由平民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信奉人民,认为人民即真理,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民粹派称自己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产婆”(巴枯宁语,见《俄国民粹派文选》),他们批判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相信传统互助经济形式“米尔”(村社)是未来社会主义的胚胎,俄国可绕过罪恶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在村社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1870年代,民粹派发起“到民间去”运动,读书人换上农民的衣装,深入乡村,解救人民的苦难。然而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大多数农民对沙皇保持忠诚,甚至把民粹派分子视为国家的敌人。由于民众的冷漠和体制的镇压,民粹派运动很快归于失败。

   民粹派对俄国资本主义前景的忧虑,有其深刻依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效果之一,是迅速造成贫富分化,使大量弱势群众沉淀在体制边缘,或者说,被逐出体制。西欧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其宗主国与海外殖民地之间往往隔山阻海,其资本原始积累的代价,很大程度可由海外殖民地人民来承担。与这种西欧模式不同,沙皇俄国是一个统一的广袤帝国,其臣民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内部。如果资本原始积累充分展开,则大量人口将被甩出现代化进程之外,从而造成社会严重分裂,形成民粹主义运动的土壤。187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的上述过程尚未发生,民粹主义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尽管民粹派知识分子鼓动宣传,却并未形成大规模民众运动。在这个意义上,俄国民粹派可以说是一种“早夭”的民粹主义,是后来严格意义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前史”。

   与俄国民粹派不同,1890年代美国的人民党运动、1940-50年代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新世纪以来法国的国民阵线等,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populism)。这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其特征是,聚集在体制边缘的广大弱势群众,以其自身即人民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他们为统一意志、表达诉求,总是要寻找超越体制的魅力型领袖,作为其政治代表和符号;两种力量结合,形成巨大的合力,冲决、瓦解、颠覆现存权力秩序和利益格局。这两个方面,大规模群众与魅力型领袖,是理解民粹主义的关键。

  

   三、乌合之众与卡里斯玛

  

   民粹主义,总是受到精英阶层的各种指责,所谓仇富、非理性、反现代化、暴力倾向,等等。其实,问题不在于民粹主义是否具有这些“缺点”,问题在于,究竟是谁,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民粹化”,制造了一个日益庞大的底层?是哪个利益集团,造成大量弱势群众日益脱离社会主流生活,在体制边缘沉淀、汇聚,并积累、激化怨恨、愤怒的情绪?如果社会结构的“民粹化”过程不被扭转,社会情绪由量变到质变,进一步升级为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就只是时间问题。也就是说,先有社会结构的“民粹化”,然后才会有社会情绪、思潮、运动层面的民粹主义。假如一个社会的确是由中产阶级居主流、占主导,形成所谓“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那么,即使出现某种民粹主义的情绪和言论,由于缺少足够的社会基础,也断不会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精英们在责骂民粹主义的时候,应当注意孰为因,孰为果,切不可本末倒置。

   民粹主义一定是剧烈的社会变动期、转型期的产物,观察近代以来的全球历史,无不如此。相反,停滞的社会,即使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例如中世纪的欧洲或实行种姓制的印度,尽管也存在一个庞大的底层,但由于各安其分,各司其守,并不会发生民粹主义运动。只有在社会变动期、转型期,财富资源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弱势群众在被剥夺的同时,权利意识也随之觉醒。这时,民粹主义便呼之欲出了。

   但是,在社会博弈的力量格局中,被体制所剥夺、排斥的广大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处于明显弱势,缺少组织、财政、信息等资源,不啻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由于天然的反精英、反科层制的倾向,难以自动组织起来。因此,为摆脱弱势地位,成为合格的博弈者,弱势群众只有寻找有力量的同盟者。这种寻找,实际上,就是一种时代的召唤。另一方面,既然占据体制内的都是对立面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同盟者,就不可能是体制的一部分——事实上,他往往是一个具有特殊禀赋的“个人”,即有超凡魅力、才能和领袖气质的“个人”,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卡里斯玛”(魅力型领袖)。这样的领袖,可能崛起于体制之外,也可能脱颖于体制之内,但他决不代表既得利益集团,而天然地反对精英主义及其组织化的形式科层制,从而必然是超越体制的。

   乌合之众与卡里斯玛相结合,民粹主义的要素就算齐备了。

  

   四、民粹主义的两种前景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古代中国相当特殊,自秦以后,大多数时候,市场化程度一直比较高。例如,农耕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辛弃疾语),即可以自由买卖。因此,中国历史上经常大量产生变卖土地、从而脱离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进而成为流民,流民造反,王朝倾覆,历史周期性循环往复。在各大文明中,只有中国,农民起义罕见地频繁,这绝非偶然,而与市场化程度较高这一基本国情直接相关。由此,也造成民粹主义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有其深厚土壤,形成悠久传统。这一传统,遇到适当的机会一定会被激活。

   中国的90年代始于1992年冬春之交,市场化改革导致急剧的社会变动,造成迅速的社会分化。到90年代末,一方面,乡镇企业陷入困境,大多由集体所有制改为私营企业,造成农村贫富分化严重;另一方面,国企改革和亚洲金融危机,导致职工大规模下岗,形成庞大的城市贫民阶层。社会学家孙立平借用一位法国学者的比喻,把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过程看作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于社会结构之外。”(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这种严重的分化和断裂,是当时“新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时至今日,这个市场化进程总体上并未逆转。社会结构的“民粹化”导致民粹主义的社会情绪日益积累和激化,成为时代的隐忧。从历史看,民粹主义运动的前景无非是两个:或者溃败,或者被改造。溃败很简单,“乌合之众”由于缺少严密的组织,因而无法追求理性的目标,也无法完成周密的计划,执行审慎的策略,最终一定会脱离“卡里斯玛”的引导,而陷入混乱。“文革”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当群众运动按照其内在规律展开的时候,总是激情淹没理智,短期利益掩盖长远利益,最后很难避免溃乱的结局。

   被改造的情况复杂一些,还是举毛泽东的例子。20年代的工农运动,之所以避免了溃败的命运,是由于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赋予了原本是乌合之众的底层工农以主义、制度、纪律,用“支部建在连上”等一系列措施,使之完成了组织化过程。实际上,所谓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谓民主集中制,都是领袖、精英与群众良性互动的实例。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而“文革”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民粹式的群众运动未能实现有效的组织化。

  

   五、简要的评价

  

   民粹主义是启蒙运动的遗产,只有“人生而平等”这一启蒙主义的观念确立之后,民粹主义才有其正当性。与之对比,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十分明显。因为自西周封建制瓦解之后,“均贫富”(晏子)、“民重君轻”(孟子)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之一。在这方面,民粹主义的进步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又是对社会严重不公的症候式的反应,是被动的、自发的、盲目的,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

   当然,我们不应过多地指责民粹主义,因为它毕竟只是一种社会症候。重要的是寻找和消除其社会症结,即对广大弱势群众的剥夺。只有除掉这个社会根源,民粹主义才能真正被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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