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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

更新时间:2012-10-31 07:27:23
作者: 周方银  

  

  1.以合法化的方式崛起,减小来自体系的阻力

  在等级化的体系中,诸侯通过“尊王”之举可以占据道义制高点。获得周王室的正式认可,特别是获得王室给予的封号,使其在体系中通过合法的程序获得一个高于其他诸侯的地位。作为一种崛起和争霸的方式,尊王攘夷的合理性在于,“为朋友的利益而战可以产生软实力”。(22)特别是在体系中存在较多中小国家时,尊王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中小诸侯对争霸者的认识和态度,从而有助于大国在争霸过程中实力的正向积聚。

  2.“尊王”具有信号作用

  在争霸过程中,一国在体系中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尊王”的做法有助于对周王室和其他诸侯进行安抚。“尊王”意味着,大国的争霸行为是在不改变等级制的前提下进行,它并未威胁现存的等级制本身,反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长等级制的生命力,因此是大体可以被接受的崛起方式。

  3.“尊王”有助于孤立和威慑其他大国“尊王”并不足以让体系内的其他大国满意,体系中具有相当实力的潜在竞争性大国对霸主仍会有所不满,并随时希望取现在的霸主而代之。霸主的“尊王”也不能使这些竞争性大国受益,反而会变相地矮化其他竞争性大国在体系中的地位。因此,它们不会因此而轻易遵从霸主。另一方面,由于霸主不是以一种严重威胁其他大国的生存和重要利益的方式提升自身在体系中的地位,加上霸主通过“尊王”可以获得王室名义上的支持以及获得其他中小诸侯较为实质性的支持,由此形成道义压力和力量优势的双重组合,可以对其他大国形成一定的威慑,从而弱化其他大国的反制,避免其他大国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出现。

  (二)“尊王”作为有效争霸策略的条件

  作为一种有效的争霸方式,“尊王”有较为严格的条件限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较为松散的等级体系,中心权威具有权威地位但已无实力优势

  在严格等级制下,中心权威同时掌握着多方面的权力资源,拥有严格的实力优势。其他诸侯如果试图通过“尊王”的方式获取霸主地位,首先面临来自中心权威机构比如周王室的强力打压,如果被王室强力打压,则“尊王”本身失去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尊王”作为有效争霸方式出现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争霸大国在军事实力上已经超过名义上的中央权威。也就是说,“尊王”的出现,是在周王室的军事实力逐渐降低、诸侯的实力逐渐上升,大国与王室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较为显著的、被诸侯普遍感觉到的逆转的情况下发生的。郑庄公在周王室还具备较强实力时试图称霸,结果受到周王室的直接打压。到齐桓公称霸时,王室与大国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已经发生决定性的、可被公开观察到的逆转。在现实的实力对比下,即使周王室发现自身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受齐桓公行为的侵蚀,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对其进行打压也不再现实。

  如果等级制完全失去约束力,中心权威即使在名义上的作用也变得微小,那么诸侯会失去“尊王”的积极性,不愿再借助于“尊王”这一曲折路径来提高自身在体系中的地位、合法性与影响力。一方面,“尊王”其实有不低的成本;另一方面,此时“尊王”已不能带来可观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争霸策略的“尊王”就会从历史舞台上逐渐消失。“尊王”行为的逐渐弱化其实是与周王室的合法性、观念影响力的逐渐降低同向发展的。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合法性与权威总体上是下降趋势,相应地,我们可以从后面的案例分析中看到,大国在争霸过程中,对“尊王”的虔敬程度也呈下降趋势。(23)

  2.强大的硬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

  以“尊王”形式进行的争霸仍然是一种大国争霸行为,它不能脱离实力政治的基本逻辑。一国要以“尊王”的方式成功称霸,需要以强大的硬实力为基础,而且其硬实力一般要经历大国战争的有效检验。大国战争对硬实力检验的结果会对王室以及其他诸侯的预期产生实质性影响,从而影响到其对霸主的接受程度。在这方面,晋文公、楚庄王的称霸都成功地经过了大国战争的检验,齐桓公则是以优势力量使楚国承认自身实力方面的劣势并对齐国的霸主地位表示尊重。

  如果一国实力不足以服众,而试图遵循同样的方式成为霸主,其结果不可能获得成功。宋襄公的失败是最著名的例子。秦穆公则由于始终无法制服位于其东方的大国晋国,而无法获得中原霸主地位,只能以霸于西戎而告终。宋襄公的例子清楚地说明,尊王攘夷在某种意义上是大国的特权。如果实力不够,却模仿尊王的做法,无疑会引起其他大国的不满,从而只会自讨苦吃,招致失败的结果。(24)

  (三)尊王与竞争性策略

  即使在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情况下,试图在体系内称霸的诸侯仍然会寻求“尊王”之外的方式,试图从体系中更直接地获取利益。也就是说,它并非唯一的或单一的策略,而是面临着其他策略的竞争或补充。在这些竞争性或补充性的策略中,特别重要的是向周边地区进行低成本的扩张。其中,楚国在春秋时吞并诸侯国最多。据清朝学者顾栋高统计,春秋

  242年间,楚灭国四十二。(25)这个数字或许稍有出入,但说楚在春秋时期共灭40-50国大体是符合实际的。(26)此外,齐先后灭了三十余国,成为东方大国;晋先后灭二十余国,征服四十余国,成为中原大国;秦兼并十余国,成为西方大国。(27)当然,这是就整个春秋时期而言的,其中有些征服行为是在该国成为霸主之后、包括从霸主地位跌落下来以后进行的。

  向周边的扩张虽然可以积累实力,但不能使一国自动地获得体系内的霸主地位。在具备足够的实力后,为了获得霸主地位,仍然需要通过与中原大国进行大国战争的方式,获得王室和诸侯对其实力地位的认可。当“尊王”不再是一种有效的争霸策略,或者当诸侯不再认为“尊王”是一种有效的争霸策略时,尊王的行为就会逐渐从大国争霸的舞台上消失。

  (四)尊王的内在限制:诸侯与王室对体系内权威的争夺

  在尊王过程中,对争霸诸侯来说,“尊王”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获取霸主地位才是目的。因此,诸侯对“尊王”常常采取一种工具性利用的态度,这很容易导致对王室权威的僭越或者威逼。

  在尊王表象的背后,难以掩盖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霸主与周王室之间,有时会存在对权威的争夺或竞争关系。霸主通过尊王,以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方式在体系内获得权威,如晋文公被王室认可,并被王室命为诸侯之长,赋予安定诸侯的权力,这使其在体系内获得了非同一般的权威,然后很快就发生了晋文公“以臣招君”的事情。霸主获得的权威和具有合法性的地位,会在诸侯中产生一种服从霸主的义务。这使霸主对不服从的诸侯可以合法地进行征伐,加上其本身具有的实力优势,其结果有利于霸主权威的正向积聚。霸主的权威达到一定高度后,可能会危及王室的权威,(28)并进而危及王室在体系中的超然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在周王室和霸主之间就会产生对权威的争夺问题。由于权威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权力,(29)因此,对权威的争夺实际上是对权力的争夺。

  其结果,对于霸主利用王室赋予的合法性聚集权威这种情况,王室会在一定范围内加以鼓励,但当霸主的权威和威望达到很高的程度,特别是对王室权威产生威胁时,王室会对霸主进行制约。基于合法性之上的权威,其价值对周王室更是至关重要,因为在丧失实力优势地位后,王室所拥有的权威和合法性是其最重要的权力资产。它必然会小心谨慎地保护这一资产,避免它被那些有野心的争霸大国廉价地拿走。我们在后面的案例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王室在对诸侯尊王的行为表示“肯定”和“赞赏”的同时,对于其试图逾越礼制的行为保持着高度的戒心。王室对那些“尊王”的诸侯也高度警惕,甚至不排除采取暗中破坏的举动。(30)从总体上说,在春秋时期,周王室虽然一时赋予这一诸侯、一时赋予那一诸侯一定的权威,使齐桓公、晋文公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假借王室权威做一些事情,但这一合法性地位和权威并没有因此而被永久性地转移走,这是周王室的成功之处。

  在尊王攘夷的过程中,周王室与诸侯对权威的争夺是春秋争霸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和有趣的方面,是等级制下争霸行为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以往研究中有所忽视的地方。

  

  四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行为的案例分析

  

  笔者将在本节对春秋时期诸侯尊王的案例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本文的案例分析集中在所谓的春秋五霸上。对于春秋五霸是哪五霸,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按《春秋》所记,五霸似应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31)本文选取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的争霸行为和争霸策略作为考察对象。

  这些案例的内容较为丰富,可以让我们理解不同变量在其中起作用的方式。首先,这些诸侯之间的实力存在差距,有实力强大的晋国和楚国,也有只具二流国家实力却试图称霸的宋国。其次,在它们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齐、晋、宋是中原诸侯,秦、楚则一开始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之国。对中原诸侯来说,它们是异质文化的代表,但在它们之间,称霸策略和争霸结果也有差异。由此,也可考察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通过对这几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同时考察诸侯的争霸行为和争霸策略是如何随着体系的渐变而演变以及诸侯的行为又是如何推动体系的变化的。

  这里的案例分析不是对诸侯争霸的过程进行全面仔细的分析,而是尽可能清晰地揭示它们争霸过程中与本文涉及的理论要点有关的方面,以获得对作为争霸策略的“尊王”的有效性、适用条件、其使用过程中各方如何相互博弈这些方面更为深刻的认识。案例分析的内容,一方面是对诸侯争霸行为的外部观察;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当时的国君、相关决策者话语的分析,判断参与争霸的诸侯主观上是否认为尊王是一个有效战略以及它们如何具体地从行为逻辑上把尊王攘夷与其他行为体的反应、争霸成功的可能性等联系起来。这一分析一方面可以对本文前面提出的观点进行检验,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获得关于等级体系下争霸行为的更深刻认识。

  (一)齐桓公的争霸行为与策略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个成功的霸主,他是尊王攘夷策略的成功实施者。由于齐是姜姓诸侯,齐桓公作为异性诸侯,可以避免诸侯同姓通婚的禁忌,有资格娶周王之女。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齐桓公亲赴鲁国迎娶周庄王之女,此举拉近了他与周王室的距离,从此以后,齐桓公就能够以天子懿亲的身份进行活动。(32)

  齐桓公在政治舞台上的初步成绩是北杏之盟和其后的讨伐宋国。鲁庄公十二年(公元前682年),宋国发生内乱,第二年春,齐桓公为平定宋国之乱,在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境)召集宋、陈、蔡、邾等国诸侯会盟,遂国应邀而不赴会,北杏会盟之后,齐桓公即派兵将遂灭掉。

  两年后,因为宋国违背北杏之盟的盟约,齐派人到周,请求周天子允许他率诸侯的军队伐宋。当时,诸侯间进行战争本不需要周天子批准。齐桓公的这一举动表达了他对周天子的特殊和自觉的尊崇,周王室对此自然求之不得,派大夫单伯去和诸侯军队会合,终于迫使宋国请求媾和。(33)这件事的重点不在于齐桓公对宋国的征伐,而在于齐桓公出兵之前向周王室请示这一特殊举动。齐桓公的行为得到了周王室的大力支持,双方由此也实现利益上的互惠。

  鲁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冬,齐桓公召集宋、卫、郑三国在鄄(今山东鄄城西北)会盟,单伯又代表周王室到会,以支持齐桓公。翌年春,齐、宋、卫、郑、陈再次会于鄄,《左传》说这标志着“齐始霸也”。(34)

  齐桓公霸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楚国的对抗,齐楚对抗虽然有攘夷的成分,但主要方面还是对霸权的争夺。

  楚国经楚武王、楚文王的经营,逐步跃入强国之林,到楚成王时,显出更盛的气势。楚先后灭掉汉水以北的许多姬姓诸侯,并迫使蔡国服楚。此后,楚的势力进一步向中原地区扩展。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楚伐郑,攻到郑国都城郊外。齐、鲁、宋三国军队前往救郑,楚才退军。第二年,楚又两次伐郑。齐桓公谋划救援郑国,并为与楚对抗做了较为充分的外交准备。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齐国找到伐蔡的借口,管仲建议齐挟王命以伐楚,认为“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仇之实”。(35)总之,管仲认为,借天子之名伐楚是名利双收的事情。

  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春,齐桓公会同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军队伐蔡,蔡国一触即溃。于是八国军队继续伐楚,伐楚也是齐国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

  面对齐国及其同盟军队,楚成王派使者去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实际是问齐国有什么权利、凭什么来攻打楚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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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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