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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德刚:“姓社姓资”问题的多维解析(上)

更新时间:2012-10-29 16:21:52
作者: 董德刚 (进入专栏)  

  带有二重性质。

  马克思等先哲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等弊端,在吸收空想社会主义有关思想和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中提出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和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战略和策略,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并且组织各国工人群众进行斗争,剧烈震撼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面对多种社会矛盾甚至危机,不得不进行一定调整,缓和社会矛盾,促使自身发生了若干变化。

  一些长期遭受封建统治压迫、此时又受到资本主义侵害的落后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于是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并在俄国、中国等国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曾经一度辉煌。受其影响,社会主义思想在一些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起初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如冷战年代),各走自己道路,互相否定,互相排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先发优势和内部创新,率先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手段未被普遍认可,但追求社会公平和人类解放等价值取向赢得了不少人的赞同;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不被看好,但人们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存在不少弊端,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应时而兴。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代表着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取得一定成果,但也留下了较大缺憾: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受到其落后生产力和长期封建专制传统的严重制约,又固守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文化发展虽然也有一定成就,但总体明显落后。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以及新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各国相互开放度扩大,更多干部群众有条件进行横向比较,相互影响加深,在各国内部矛盾发展包括各个利益集团博弈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国家吸收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国家吸收资本主义因素,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总体上处于劣势,内部矛盾激化,东欧数国和苏联相继发生社会制度的剧变,中国等国家不得不实行渐进式改革,但其变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深度和广度却堪称一场“革命”,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在当代世界上,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仅有少数国家,多年宣传的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观念遇到了现实的挑战,“姓社姓资”问题突出起来了,成为这些国家特有的问题。

  以上,就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的简略缩影,也是“姓社姓资”问题凸显的社会历史背景。

  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也是历史的、变化的。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的理论家和政治家虽然也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著作,对社会主义有所了解,但认识是有很大局限的,通常都把苏联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

  1956年9月,我们党的八大宣布:“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里所体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是什么?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就是当时我们党的基本认识。历史证明,不考虑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考虑政治、文化和人的发展程度,仅仅用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这种认识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

  还应指出,“三大改造”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转变的根本变革即社会主义革命。如此重大的决策,党内实际是有很多不同意见的,例如,刘少奇等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曾受到严厉批评[⑩],毛泽东还批评了“确保私有”“四大自由”等“资产阶级观念”以及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小脚女人”[11]。本来,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义的人民经济”。然而,仅仅过了不到4年时间,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就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12],随后就在全国实行“三大改造”,没有经过当时行使最高国家政权机关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讨论批准,就否定了前述《共同纲领》的规定,根本改变了我国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要史实,值得深思和总结。“三大改造”的实质是消灭私有制。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消灭私有制,根本理由是物质生产高度社会化了,私有制严重阻碍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可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物质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私有制尚未成为它的障碍,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断然实行消灭私有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思想,不适合当时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姑且不谈“三大改造”后我国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仅从半个世纪后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就不难得出合理的结论。这个重大问题,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认真讨论。

  1957年以后,我国发生了多次极“左”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完全走上了歧路,人民普遍贫穷,思想文化凋敝,国家动乱不止。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3]这里所说的没有搞清楚的主体,首要的是指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领袖人物。[14]而没有搞清楚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多次总结过,例如,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而经济和政治正是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认识。择要来说,在坚定不移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一是根本突破计划经济,肯定了市场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包括我国现阶段都是不可跨越的;二是由注重社会主义的手段(公有制、按劳分配等)转变到注重社会主义的目的(即邓小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本质——人民共同富裕);三是对社会主义目的的认识,由只重经济增长到注重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到以人为本的深化[15]。

  至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情形大致相似。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大多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停滞和贫富两极分化,政治上阶级压迫残酷,文化上腐朽没落,“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主义已经腐朽、垂死,很快就要灭亡。这是完全把资本主义妖魔化、漫画化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论证的,因为人们以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愈黑暗,社会主义就愈光明,反之,资本主义愈发达,社会主义就愈落后。当时流行的宣传口号是:“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只有大批资本主义,才能大干社会主义。”“仇资病”、“恐资病”、“谈资色变”成为我国政治领域长期的流行病。实际上,即使是领导层也不大了解资本主义的情况,不知道现代化是怎么回事。例如,作为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比较了解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在1978年10月访问日本日产汽车公司时十分感慨地说:“今天,我知道什么叫现代化了。”至于广大一般干部和群众,更不知道什么叫现代工业、现代商业、现代金融、现代政治、现代文化了。同时,领导层又真切感受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技术、军事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占据着制高点,而且在政治法律、思想文化方面也是“输出国”,呈现强势,因此经常强调要警惕资本主义的腐蚀、防止“和平演变”。改革开放以后,打开了封闭的国门,人们才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不是那个样子,它们也有很多进步的东西,有些国家甚至比我们还富裕、民主、文明。在许多人的心中,观念的影像在很大程度上被颠倒过来了,尽管还有少数人依然坚持过去的观点。与此同时,我们党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方针,强调各国之间要和平、合作、共同发展,强调“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6]其中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新认识。

  由此得到的一个教训是,不要随意假想一个与现实不符的丑恶的资本主义,然后大肆进行漫画式的批判。这没有说服力,只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之所以选择和实行资本主义,一定有他们的根据和理由,我们应当尊重这种选择,理性对待这种选择。把大多数国家描绘得漆黑一团,是对人类的丑化和污蔑,会把自己推向同人类大多数对立的地位。

  回过头来反思,马克思当年所看到的资本主义,是正处于“青春期”因而“生理和心理一度失衡”的上升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本身很不成熟,在对这种“旧世界”的批判中所发现的“新世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无疑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还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和修正,不是成熟的理论,不能视为终极真理。这不应苛求马克思,没有看到过成熟的资本主义不是他的错,他作出了革命家兼思想家的双重贡献,已经很了不起了。问题是我们不应把这些有限的认识僵化,当作终极真理,以为是不可移易的。

  有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说他们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于理不通;说我们中国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于理不通。但这是历史事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事情十分复杂,而且在不断变化,加之人们的主观偏见和幻想掺杂其中,使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应当强调的是,现在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原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马克思设想的那个理想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过去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山已不是那个山,水已不是那个水。”它们都是历史的、变化的。[17]

  可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历史的概念。在当代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含义多变,界限模糊,迄今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外延明确的、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定义。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所以,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要停留于这两个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概念上,一定要有历史的变化的观点,必须顾及时间、地点和有关条件,要深入分析它们的具体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人的发展状况等。否则,就会含混不清,难以澄明。

  

  三、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名实关系

  

  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一般概念的局限性。社会形态是极其复杂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概念通常只是对其中某类社会制度的概括,没有包括生产力状况、技术社会形态方面,并不是社会形态的全部。进一步说,真实存在的社会制度也是具体的、个别的、“历史的”,千姿百态,各不相同,譬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有君主立宪制、总统制、三权分立、四权分立等种种差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概念都只是对这些社会制度的某一方面或主要方面的抽象概括,并非囊括无遗。而且,像一切事物一样,社会形态包括社会制度也处于不断的变化演进中,而概念一旦形成,其含义就具有一定稳定性、凝固性或惯性,不会轻易改变,从而同它原来所指称的对象不再完全符合,以至渐行渐远。

  这涉及到名实关系即作为概念的词语同它所指称的事物的关系问题。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看,名实关系大体有四类情形:

  第一类,名未变而实已变,这是经常发生的。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名还是那个名,但实已不是那个实。又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强调的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等,其实际内容与过去相比也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党多次指出,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涵。[18]当然,实的变化至少有两个方向:变好与变坏。对于后者,人们常称之为有名无实。

  第二类,名变而实未变,即所谓“新瓶装旧酒”。如封建皇帝变为共和国主席或共产党领袖,但个人权力至高无上的实际地位却并无多大改变,甚至实行父传子、子传孙的世袭制或最高领袖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变相世袭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为此提供了实例。正如《共产党宣言》在批评“封建的社会主义”时所讥讽的那样:他们虽然标榜社会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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