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钢:十八大与中国改革的方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1 次 更新时间:2012-10-25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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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钢  

30年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贫穷,所以改革方向是发展经济,30年后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民生,所以改革方向应该转变如何改善民生。改善民生能够一举两得,一能够扩大内需,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二改善民生可以化解贫富差距矛盾。那么,如何才能改善民生呢?一是增加工资收入,二是模仿美国和西方国家采用信用消费模式,三是政府投资民生,把老百姓从房地产,医疗和教育新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

增加工资,能够改善民生,扩大内需,但是问题是目前中国企业增加工资的空间非常有限。企业给员工增加工资的前提是生产效率与利润的提高,而中国企业现在的竞争力来源于低成本特别是劳动力廉价成本,所以,如果增加工资,中国企业也就将失去自身的竞争力,结果不是企业倒闭,就是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或者转移到海外,而企业员工可能面临涨了工资,但没了工作的处境,对此如专家分析的那样,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增加劳动者报酬,但增加工资的副作用是降低就业的增长,当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力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时候,就业增长会减慢一个百分点。增加工资给劳动者报酬,会增加每一个有工作人的报酬,但不能增长所有劳动者报酬的总和,就是因为增加工资以后,参与劳动的人数会降低。

那么,中国是否可以模仿美国和西方国家采用信用消费模式呢?所谓信用消费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债务消费模式,既然企业给员工增加工资空间有限,而政府又是非生产性机构,所以信用消费模式是唯一能够被接受又能够拉动内需的手段,它能够提升内需的空间,推动经济的繁荣,信用消费模式出现于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信用消费模式达到发展的顶峰,甚至泛滥的程度,伴随信用消费的发展,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的繁荣。同时,它能够迅速催生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壮大,推动社会结构向橄榄型方向发展。但是,信用消费模式的致命弱点是它建立在债务基础上,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人因为信用消费模式已经把以后几代人的钱都花完了,一旦债务危机爆发,人们突然发现所谓繁荣只是非理性繁荣,所谓中产阶级梦想只是一场梦幻。

既然企业给员工增加工资空间有限,既然信用消费模式已经被证明是有风险的,两种方法都不足以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可持续地发展和繁荣,那么,政府是否可以有所作为呢?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的运行规律以及财富的如何增长,政治学主要研究分配的公平以及如何确保社会的正义,而在现实社会中生产与分配是不可分离的,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所以,经济学与政治学不可能完全独立,这样就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经济领域的活动主角是市场和企业,政治领域的主角是国家和政府,企业主管市场和财富的生产,政府主管财富的分配与社会的正义,这是市场与政府的分工与职能的区别,换言之,在经济领域应该是国退民进,在政治与分配或者民生领域,应该是国进民退,所以,政府在拉动内需,保障民生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而且是主角,如果政府不作为,民生问题不可能解决,而民生问题不解决,内需不可能扩大。中国改革总趋势是国退民进,但是在经济领域与分配和民生领域是不一致的,在经济领域国退民进并不彻底,相反有国进民退的反弹迹象,在民生领域国退民进表现却相当顺利,对此新加坡郑永年分析道,“在中国国有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的强有力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则长驱直入。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的市场化;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也即该退的不退,该进的没有进。那么,在社会与民生领域国退民进其影响怎样呢?

首先,国退导致中国原有国家全包或保姆型的社会保障体系解体,但是新的体系却没有马上建立,民众负担加剧,居民消费下降,进而遏制了有效需求的释放。1978年改革伊始,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当年可支配收入。那时是全能政府时期,城市人的工作、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都由国家包办。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第一期减少了一半。其影响是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1950年代初的69%直线下降到最近的35%。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增长,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番。过去60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的比重直线上升。2000年的时候,居民消费率是40%,而2010年的居民消费率只有33%,这足以说明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在下降。

其次,国退导致社会民生领域建设与投入严重不足,一方面,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大规模回升。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上升到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还大。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5亿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8亿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3亿。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第二次分配”,但实际情况可能跟理想相差很远。与巴西相比,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个项目上的开支仅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的教育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我们不到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数据支持。

最后,民进是否推动了中国民生领域的建设与发展呢?事实上,民进导致的结果是催生了中国房地产,医疗,教育的暴利,犹如将中国百姓推入虎狼之口,高房价,看病难,小孩上学贵已经耗尽百姓一生的积蓄,甚至几代人的积蓄,他们已经没有钱扩大内需,根据分析,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需要2.53代人的储蓄才能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长沙、南昌和太原等二线城市,需要1.26代人的储蓄才能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即使像岳阳、保定等三线城市,也需要0.81代人的储蓄才能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穷尽一生的储蓄,尚且不能支付一套100平方米公寓的价格。当需要我们数代人的储蓄才能够买得起一套公寓的时候,这就说明,高房价以及背后高地价的本质,是把我们几代人的储蓄,转化为政府的非税收入,进而转化为高速公路、地铁、机场、大桥等政府公共支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上一代人储蓄的耗尽,随着我们未来的储蓄通过房地产按揭贷款转化为当前的买房支出。老百姓未来还有充足的储蓄吗?高房价对数代人储蓄的掠夺,同时也意味着当前和未来老百姓消费能力的萎缩,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还能够有内需吗?

政府投资民生,无疑能够化解中国目前面临的内忧。首先,政府投资民生,可以为投资找到新的增长点,之前中国投资集中于铁公基,那么,如果现在转向投资学校,医院,保障性租房,建设养老院等,不仅能够继续拉动投资,而且能够改善民生的硬件环境。其次,政府投资民生,可以将百姓从房地产,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释放和拉动内需,提升幸福指数。政府投资民生不仅仅指硬件的投入,更主要指保障民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包括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或廉价住房,以及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等等,政府应该是最大的慈善机构,中国发展方向应该是福利型国家。其三,内需的扩大,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没有内需,显然这一转型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中国叫得响,但是做得少,已经失去很多时间。同时从政治意义上讲,政府投资民生,可以化解社会贫富不均现象,化解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最后,投资民生,可以使中国避免和跨越中等国家收入陷阱,从目前的国富民穷发展为民富国强。所以,投资民生,改善民生应该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同时也应该是中国改革的下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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