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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吉:此封建非那封建——为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辨析

更新时间:2012-10-18 21:47:55
作者: 刘吉  
虽然还不是完善的社会主义,但恐怕也已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

   在中国,除了输入西方否定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种种观点外,还多了一个封建社会的歧义问题。我不知道英文Feudalism当年如何在中国译为封建主义,要考证它是我力不能及的。我请教一些学者也只是各种猜想:(1)洋泾浜音译,Feudal类似中国话的封建;(2)译者找不到Feudalism在中国语文中对应的确切译词,又不太熟悉中国古代历史,就借用了西周封建制中封建一词;(3)首先是日本译为封建主义,传至中国。据我了解,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早就指出西周的封建制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完全两码事。如果不是钱先生首先发现,至少由于钱先生的学术威望也是最有社会影响的。于是一些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和某些学者据此否定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他们认为既然西周的封建制度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而秦汉以降两千年的社会又与西周封建制风马牛不相及,却被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冠以封建社会,真是历史最大的误会,甚至有讽为“一个世纪的笑话”。

   其实,真正可笑的是他们自己的无知。马克思主义何时讲过,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封建主义就是西周的封建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范文澜、郭沫若、毛泽东都有不同的说法,在学术上还是一个争鸣的命题。就我的有限历史知识,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大致可以表述如下:从黄帝到唐尧虞舜,中国进入部落联盟,就经济形态而言是狩猎采集的原始社会,无私有制更无阶级,天下为公,部落联盟领袖更替是禅让制。到夏禹王后,成为“家天下”,夏商西周三代中国是奴隶社会,郭沫若先生《奴隶制社会》有详细的考证。作为畜牧经济(不同于欧洲的,中国此时农耕已逐渐发达)的社会形态是奴隶制,而作为奴隶制国家的政治制度也由禅让制转为分封制,即天子把国土分封给自己的亲属或家臣,是为诸侯国,诸侯国再把国土分封给自己的亲属和家臣,如此层层分封。随着国土分封,同时也分配了相应的社会资源,包括奴隶。到西周这种分封制达到完善程度,后世史书也称之为封建制。这种分封制,在最初由于血统亲情的联系,对巩固天下统一和天子统治起了十分稳固的作用。但是过了五服以后,血统的认同感消弱了,而贤能后代与昏庸后代差异造成诸侯国发展不平衡,从而争夺国土资源再分配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这就进入了东周春秋战国时代。在长达几百年的战争中,奴隶获得自由逃亡的机会,战争要调动奴隶的积极性,以及有战功的奴隶得到奖赏,等等因素,使独立生产的非奴隶的平民阶层壮大了。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不仅农耕社会更发达了,耕作制度也从最初奴隶制集体排耕,改为调动奴隶积极性的井田制,进一步井田制也不行了,演进为农民与地主的租佃制。新的经济基础要求新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变分封制为中央集权郡县制,这个制度经此后两千年不断完善达到极致,其影响直达今天。

   邓小平说,“历史宜粗不宜细”,从研究历史规律来看,这是至理名言。以上粗线条分析表明,从社会形态看中国经历了黄帝到尧舜的原始社会、夏商周的奴隶社会,以及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春秋战国几百年是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大动乱大变革的时期。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落后的封建社会大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的境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完全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这些社会形态相应,国家行政管理的政治体制是禅让制、分封(封建)制和中央集权郡县制。夏商周的封建制是奴隶社会的政治体制与秦汉以后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范畴!此“封建”非那封建!某些人从封建二字望文生义来否定来讥讽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毫无道理的。

  

   三

  

   李峰教授赞成研究历史分期的意义。他举出了西方除了马克思主义“五个阶段理论”以外,还有韦伯“个人魅力型、传统权威型和法理型”三种统治模式(李教授正确批评这种区分“太狭隘”了);“游团-氏族-酋邦-国家”四阶段论(如果正确,也是原始社会的细分,李教授正确指出它没有回答更重要的进入“国家形态以后的人类社会发展”);“早期国家和帝国”二阶段论(李教授正确批评它“非常粗线条的”)……所有种种分期表明,至今还没有一个历史分期理论比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更具有理论深度、科学严谨和完备性,更具有广泛的历史证实。我十分敬佩许多历史学家(包括李峰教授)严谨治学和认真考证的态度。但这只是历史学或者更准确称微观历史学,无法回答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李教授称“通则”)问题,他们明察秋毫,不见舆薪,一旦“澈底”看清枝叶就反为枝叶所蔽,见木不见林了!正如李教授正确指出“他们一般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通则’缺乏信心(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除外)”,连自信都没有,遑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呢,“全球史”也不过是把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而且主要是政治历史)拼凑一起而已。回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是人类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或者还可以称宏观历史学的任务,他们当然要熟悉历史学,但还要具有从哲学一直到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自然科学等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充分素质。即便如此,能发现规律(“通则”)的人类社会学家或政治经济学家也不多。 马克思以他的大智慧和在大英图书馆三十年的勤奋,研读至少两万五千册名著,终于集人类文明成果之大成,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进一步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结合,发现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最活跃、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与冲突是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等等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而创立了著名的人类社会发展“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人类文明发展迄今最杰出的成果。难怪在2000年新千年之际,正如前述,在欧洲,无论是著名的大众媒体对数以万计公众调查,还是学术界的深入调查,马克思与爱因斯坦被誉为千年一人!所以,历史学家们靠自己局部(不论多么详尽准确)的研究成果,都是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的,更不要企望颠覆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了。

   李教授批评“五种社会形态”论特异之处,是:“我本人对这一概念的批评则是究其本源的一种批评,也是基于不同学术传统(即西方史学传统,包括作为史学的汉学传统)的批评,如果说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讲的Feudalism是一种错误的建构(这一点已很清楚),那么由它发展出一种概括社会形态的模式(即所谓的‘封建社会’),再把这一模式套用在古代中国社会之上,这就成了一个错误的连锁性反应。”从错误的本源来批评,当是致命一击。Feudalism在欧洲史学界是否已被摧毁,这是欧洲史学界的事,中国史学家有兴趣也可参与,但是李教授用这个“本源错误”进行一系列连锁推断,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却是一个连锁性的逻辑错误和混乱。

   首先,在马克思时代,欧洲史学界把中世纪概括为Feudalism,现在有人反对,甚至被推翻,这仅是破而非立,欧洲中世纪必然还要有一个历史分期阶段的概括。新的概括不论叫什么名称,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的一种——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前的一种社会形态(农业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巍然屹立。

   第二,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讲的封建社会,是指在农业主导的社会中地主对农民进行地租剥削这一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制度。这种生产关系和经济形态在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已不复存在(虽然在不同国家地区还有不同程度上的残存,如德国容克地主),而在中世纪欧洲是普遍存在的(虽然在中世纪全部历史中有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虽然也不可能包括欧洲不同地区的特殊现象)。马克思借用了当时欧洲史学界公认的Feudalism来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表达是无可非议的。即使史学界的Feudalism词条被“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仍正确,只不过Feudalism的词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而得到扩展。词义从最初原始意义到不同领域的转义和扩展,这在一部词海中比比皆是。

   第三,至于Feudalism与中国西周封建制的纠结,那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问题首先是当年日本或中国人翻译的问题,即使产生错误也只是翻译有误,而错误翻译因长期使用被公众认可而转意的情况,也是常有的社会现象。中国吉祥而高贵的龙被西方错误地译为西方的恶龙(Dragon),现在恐难以改变,但我们仍自诩自己是龙的传人。奢侈在中国从来是甚于挥霍浪费的贬义词,但西方的奢侈品(Luxury)被媒体直译过来也已被中国作为时尚精品接受了。外国也有类似情况:印第安人称自己吸烟的Y形工具为Tobacco,当年哥伦布问询时双方误解了,把吸的烟草当作Tobacco,结果至今英文烟草仍是Tobacco!另一个问题是西周封建制是否等同封建社会,确实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例如范文澜先生)主张从西周起,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但也没有把“分封制”作为封建社会的根本依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西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语)本质是奴隶社会的政治行政体制,而非封建社会形态。把西周封建制和欧洲Feudalism扯在一起,这是国内外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己的混乱。

   在中国,不用史书考证,就是当代老辈人都亲历的,从秦汉以后到现代中国都是“自古以农立国”,中国的农村在解放后土改以前农业生产关系仍是地主依靠地租形式剥削农民为主体为主导,这不是封建主义是什么?这种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是自古就有的,它产生在东周“井田制”消灭之后。那么在“井田制”之前,一直追溯到夏禹开始“家天下”,是没有地主和农民这一生产关系的,这个漫长历史阶段显然不是封建主义,那又是什么生产关系?虽然古代文献太少,但从散布在古籍上史料和大量考古发现证明,它就是奴隶社会。也许它没有希腊、罗马奴隶社会那么典型,但至少不是李峰教授断言:“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可以确证是一个‘奴隶社会’。”

   我的话就暂时说到此为止吧。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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