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导言
一、关于主义与目标：国共两党当初为何选择了不同的主义和目标？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和建国理论的伟大创新；中共选择的是何种马列主义？“登峰造极”的毛思想；中国大陆的后毛诸主义
二、关于两党权位之争：被革命的主义和目标遮掩的真实动机；主义与目标的相对性；两次合作中的勾心斗角
三、关于路线：两党选择为何显著不同？
四、关于土地革命与对农民态度：中共的悖论与台湾的经验
五、关于民主与专制：历史的庄严承诺为何落空？反专制为何更专制？中国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国大陆的造神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文革；关于黄炎培的“窑洞周期律”
六、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之路：当前中国大陆的政改之争；民主宪政建设的目标和核心问题；推进改革的阻力和有利条件；实现民主宪政的途径和形式
七、关于经济与社会改革：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台湾的实践；中国大陆改革后经济大发展的原因；存在的问题与潜伏的危机；环境生态破坏；伦理道德与信仰危机
八、关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首先是救国主义；民族主义内容的更新；国内族群问题
九、关于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及中华一统问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国家统一的原则与进程——从两岸对峙的巨幅标语谈起；统一与改革的关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倡议
结束语：
导言
辛亥革命屈指百年。如同中国历史上各个相对稳定的大王朝之后，必定要经历数十、百年混战动乱时期一样，满清封建王朝经辛亥革命而灭亡之后，中国社会也进入了这样一个动乱转变期。百年来世事浩繁多变，社会象万花筒、西洋镜一般。乱世出英雄，其间也是时代弄潮儿们最亢奋、最玩命的时刻，军阀混战，党派纷争，呼风唤雨，叱咤风云。历史舞台上出将入相，角色们进进出出，宛如走马灯。
但纷繁中也有主线，百年来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中最重要的角色和内容只有两个，那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革命”（用毛的说法是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已经过去的中国百年，如果“削繁就简”，可以说它主要就是上述两个政党、两种革命共生共存、“对立统一”、分分合合、此消彼长的纠合史。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基于同一的中国社会背景，同怀反帝反封、救国救民的志向和激情，于19、20世纪之交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大地。他们是同一兜根上长出的两条藤，或者说是同一条藤上开的两朵花，结的两个瓜。他们曾是联手“抗曹”的盟友，可又是一对“既生亮何生瑜”式的冤家。有时侯他们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多数时侯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有时侯则是敌与友的混合体。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其前身)于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结束在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和国；可是毛领导的中共却又于1949年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又建立了一个共和国（第二共和国）。然而国民党的政权（第一共和国）并未彻底消灭，却在中国台湾地区以一种特殊形式延续着，直至今日。
这种颇为离奇的情景在中国以往历史上也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较典型的如秦末起义洪流中的刘邦与项羽：他们开始起兵时也曾结盟反秦，秦灭而楚汉相争；先前是项羽强而刘邦弱，项羽抗击了秦的主力军，而最后却是刘邦灭项，建立了刘氏大汉王朝。也有不同处，这就是最终结局——蒋的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被毛的中共推翻后，退守台湾海岛，虽然从此再也无力“反攻大陆”，却也能“偏安江左”至今逾一个花甲。国民党以及后来出现的台湾其他政治派系，他们把个不大不小的台湾岛整治得很是可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某些方面甚至优于大陆，以至令如今许多大陆人心中暗自呼唤要向台湾学习。
岁月的流逝，逐渐淡去昔日的恩仇——何况对于后代人来说，早年政治家们的争斗那是上一代人的事，如今大家都是中国人、同胞兄弟，理所应当和谐共处，事业上互利双赢。当代两地的政治家们也在逐渐更新观念。可以预见，大陆与台湾这样两种基本政治力量和政治制度共存和竞争的基本格局，在中国还将继续维持相当一段时间。除非发生某种不可预料的情势，一般地不会出现武力征服，谁并吞谁、消灭谁的结局，只是今后和平共存、合作、竞争的方式和形式不会简单拷贝过去，而会有所创新。
对于中国上述两种政治力量和两条路线百年来复杂而离奇的纠合关系如何看待，对于他们于中国革命、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进化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一直是人们十分关心和争论着的问题。这本来就是个复杂的问题，在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地区）广大民众心中一直是本糊涂帐，至今仍然存在许多盲点。除了对于历史的评价本来难成共识这一通常原因外，历史事件主宰者故意歪曲历史，美化自身，攻讦对手，欺骗舆论，误导民众，使历史这个本来就“任人打扮的姑娘”再披上五花八门的面纱和迷彩服。但如今随着两岸对立情绪的渐趋缓和，人们心态渐趋平静，加之许多历史档案资料逐渐解密，历史也正在逐渐恢复它本来面貌的真实。
本文并不指望以短小篇幅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事态作出全面评价，只想就其中一些长期令人困惑的问题谈谈看法，主要是从中得到的一些感悟和启示。历史已经逝去，但历史的启示可以指导后人如何正确面对今天和安排未来。
一、关于主义与目标：国共两党当初为何选取了不同的主义和目标？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和建国理论的伟大创新；中共选择的是何种马列主义？“登峰造极”的毛思想；中国大陆的后毛诸主义
国民党与中共都是19与20世纪之交，为在中国发动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统治，谋求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平等和富强，而先后组建起来的革命党。两党处在同一个中国、同一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面对基本相同的敌人，应当说他们革命的基本任务和性质是具有共同性的。而结果他们却从一开始就选取和确立了不同的主义和奋斗目标：前者信奉由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其目标所要在中国建立一种人民民主共和国(基本属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范畴)；而中共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这种主义和目标的分野，是造成后来两党长期分道扬镳的主要因素之一；直至今日它也是妨害中国海峡两岸和谐与统一的重要障碍。因此本文决定从这个问题谈起。
凡起事者发动起义和革命，总需要有充分理由，提出明确的任务和目标，制定行动纲领和路线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争取广大民众拥护和参加。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凡涉及社会制度重大变革的革命往往还依据某种新创立的革命理论和政治哲学，以强化其革命的正当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是关系到推翻几千年封建统治和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列强殖民主义压迫，彻底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中国革命同以往本国革命及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都有着许多不同特点。所以，革命发起者必须根据本国实际来确定革命的任务、目标和纲领路线等等。但同时也必然要受到当时世界政治思想潮流的影响，因为当时中国大门早已被西方列强打开，西方的东西已经传播进来。实际上当事国两党（它们的主要发起人）在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主义和目标时，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即：将西方流行的政治哲学思想理论“套上”中国社会实际；或者说是将中国社会实际尽量“贴上”某种国外流行的学说的标签。这样，他们确立的指导思想和基础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上提出的革命主张和口号，才更具有说服力，更能号召广大民众。
下面先从当时国际思想理论发展潮流大背景来作出分析。
经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而建立的西方国家确立了自由民主主义思想理论的主导地位。在整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经济上奉行自由放任原则，政治法律和社会生活中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本位。至19世纪末，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产业革命，使得生产迅速社会化。社会化在极大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也造成经济上垄断盛行，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不公平现象日益加剧，贫富分化，阶级矛盾激化，经济和社会危机频发，政局动荡。这些表明在资产阶级革命年代流行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在它指导下建立的自由资本主义各种制度，如今遇到了问题和危机。正如本人曾经指出的那样，当时起码有三种人看到了这种不合理现象和危机，并分别开出了三种各不相同的药方（对策），出现三种思潮：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其中对后来实际影响最大的是后二者。[1]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方案是改变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放任和个权利和自由绝对化（这在经济调节机制上表现为市场机制的一元化调节；在法律上典型表现是法国民法典确立的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三大原则），强调社会公共和整体利益，并由国家介入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总体利益（这在经济上表现为国家调节的出现使调节机制“二元化”；在法律上表现为经济法和其他一些社会法的出现以及包括民法在内的整个法律部门的社会化）。这方面的改良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罗斯福新政改革。这种“改良”，如从指导思想和信奉的理论来说，是对过去自由资本主义的修正，而朝向“社会资本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演变。在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以后，虽然又经过“新自由主义”反复，但不久美国以及许多欧洲国家又公开提出和推行（由当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倡导）所谓“第三条道路”，即“社会民主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案（注意：这里是指马克思早期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观点主张）则认为：一切不公平、不合理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需要完全推倒重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由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来重新组建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晚年在看到和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股份制等一些重要新变化以后，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看法，认为可以不必经过暴力革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彼岸”[2]。但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马克思晚年的转变，抓住其早年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观点，并结合他们发动俄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发展”（实则是向着极左方向“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虽然仍然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其实已经违背了马克思，尤其是其晚年的思想。后来由于他们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一时名气大振，并几乎在人们心中取代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逝世后的斯大林又继承和从更左方面“发展”了列宁主义。
在列宁从“左”的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有人从“右”的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早在“第二共产国际”时期，国际共运内部就发生严重分歧。以伯恩斯坦等人为代表先后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修正”，奠定了“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民主社会主义”继承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以来的所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中的人民性、社会性等基本观点和主张，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投票和议会斗争方式实现“和平过渡”。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粗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3]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纷纷成立社会民主党组织。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虽然几经兴衰，但绵延不断。20世纪末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得到欧美许多国家人士的赞同，把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各种不同派别，其理论观点和政治社会主张互不相同，但总的说它是介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暴力专制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折中”的思想和“第三条路”。从其发展历史分析，它有两个源流：一个如前所述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从“右”的方向作出的“修正”——这一源流按照名副其实的要求应当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更合适。另一条源流，是从原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在后来出现生产社会化的背景下）所作出的“改良”。从当年美国罗斯福新政改革到20世纪末年英国布莱尔等人提出“第三条道路”，都基本属于这一条源流体系——按照名副其实要求，最准确的称谓应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前一条源流可视为从“左”向“右”靠；而后一条源流则是从“右”向“左”靠。两者转变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动因，都在于人类社会历史总潮流的不断社会化（当代更发展到国际化、全球化）。这两条源流发源不同，后来却在同时相向运行，逐渐接近和趋同化。
在了解国际思想理论（及社会制度）发展演变潮流基本脉络以后，我们再来分析中国革命当年国共两党对于指导思想和主义的选取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论是在19、20世纪之交提出和逐步完成的。这一理论首先和主要是在洞察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的基础上适应着中国变革的需要。它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提出了革命斗争任务。同时，它又在考察研究当时世界思想发展潮流和各国政治制度利弊基础上，吸收了国外的经验教训。它是世界潮流和国际经验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孙先生伟大的革命和建国理论创新。
早在1894年建立兴中会时候，孙中山提出的革命口号主要是反对满清封建主义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4]这里包含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初步思想。次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5]1905年在《同盟会总章》中，孙先生把三民主义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6]。
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即使在当时也不仅仅局限于反满清，而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早在1905年《民报发刊词》中，孙先生在说明三民主义的意义时就明确指出：“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7]。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王朝之后，中国仍陷于封建军阀统治之下，那些军阀同外国帝国主义相勾结，所以三民主义仍以反封、反帝为其主要任务和内容。
三民主义坚持反封、反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随着孙先生革命实践活动和对于国际社会思想潮流和政治制度发展趋势的考察，逐渐加入了社会化和人民民主的时代精神，使之摆脱了西方自有资本主义思想和制度的拘束，而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色彩。这不仅反映在他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批评和对于未来中国政体的重新设计上[8]，尤其反映在他对于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评论，特别是对于苏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态度上。大家知道，后来孙先生甚至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一些政策建议和对于国民党改组的直接帮助。
列宁的苏俄于“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之后，为了推广其思想和革命，也是为了摆脱当时苏俄政权在国际社会的孤立，组建了“第三共产国际”。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正在谋求挣脱封建和殖民主义枷锁的中国。他们一方面物色和发展共产国际新成员，策划组建中共党；另一方面又曾一度非常重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认为它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革命力量，而且有可能被争取向“左”转向其国际共产主义怀抱。
孙中山当时也研究过苏俄的共产主义。认为同他的三民主义也有着一些基本共同点。在他看来苏俄的主义和制度也属于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种。凡社会主义大都主张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和国家独立；反对少数人（剥削阶级）专制统治，而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反对剥削和贫困，而维护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福祉。这些同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是基本一致的。孙先生虽然不赞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认为无产阶级毕竟属于人民范畴的一部分，他的“三民主义”当然包括无产阶级在内。[9]孙先生也并不一概反对所谓“共产主义社会”，认为中国早在古代圣哲们的“世界大同”就属于这种“共产主义”理想；那是以后的事，不是现实任务。此外，在孙先生看来，他的“三民主义”从性质和体系上看也可以说属于“社会主义”中的一种。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孙先生接受了苏俄共产国际的某些建议，对三民主义的内容作了一些新的解释，并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的三民主义的内容。当时他还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进行了国民党改组。与此同时还接受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部分中共党员还担任国民党中央一些重要领导职务。其后国共两党共同进行了北伐战争。至此，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孙中山逝世以后，在北伐中，作为孙先生的主要继承人，蒋发觉共产国际暗中支持中共的分裂活动，发动了一系列“清党”活动，在同中共正式决裂的同时，国民党也割断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在党和革命的指导思想上抛弃苏俄式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后来的国民党虽然仍然坚持以三民主义为其基本指导思想和党的纲领，但其实际政策方针却常常有所偏离和违背。退守台湾以后国民党的许多社会改革措施表明，他们仍然在忠于并较好地实行着三民主义——由于三民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是具有开放性的和不断与时俱进和更新的，所以在实行中不能照搬孙先生当时的三民主义教条，而必须不断更新和丰富着它的具体内容。
中共从其在中国酝酿成立开始就受着苏俄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从中共召开“二大”后更成为该国际的一个中国支部。所以其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便必然接受列宁主义（以后则是斯大林主义）。并以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统称“马列主义”，把马、恩、列、斯（后来则加上中共自己的领袖毛）统统视为导师，把他们的著作当做经典教义（从中共“七大”以后，又提出“毛思想”，把它同“马列主义”并列）。
虽然中共从其成立直至今天所公开宣示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实际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们所实际奉行的主义是有很大差异的。概括地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中共建党之初，完全遵循着苏俄共产国际的指示，信奉的是苏俄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其照搬到中国，主张发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政治、军事路线上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强调发动工人运动，主张攻打和占领城市。这种后来被称为“教条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做法屡屡碰壁.后来党的中央机关在上海呆不下去了，转移到了毛的井冈山根据地，却仍然不肯改变做法，并同毛派屡屡发生冲突。直至1935年一月的遵义会议，特别是经过后来延安“整风运动”，这种思想路线才告结束并得到毛的彻底清算。
毛青年时代就胸怀“改造中国”的革命大志，在接触到从苏俄传来的“马列主义”后，立即觉得其中关于发动人民（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等思想非常适合自己的需要，便接过来作为自己革命活动的基础理论思想。但在实际革命活动中，毛并不是处处都以此为“指导思想”的，其实当时毛也并未曾下工夫去学习研究这种外国的“洋教条”，并不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相反，他却十分重视对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有关历史（特别是如《水浒》和《三国演义》所描绘的那种农民起义和战争的历史）的研究，主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思考和安排他的革命活动。如同当时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那样，他当然也会认识到革命的主要任务在于反封、反帝；认识到必须发动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将来要建立的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思想同孙中山的想法有基本相同点，而同当时苏俄共产国际的“马列主义”有所区别，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
但是另一方面，毛显然也接受了某些“马列主义”东西，而与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不同，如：毛赞同并热衷于暴力革命；赞同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赞同和实行“共产”制度；虽然实践中特别重视和主要依靠贫苦农民，但承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并把自己说成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以加强他们在领导农民运动时的权威地位；坚持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权，并将其作为民主主义革命性质是“新”或“旧”的标志；此外，毛还承诺待革命成功后要朝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等。如果从这方面来看，毛的思想又显然属于苏俄型的“马列主义”体系。抗日战争时期毛在延安得闲读了一些马列著作，但主要是联共（布）党史及列宁、斯大林一些文件，对“马列主义”有了更多一些了解。1940年代毛写了《新民主主义论》，连同稍后的《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系统地表述了他对于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性质和分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思想。毛的这些论述也确实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起来了；特别是他终于把他的中国式做法同“马列主义”挂上了钩，作出了“马列主义”的理论解释。这对他来说当时的重大意义在于：对党内“留苏派”对毛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指责作了有力回击；对外向苏联斯大林表明他属于正统“马列主义”者，争取到认可和支持。
1949年毛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以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久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秩序”，急不可待地向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转变，经济上不停顿地搞“一大二公”，刮“共产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政治上实行专制独裁；思想上实行“毛思想”一元化统治；伦理道德上大搞“破四旧”，树立“共产主义道德”，社会生活则“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搞半军事化。直至10年“文革”结束，这一段时期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毛思想”，不但“发展”了“列宁主义”，类似“斯大林主义”，并超越了“斯大林主义”，把历史上极“左”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和“顶峰”（林彪吹捧毛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0]
毛去世后不久，邓小平发动“解放思想”和批判“两个凡是”运动，并开始了改革开放。此后中共的指导思想主要是“邓小平理论”。邓理论对于毛时期，特别是毛10年“文革”时期的思想和做法是一次大的“拨乱反正”。虽然他基本上并未摆脱暴力和专制马列主义体系窠臼（这从后来他镇压“六四”运动等事件可以看出），特别是当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仍然高唱“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说什么如今已经“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11]但实际上邓理论同毛思想已经有了显著不同。它已经是一种较开明和务实的马列主义了（这从邓主张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反对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主张加强法制，主张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等等可以看出）。邓理论，特别是以1992年“南巡谈话”为代表的思想，为后来中共指导思想的进一步演进开启了闸门。
继任中共领导的江、胡又先后提出了诸如“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思想观点。后面这各种提法虽然看来五花八门、争奇斗艳，似乎每换一届领导人就总要标新立异一番，才显得是“创新型”的，而实际上均并无重大新意；但细细品味，在遮遮掩掩之下似乎也反映出一种潮流，这就是他们不敢再无视人民性、民主性这种世界和时代发展潮流，公然与之对抗，而或真或假（即敷衍民众）地作出一些进步的表示。如果从思想理论体系角度，也可以说目前中共存在着向民主社会主义演变的某种可能性。但是阻力很大。当前还存在与之反向的种种思潮，包括企图恢复过去毛时代那种极左的专制做法的主张（被人们称之为“原教旨主义”）。现实政治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共靠其内部机制实现这种自觉转变难度很大，阻力很大，正常情况下其内部简直无法取得集体共识。中共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取向可以说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岔道口。
从上面分析可知：国共两党所确立和选择的革命的主义和最终目标是不同的；但该两种主义和目标中间也有着某些相通点，特别是在同一个中国的同一社会背景下，当时的现实使得两党都直面基本相同的敌人，都首先要完成反帝反封的任务。这一点，不仅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明白，共产国际也明白。中共的毛后来则更详细地论证了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观点。作为第一步所进行的实际上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其性质和任务同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基本一致。所以两党能够成为同盟者、阶段性同路人，出现了几次合作。但是，一则，中共毕竟最终目标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与国民党不同；二则，按照毛的说法，即使在他们的第一步，也必须要占据革命领导权，以便以后能顺利实现向第二步转化。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特点，所以即使第一步也已经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而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了。这样从两党所本的主义和目标上，决定了他们有着合作和建立联盟的可能性，但最多也只是暂时的同路人，必然同床异梦，冲突不断。也就是说，他们的冲突敌对是根本性的、长期的；合作是相对的、短暂的。
二、关于两党权位之争：被革命主义与目标遮掩的真实动机；主义目标的相对性；两次合作中的勾心斗角
前节分析国共两党所持主义和目标不同，是造成长期敌对但中间又有过合作的主要因素之一。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因素虽然是重要的，却决不是唯一的因素；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则是该两党，特别是其领袖和领导集团，在公开宣扬的主义和目标掩盖之下更为实在的动机，这就是互相争夺革命领导权和革命胜利后全国政权。通俗地说，就是为“打江山”、“夺天下”。
任何政党乃至任何政治集团、政治派别，其建立与活动总有一定动机、目的，这种动机、目的有的也可能符合或基本符合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但其中同时总会包含着他们各自某些特殊利益。所谓“立党为公”，“完全、彻底”，那只是宣传用语，或一种欺骗人民的说教。历史上每逢动乱时期，一些社会精英便“揭竿而起”，多为了江山、社稷。按中国过去的说法就是“问鼎”、“逐鹿”。近代各国兴起“政党政治”，人们建立政党主要目的就是参政，并力图执政。这些政党都会确立和公开宣扬各自的主义和目标，但即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总要争夺在国家中的权位，在其位才能谋其政。因此西方国家政党一般并不讳言政党利益。
中国经历几千年封建王朝更替，争夺江山社稷和做帝王的思想意识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建立的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很难同那种思想意识完全脱离干系的。只是同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一次革命和起义一样，国共两党都不会公开承认各自的一些特殊动机、目的而已。也许这同中国人一贯“含蓄”的“美德”也不无关系吧。
孙中山先生倒是把话挑明了。他在列举从秦末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到近代太平天国，再到当代的北洋军阀和广东陈炯明等人物事例以后，指出“自古以来有大志之人多想做皇帝”。并说：“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几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为皇帝一个问题。”[12]不过，孙先生接着表明，他组建国民党发动国民革命的动机目的，与上述所有的事例都不同的：“我们革命党为免将来战争起见，所以当初发起革命的时候，便主张共和，不要皇帝。”“我们革命党于宣传之始，便揭出民权主义来建设共和国家，就是想免了争皇帝之战争”。[13]
孙中山这些话可以认为是真实的。首先，他只是说不争“皇帝”——推翻满清王朝后如果谁还要当皇帝，那就是复辟，时代不同了，不能反时代潮流而动；他孙先生没有这种想法，他要建立的是民主共和国，本来就没有皇帝。其次，如果把争“皇帝”广义理解为争“国家政权”，则孙先生显然是不含糊的，作为革命党的国民党就是要取得政权。不过，这是就整个政党的目标来说的，不是一定由他孙某人来当总统（这一点从辛亥革命成功后他于1912年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等事例可以证明）。并且他还承诺：国民党作为革命党，其革命任务一旦完成，就会“还政于民”，结束国民党“训政”地位（这一点直至1987年蒋经国时候得以实现）。
如果说孙先生虽不隐晦他的政党争夺国家权位，却并不刻意为自己个人争权的话，那么，他的继任者蒋，以及作为中共领袖的毛，可并非如此，后二人可比那位“革命先行者”要“强势”得多！对于蒋，人们，特别是大陆人知道的颇多，本文不再多说；对于毛，由于他在大陆长期被“神化”，被神圣光环笼罩得严严实实，人们都曾烂熟地念诵他的《红宝书》和《老三篇》中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教箴言，并且一度真诚地相信他们关于“立党为公”，“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的利益再无一己私利可言”的说教，绝不会怀疑这样的中国人民最高神还会有个人私心和野心。不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历史事实的解密，神秘光环正在消褪，渐渐露出他“人”的本来面目，其中包括他的个人私心和野心。因此这里也不拟多做分析。只简单举几个事例说说。
可以说，毛从小就胸怀大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并发出内心呼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大有“问鼎”之志（毛1927年词：《沁园春-游泳》）。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带领人马上了井冈山，就宛如当年梁山寨晁盖、宋江一样当上“山大王”。 遵义会议前夕周恩来为争取让毛进入军事领导集团，而对张闻天等人做思想工作时，他们都认为毛在井冈山时期表现出“个人野心”、“个人英雄主义”十分明显；但周说，现在革命正需要毛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又说只有毛这样的人才能对付蒋介石那样的“文武全才”。毛到了延安站稳脚跟后，更时常比照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开国皇帝，概叹“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并大言不惭地得出结论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945年毛词《沁园春-雪》）1935年“长征”途中，特别是到达延安站稳脚跟以后，为实现在党内独裁野心，拉帮结派，排斥打击异己，通过发动全党整风运动，整肃反对派和一切被认为可能成为实现自己独裁梦的阻力的人，并在1945年中共七大终于实现在党内绝对控制地位，并为夺取全国政权后坐上“皇帝”宝座奠定坚实基础。对于毛是怎样一步一步实现其专制独裁的，本文下节还将详述。
其实，在国共两党内，不仅蒋、毛如此，心怀个人私心和野心的人比比皆是，其他人何尝不想坐上党内和全国的“皇位”呢？那要看谁的手段更狡猾毒辣，谁的机会好。坐不上“皇位”，就争当王侯将相，做个“开国元勋”。斗得赢的上了，斗败了的下来，或甚至被对手整得个身败名裂或性命不保。两党从领袖到领导集团乃至中下层主要骨干，被这样一些怀抱私心、野心的人控制，自然就会在党内和在两党之间无休止地尔虞我诈，争权夺利。
当然，国共两党，包括蒋、毛这些领袖和领导集团，他们的私心和野心只能深藏于心中，必须用冠冕堂皇的革命主义和目标掩盖起来，以蒙蔽党内外群众。只是在实际上，他们内心的私心野心比公开宣扬的革命主义和目标更为重要，更是其行动的内心驱动机制。这里不是说革命的主义和目标仅仅是遮羞布而已；如前节所述,它也是十分重要的。两党对于各自所确定的主义的信奉和对于目标的追求，是具有一定真实性和曾经一度是十分严肃的。但当然这是从国共他们整个政党（写在各自党章和党的纲领上的宣言）来说的，而如果分析到该各党的成员，特别是其主要领导人的心态，他们对于其政党所本之主义和目标的忠诚程度，则也并非一律，并非一概死板地照办而不越雷池一步。也就是说，人们对于主义的信奉和最高目标的追求也并非一概都是绝对的，而具有一定相对性。
对于革命（起义）政党（集团）的领袖们来说，观察古今中外通例，他们绝不是普通人们所迷信那样宛如纯真的天神、痴心的卫道者或执迷的书呆子般对于主义和最终目标的执着和刻板；为了实现他们内心真实动机，可以因时因事对主义和目标作出“调整”和“灵活运用”。
以中共方面为例，不错，当初的中国共产党人投身革命，最直接的动因是对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势力统治压迫、军阀混战、国家贫穷落后等社会现实的不满，立志改造中国，救国救民；并且觉察到社会正处于乱世，正是英雄用武之地。至于采用什么理论和主义，那要看何种主义对于革命取胜最为合适。恰巧当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当时列宁领导的第三共产国际也正想在中国这样的非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谋求拓展共产革命空间。两者一拍即合。在中共创始人中，诚然也有如王明、博古、张闻天一些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所熟悉的其实主要是列宁主义和马克思早期的一些思想，马克思晚年思想认识的变化他们并不了解）的“布尔什维克”，但更多人如毛其实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并未认真读过多少马克思著作，最多也只是从苏共那里读到过一些文件和诸如《联共（布）党史》之类的书籍，了解一些列宁和后来斯大林的一些说教。除了被称为“教条主义”的留苏派人士外，如毛等人（他们则被留苏派讥讽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革命理念主要还是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的，毛本人早年更主要是受到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中国传统改朝换代和武装起义思想的影响。只不过他们巧妙地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打着的大旗是马列主义的罢了。
其实，当年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列宁也不是“教条主义”地死守着马克思主义论点，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例如，马克思说，全球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大致同时发生；而列宁则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因为如果死守马克思的论断，则他率先在俄国发动革命便失去了理论依据；而等到全球各国无产阶级都起来革命，那不知要到何年何月，等不及啊！何况马克思晚年鉴于对当时公司股份制的大量出现等新事实，已经动摇了他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而认为社会制度的更替有可能通过暴力革命以外的和平过渡方式实现。如果是这样，则包括俄国和中国在内的各国都不必定要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所以对于马克思晚年的这些新认识，俄、中的革命家都必定将其“忽略”。
列宁可以率先“发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左的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毛当然也可以“发展”。毛在中国领导革命要想得到成功，也只能根据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而不能死守教条。他们这样做并不认为是对其所信仰的主义的不忠诚，而被宣称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并且声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与“活的灵魂”（当然如果是他们的反对派不死守导师的思想，那便是“叛徒”、和“修正主义”）。可是，如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与“活的灵魂”，那么，中外历朝历代最终取得胜利和得天下的革命和起义的领导者们不也早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了吗？因为如果不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任何革命和起义都是不会成功的。可见对于革命和起义的领导者来说，哪样能够有利于他们事业最终成功，他们便奉行哪样的理论，标榜哪样的目标。正如列宁和毛都说过的那样：这是“革命的”策略（而不是“机会主义”）。
当然，政党在既已确立自己的主义和目标后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否则就会动摇自己阵营成员和民众对该事业的信仰和忠诚，甚至识破领袖们圣洁的说教。实在需要有所改变，也必须能自圆其说，如告诫下属：原有理论的精髓丝毫未变，只是更加灵活和丰富了；原定目标未变，只是通向目标的道路更加精确了；战略未变，只是策略更加灵活了。
上述所说的还只是革命和起义发动者对于当初宣扬的理论和目标的随机应变的修改与调整，而当初理论和目标毕竟还是具有一定真实性和确定性的；历史上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从一开始该“理论”和目标就完全是假的，纯属一种虚构和对民众、舆论的愚弄和欺骗。例如中国近代史上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所创立和宣扬的“拜上帝”宗教理论，洪秀全、冯云山等创始人和领袖们本人就是不相信的，完全是为了起义的需要而蒙蔽和欺骗民众。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燃篝火，作狐鸣，制造“陈胜王”舆论，显然陈胜、吴广他们自己是不会相信的。但经过这些起事者一本正经地大肆渲染，却起到了发动群众跟着他们造反的良好效果。
当然，对于革命阵营中的普通成员和民众来说，情况则不尽相同。他们中间确实有大量真心实意信仰他们创始人和领袖所“布道”的那些教义，并誓死为之奋斗的忠诚分子、热血青年、死硬派。他们把领袖们的说教视为绝对真理，把主义和目标视为神圣，有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同他们的领袖们相比较，他们的个人品质和人格可以真正称得上“真、善、美”，令人打内心同情、感叹和肃然起敬。他们是革命事业的骨干和中坚，主要依靠他们的虔诚和前仆后继，事业才不断取得胜利。这当然是革命领袖们所希望和肯定的；但有时却使领袖们感到头疼——当领袖们需要修改、调整原先宣布的理论主张、革命目标和路线时，最难转弯的也恰恰就是这些死硬派。
综上所述，我们既要分析各政党、各政治派别对于他们确定和宣扬的各自的主义和目标的实质性区别与联系，又要在了解这些主义和目标的真实性和确定性程度的同时，看到它们的相对性，不能将其绝对化。只有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对于自辛亥革命百年来国、共两党何以殊死搏斗和几度分分合合，也就不难理解了。并且也需要根据这一认识，来研究和探寻今天和今后中国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的基本走向。关于后者，本文后面还将作专题分析。这里只分析前两次国共合作时候两党的基本心态。
在1927年“宁汉合流”之前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从孙中山国民党方面来说，一则，孙中山在总结自1894年建立兴中会以后30年的革命斗争历程基础上认识到国民革命任务之艰难，革命力量和革命组织仍不够强大，需要团结各方革命志士，扩大革命力量。因此愿意同当时成立不久的中共合作，甚至欢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期集中势力，一致进行，此诚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但休戚相关，抑亦生死相共，至诚结合，始终无间，庶于革命之责任能负之以趋，凡在同志，所有同感者也。”[14]二则，孙中山认为，在当时中国社会背景下，中共也会认可他的国民革命。在孙中山看来，中共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是具有“空想”性质的。中共“原有之共产主义固不因之抛弃，而鉴于时势之关系，初不遽求其实现，故与本党主义亦无所冲突。”“且本党为代表国内各阶级之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则于各阶级中之无产阶级特别注意，以代表其利益。无产阶级在国民中为大多数，加以特别注意于本党之主义精神，亦无违反。”[15]
再从中共方面来说，它1921年成立初期，力量单薄（二大时全国才200多党员），又是不公开的组织，开展活动不易。面对当时中国社会强大的帝、官、封势力，革命任务艰巨。如果通过同国民党合作，对其开展群众工作，扩大影响，壮大自己力量，显然是有好处的。他们还可在合作过程中影响国民党的路线和政策，特别是争取国民党内的左派同情和参加中共。当时在国共合作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当时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它作出了让中共同国民党合作的决定。中共自其二大后已经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中国支部，他们中尽管有人开始并不赞成合作，但也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当时考虑的因素主要是：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当时“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16]它不仅是中共反帝、反军阀、反封建的同盟者，还有可能争取它或它的一些成员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共产国际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也被孙中山接受，并写入后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这加强了共产国际的上述信念。
国共合作后，革命力量大大增强，掀起了革命新高潮，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但由于两党毕竟只是暂时的同路人，都存在互相利用的初衷，从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的，后来在革命运动中各自为发展壮大自己，排斥对方，争夺革命主导权和领导权，时常发生磨檫。在合作之初，这种情况就已经时常发生，孙中山对于当时“党内共产派问题”从国民革命大局出发，本着团结愿望作了适当处理。[17]孙先生逝世后，特别是随着北伐军事上的初步胜利，两党磨檫加剧，终于在1927年经过“宁汉分裂”、“宁汉合流”而完全破裂，结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
第二次国共合作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建立。这次合作对于国共两来说都主要是为了顺应民意。日军入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时刻，置国家民族存亡大局于不顾而仍然耽于内战，哪一个政党也不会得到民众支持。但是对于两党（特别是两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与毛）来说，也都是“各怀鬼胎”的，从一开始就都不是真诚地团结抗日。对于蒋为代表的国民党来说，当时一方面明知军事上打不赢日军，但必须保住中央政府，只要中央政府能保住，不投降，不被灭亡，等待国际反法西斯阵营最终取胜，那中国的天下就还是他们的。他们认为最大威胁还是中共坐大，将来同他们争夺天下。所以蒋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对于中共来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既捆住了蒋封锁、进攻中共根据地的手脚，又能借助于抗日名义，公开、合法化地放手开展革命活动，扩充党和军队的规模，扩大在全国特别是敌后的影响和地盘。日军的入侵，其主战场和正面的对手是蒋的国军，在国军削弱的同时，共军兵力和地盘却在敌后迅速发展壮大。蒋的军队和政府被日军逼得步步后退，最后躲进了“峨眉山”；而日军只能占据城市，留下大片广阔农村，正是中共“英雄用武之地”。这样的一举多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中共如何看不清楚，又如何不肯利用呢？这就是中共一再鼓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深层原因之一。
国共合作抗日虽然告成，但由于两党高层仍然是各怀鬼胎，所以在后来的行动中，虽然两党中广大将士确实是真心团结抗日的，出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例，但总的来说是磨檫多于合作。大陆人民一般都批评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对中共，特别是它的主要领导人毛的真实态度，却很少置疑。只是后来在批判彭德怀“百团大战”时，敏感一点的人才知道：原来毛是反对“百团大战”“暴露”八路军力量，将日军“引向”根据地（这当然同时就会缓解了正面战场国军的压力）。这就透露出毛当时的心思：乘机发展壮大自己是第一位的，同日军作战是第二位的；让日军去同国民党军打吧。按照此种方略，彭德怀显然缺乏“政治家”头脑，是一个“只懂军事”的鲁莽将军！
日本投降后，也曾出现国民党同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一起组建联合政府，实现国内和平统一的一线曙光，但毕竟国共两党的最大心结都在于争夺全国政权，独占天下，互不信任，而最终破裂。随即开始了全方位、大规模的四年内战（即中共所谓解放战争）。
通过对上述两次国共合作到最后都发生破裂的分析，说明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两党的主义和目标上的相左与相通，而且也在于两党，特别是其各自的领袖和领导集团对于革命领导权和全国政权的殊死争夺。该二者交相结合，演绎出近百年来中国大地的纷争和动乱。
三、关于路线：两党选择为何显著不同？
这里所谓“路线”是个综合性概念，我把以下几方面内容都放在一起了：是以军事斗争为主还是更重视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是主要关注军、政、商界上层人物的问题还是更重视抓社会基层发动工农大众；是固守城市，由城市辐射到农村，还是立足农村，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等。显然，在1949年以前国共两党在这些问题上是明显不同的（1949年以后的大陆和台湾都分别发生某种反向的转变）。
革命（办其他大事亦同）在其目标确定之后，路线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路线正确恰当与否，决定着成败。人们在评论蒋的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路线时，都指出他们只重军事，只重视社会上层问题，只重视大城市，而忽略政治，忽视工农大众和社会基层，忽视农村。所以他们不能取得广大民众，特别是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同情、拥护和支持，这是他们失败（包括军事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共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其夺得全国政权以前的几十年中，十分关注社会基层，关注贫苦工农大众，立足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根据地，按照广大民众切身利益和要求，提出并实行土地改革等政策主张，发动民众，倡导人民翻身做主人，建立农村民主政权，并以建设共产主义天堂般的未来美好蓝图，激发民众对它的狂热的拥护和全心身的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共的军事、政治斗争自然能够如鱼得水，立于不败之地。以军事为例，同国军的每次战役，共军都能得到成千上万民众参军、支前，提供各种情报信息，而国军所到之处，民众避而远之，使国军成了瞎子、聋子。加之中共敌后情报工作十分出色（这同早期得到第三国际传授经验有关），所以每次战事未开而胜负已决。[18]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国共采取上述不同路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大的方面而言，有该两政党的长期战略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任务方面的原因，有他们各自政党阶级性质、成员构成的成分和领导集团特别是其领袖的个人素质方面的原因，也有他们当时所处的地位和力量强弱所决定的他们所处于攻势或守势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些属于主观上的失策，有些则属于客观条件限制，不得已而为之。
从国民党方面看，鉴于当时中国社会背景，当初孙中山先生建党确定的宗旨就是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建立民国。早在同盟会时期他就十分重视并接二连三地发动武装起义。辛亥革命以后，国家并未统一，而是各派各地军阀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作为革命党必然要以军事斗争为主，长年处于东征西剿，南战北伐之中。北伐胜利后国共分裂，蒋的国民党又同中共红军进行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紧接着就是日本军队入侵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日本刚投降，同中共的全面内战爆发。这样，直至1949年，连年战乱从无止歇。可以说直至1949年退守台湾之前，国民党在大陆没有过一天和平安稳日子，即使不想打仗也由不得自己。
当然，虽然处于连年战火之中不得不把军事摆在首位，但毕竟也需要注重社会改革，关心民众疾苦和情绪，关注下层，关注农村，取得民众同情和支持。这即使对于军事斗争也是大有裨益的（蒋的智囊陈布雷就曾建议重视政治，提出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建言）。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主张，无论如何也应当多少付诸行动，而实际上却长年几乎被抛在一边晾着。这不能不说是重大失误，是其不得民心，无论政治、军事上均十分孤立、被动的重要因素。
国民党本来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它同江浙一带城市大资产阶级有着深厚渊源关系，后者是它政治、经济上的主要支持者。国民党内成员十分复杂，大资本家及其政客、各派军阀是其骨干。他们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各怀异念；作为党的领袖蒋的主要精力放在运用权术以驾驭他们。党的性质和成分决定，在对待社会下层民众和农村的态度上是轻视、鄙视和带有敌意的。这是国民党特别是其领袖们一贯重视上层路线，忽视社会基层民众的阶级性原因。特别是他们取得政权以后，盘踞城市，更不愿接近民众，进行社会改革和做艰苦细心的教育、发动民众的工作。
与之相反，中共建党宗旨即在于反对和消灭剥削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则叫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其阶级路线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各种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它并宣称只有它才是真正代表中国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是为解放人民，解救穷苦人脱离苦海的救星。实际上从建党开始也的确是依靠穷苦工农大众的。加之在大革命失败后，被执政的国民党严酷镇压、围剿，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在城市不能立足，只有转移到偏僻农村山区，开辟自己的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再由“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根据地，必然只能依靠农民大众，通过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政策，取得他们的拥护，组织发动他们参加和支持革命。同时在城市加强党的敌后“地下工作”，发动组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争取对当局不满的知识阶层，让他们同情、支持和参加革命。中共也十分重视军事斗争，他们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何况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堵截，也不得不把军事摆在首位。但是他们始终是以政治统帅军事，以社会改革和发动群众作为军事的深厚基础。这便不但保障了其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使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政策主张深入人心，得到全国广大民众全面理解和拥护，为日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牢固基础。
可见中共采取如此路线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形势使然。其实北伐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之后，当初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也曾想夺取中心城市，仿效苏俄走城市起义道路，但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几经失败，此路不通；毛带领秋收起义的一支军队上了井冈山，才开辟和走上了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割据，再图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当然，以上说的都是1949年以前的事，其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中共夺得全国政权，他们的路线也发生了转变：蒋的国民党退守台湾不久就开始着手农村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毛的中共进了城，重视了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经济建设以“重、轻、农”顺序安排，反而把其出身成长之地的农村有所忽视和遗忘，甚至长期有所歧视，导致后来“三农问题”十分严重，农民入了“另册”。直至21世纪的今天，大陆农村仍然十分落后，而台湾地区的农村和农业却早已现代化了。
三、关于土地革命与对农民态度：中共的悖论与台湾的经验
中共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以前所领导的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毛是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领袖。农民大众是这场革命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名副其实的主力军，是革命的生命线，对革命贡献最大，牺牲最多。没有农民的拥护和支持，革命寸步难行。所以，当时中共十分重视农民运动，倾听他们的呼声，关心他们的疾苦，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对于几千年来一直视土地为其命根子的农民来说，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最关紧要的政策措施便是土地革命，让他们“耕者有其田”。所以，中共无论在井冈山时期和陕北时期，都大力推行“打土豪，分田地”政策。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暂停了土改，则实行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恢复土改。全国解放后初年，则更在全国范围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土改运动。如果说全国解放以前的土改保障了中共的十年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后的全国土改则不但维护了新政权的稳固，而且支持了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翻身后农民们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朝鲜战场，再次作出了巨大牺牲。中共有些领导人后来在回答人们他们长期执政，不肯“还政于民”的指责时，往往理直气壮地声称：“天下是老子们打的，该老子们坐！”撇开这种传统封建主义的权力来源观是否合理不说，即使考察“天下是谁打的”，他们的这话也是不够全面的。在承认中共党及其领导集团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和承认“打天下”的主力军，在其中作出最大牺牲的是工农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虽然农民们不便于直接“坐天下”，起码“坐天下”的人们应当好好代表工农大众特别是农民们的利益和要求。可是革命成功后，广大农民们所得到的实惠确实太少太少，他们继续长时期遭受着苦难，成为社会最底层和“弱势群体”，直至今天仍无根本性改变。
全国土改后不久即掀起合作化运动。1954年大陆农村基本上普及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刚分到的土地入股到合作社。1956年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持有的土地股份取消，土地无偿转为集体所有。社员土地上附属的塘、井等水利设施，亦随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农民全凭劳动工分分红。1958年全国实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生产队以至社员的生产资料和甚至部分生活资料都无偿地收归集体所有，在公社、大队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无偿调拨、义务劳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这样一来，农民们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几十年的最大指盼，在斗地主分田地后刚刚拿到写上自己名字的那几亩土地证，墨汁未干，手中还未拿热，便又失去了；甚至不仅土地，连原来仅有的简单农具也交公了，做饭的灶也被拆去给集体土地做肥料了，如今自己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成为一无所有全靠自己双手出工干活拿工分才得活命的光棍了。
接着更大灾难降临。一方面是狂热冒进的“公有化”和“大跃进”使生产力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而另一方面歇斯底里的浮夸虚报和不顾农民死活的粮食上交与“国际主义”的援外，1960至1962年终于遭遇“三年灾害”时期的到来。中国史无前例的饥荒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19]整个农村饿殍遍野，满目苍夷，到处是一片死气沉沉的悲惨景象。
新中国成立之初要发展工业，要求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农产品价格低廉。1956年前后政府也曾组织部分农民进城当工人，支援城市工业建设。但不久因为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和迅速濒于崩溃，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应严重短缺，养活不了城市人口，便辞退了刚刚进城的农民工，并在城市实行粮、油、棉计划供应；同时配合以强制性的户籍制度。从此便把中国城乡、工农强行割裂开来，在其间形成了一道此后几十年都难以逾越的鸿沟和高墙。城乡、工农二元化了，农民们被打入了社会底层，入了“另册”。
虽然自1978年安徽小岗村村民签下“生死文书”开创“包产到户”的先例，并于1982年得到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认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广以后，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开始发生变化；其后国家又陆续出台各种农村改革和优农惠农措施，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农问题”直至21世纪的今日仍无根本性改观，它仍是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政局稳定的严重问题。
回顾中共的农村土地政策和对待农民态度的演变史，发现其间存在明显的悖论，并难免引起人们提出诸如是否对农民“欺骗”、“背叛”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等等这样的一些质疑。
先说说中共土改政策存在的悖论。一方面，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动员组织广大农民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需要根据农民最迫切的利益要求提出“耕者有其田”口号，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而另一方面，按照共产党革命的性质和宗旨是要实行公有制，消灭私有制的，其中当然地就包括不能将土地分给农民个人，实行农民个体私有。共产党人都熟知列宁关于“小农经济每时每刻都在滋生资本主义”这一名言。照此理论，在革命成功以后本来是不应该实行将土地分给农民个人的土改政策的，而只能将农村土地实行公有制。所以中共的前后两种做法是自相矛盾的。
正是这一悖论和矛盾的存在，所以难免使人产生如下印象，即：中共是在有意欺骗农民，可怜的朴实无知的中国农民群众遭遇了一个巨大的骗局，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当然事情也并非那么简单，中共也更不会承认是骗局。因为按照其原先就说明过的理论和纲领，它所领导的革命需要分两步走：先进行的是民主主义革命，要反封建，所以要实行“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的第二步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才搞合作化、公有制，把农民分得的土地交公。其间似乎并无悖论，并不前后矛盾呀。可是人们仍然要问：革命的这两步的转变为何如此神速？既然如此神速（简直象一夜睡觉醒来就完成了），又何必费此周折，先发动农民斗倒地主，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再从农民手中转交给集体；当初倒不如将土地直接转归农民村、乡集体所有？
这个问题问得有些道理，当然还是过于简单了：其一，如果诚如是，则农民必不满意。农民是现实主义者，只有拿到自己手里的东西才是自己的；如果一开始就实行土地公有，农民就会认为中共说话不兑现，就会真正有被欺骗的感觉。其二，解放初期新政权刚刚建立，仍不稳定，仍迫切需要农民对新政权的拥护和支持，中共不能立即采取强制方式迫使农民就范其公有制。所以采取了分两步走策略。至于该两步走之间需要多长时间，可能当时中共内部也并无定见。如果按照当时党内刘少奇等人意见也许中间需要15年或更长时间；只是后来毛等不及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大骂刘少奇等人是“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是毛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使“生产关系”一两年就发生一次大变革，平步上青天，直登上了人民公社“天堂”！
现在问题是，如果说中共里面有许多人如刘少奇等，当年并无欺骗农民之本意，那么，作为其领袖的毛，当初曾否设身处地替农民们想想他们会是什么感觉，他的这种做法是否有欺骗农民之嫌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毛看到当时政权已经稳固，自己在全国军民中已经拥有了崇高威望，心里想的只是早日实现自己那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根本就没再去计较农民们的感受了。
下面再说说大陆解放后农民的处境和地位江河日下，“三农问题”日益严重是怎样形成的，中共应否背上“背叛农民”骂名的问题。
中国大陆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形成和长期不得解决，作为执政党中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虽然人们出于气愤而从中共夺取政权进了城市后“忘本”、“负义”甚至“背叛”这方面加以指责，也情有可原之处，但更主要的还是需要从其政策的严重失误来分析。政策的重大失误包括：中共所信奉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纲领，特别是由此而确定的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其他社会实际的农业集体化政策；脱离实际近乎狂热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群众运动；片面的“重、轻、农”经济发展顺序和片面强调“农业支援工业”（而“工业反哺农业”则只是一句空话）的安排；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统一近乎军事化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以强调党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强调“总体”、“长远”利益为名而完全忽视和排斥个人意志和利益，轻视自由、人权，只把个人当作国家总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或用于建造国家大殿堂的“一块砖”的专制的反民主的政治思想理念；公然摈弃法治，崇仰人治的治国方略；等等。总之，“三农问题”乃是全国诸多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其原因也是全方位的，是这些全方位原因在“三农”上的体现而已。因此要很好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有待于这些全国性问题的解决；离开上述那些全方位的根本问题的解决而想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只是天真的幻想，或又是一个大谎言。
中国大陆的“三农问题”直接发源于当初的农业集体化。严重超越生产力现实水平的共产主义式公有制，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种田责任心摧残殆尽。1958年后接连几年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兴水利的强迫集体劳动，粮食严重歉收加上浮夸虚报[20]，大办人民公社食堂的恶果，立即把农民推到灾难的深渊。[21]
农业和农村的凋零立即影响到城市和全国国民经济。特别是所谓“三年灾害”和后来的十年“文革”，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才逐渐废弃人民公社体制，安徽农民冒死带头实行的“农户联产承包制”得以在全国推行，这才使农业生产起死回生，农产品供应增加。但是，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国家定价，使农产品价格低廉，同工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拉大；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减少，闲余劳动力增多；农民税费负担重；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不足，融资渠道不畅，农业技术改造滞后，农村水利和其他基本公共设施不全；如此等等，使得农业和农村经济缺乏持续发展后劲。与此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城市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拉大，农民种田积极性低迷。青年农民大量流入城市打工成了“农民工”，农村耕地出现严重“抛荒”。农民工进城后，虽然有了远比原来呆在农村要高的收入，但是同城里人比，不但苦活、脏活、危险活都推给了他们，而且各种待遇和社会地位（特别是看病、子女上学等）低下，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他们成了城市里的“另类”。这些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公平问题。
由于城乡、工农差别不断扩大，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产出低微，而土地流转途径阻滞；城市土地则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而价格飞涨。城乡土地级差地租相差悬殊。城市里寸土寸金，而农村土地却不值钱，农民们守着土地受穷。城市周边的农地遭受城镇化侵蚀，而征地补偿甚微；离城市较偏远的农村则连这低微的土地收益也望尘莫及。
鉴于上述“三农问题”十分严重，不但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进程，而且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妨害国家政局稳定。这不能引起了当局的焦虑。近十几年来，政府陆续采取了各种“支农”、“惠农”措施，但其基本着眼点主要在于缓解矛盾，安抚民心以“维稳”，很难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纵观历史和现实，可以说中共对于农村的土地政策和对农民的政策是不成功的。如果从恩怨和伦理方面，也可以说是非常对不住中国大陆广大农民的。
下面我们再简单说说我国台湾地区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情况。诚如前面所言，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对于农村和农民采取了轻视和排斥态度，基本上没有实行农村改革，没有践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主张。[22]但是在退守台湾以后，却一反以往态度，很快就推行改革，并获得显著成功。其原因一则是借鉴以往在大陆时期的教训，要整顿好农村基础，二则也是战事基本平息，管理的事务少了，清闲许多了，加之台湾地盘小，又是新来乍到，同地方封建势力并无过多瓜葛，改革起来没有顾虑。
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土地改革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从1949年到1953年，经过了“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和实行“耕者有其田”层层递进的三部曲进行的。
从1949年4月开始实行第一部曲“三七五减租”。规定地主对佃农的租额不得超过全年收获的37.5％。并规定地主出租土地，租期不得少于6年，期满必须续租，不得随意撤租升租，保障佃权的相对稳定。农业歉收时，地主应临时减免地租。同时对佃农也有一些规定，如佃农地租积欠两年的总额时，地主可以撤佃。据统计，当时因为减租而受益的佃农有近30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4.5％。“三七五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由于租率下降，也导致了地价下跌。这为进一步实行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
从1951年开始实行第二部曲“公地放领”。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光复，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大量耕地（此称“公地”）。台湾当局将这些“公地”陆续卖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全部地价由农民在10年内分期偿付，不负担利息。受领农民只要连续交纳10年地租，耕地即归农户所有。公地放领到1961年办理完毕。
第三部曲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台湾当局从1952年1月到1953年4月将全台地主耕地进行重新丈量，登记造册。随后颁布了“实行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规定：地主可以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3甲（43.5亩）或者旱地不超过6甲，超过的耕地一律由当局征收后放领给农民；征收的耕地价也按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当局用债券和股票的形式支付给地主。这种改革政策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解决了农村的土地问题；对地主有一定强制性，但较为温和。地主不仅自己还保留了一份土地，而且其失去的土地换回了股票，使他们转化为资产阶级。
20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农村和农业现代化要求，台湾地区又进行了一次新的改革（人称第二次土地改革）。这次改革主要是解决农业规模经营问题，扩大农业经营面积，办理共同运销，加速农地重划；保护适量耕地，防止土地（特别是现有农业耕地）大量非农化，以保护粮食安全。同时采取措施使更多农民摆脱土地束缚，使劳动力转到其他行业，促进农村资本主义发展。
台湾地区以上两次农村改革前后有机衔接，使封建土地制度和落后的小农经济一步接一步地转变为现代化的农业经济，使城乡实现了一体化。
如果说中国大陆当初消灭农村封建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如今早已成为过去，“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那么，台湾第二次农村改革对于大陆今天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改革，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的，值得大陆人好好研究。
--------------------------------------------------------------------------------
[1] 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6月，第16~19页。
[2] 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4~498页。
[3]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前言），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页。
[4]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其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
[5] 胡汉民《.总理全集》:第一集(上册) [M],上海:民智书局1930，,第5页。
[6] 《中国同盟会总章》第二条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7] 《民报发刊词》，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8].例如孙先生设计了“五权宪法”。
[10] 这时的毛思想实际上是“融古今中外空想、疯狂和专制于一炉，集马克思（早期）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有中国的“秦始皇主义”等等暴力和专制独裁之大成。空前绝后，登峰造极，故谓之“顶峰”！”见本人2011年7月讲演稿《辛亥革命百年中国之“主义”考辨》。
[11]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中说：“经过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特别是经过去年冬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
[12]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82页、第85页。
[13] 同前。
[14] 1924年8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载《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408页。
[15] 同上书，第408~409页。
[16]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载《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载前书，第81页。
[17] 1924年8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载《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409~411页。
[18] 如蒋纬国所说：“国防部的高级军官身边有中共潜伏，所以变成了国防部的命令正本给中共，副本给国军的情形”。见《蒋纬国口述自传》，口述：蒋纬国，整理：刘凤翰，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转引自2011年03月05日 凤凰网历史 。
[19] 辛子陵在《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说三年中饿死的是 2011年9月香港学者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的新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中文版中统计为4500万死于饥荒。
[20] 全国报刊媒体大肆鼓吹农业生产“放卫星”，“亩产万斤粮”。
[21]当时农村流传的一首民谣说：可怜可怜真可怜，记不记得六零年：主要劳力吃三两，三岁孩童吃八钱！
[22]1930年6月，南京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也曾通过一部《土地法》，抗战时期制定了《战时土地政策纲领》，战后又颁布了《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与《土地改革方案》，并成立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但在大陆统治的22年中，除在江浙与湖北等地搞过短期的减租外，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土地王张根本没有认真实行过。这也正是蒋介石集团在大陆遭失败的重要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