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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东:岛争背后的中日国民心态比较

更新时间:2012-10-10 22:36:24
作者: 刘少东  

  

  钓鱼岛争端让中日民众之间的亲和度不断降低,相互不理解和不信任感日益加重,使得本来就非常脆弱的中日互信基础愈加不堪一击。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剖析岛争背后的中日国民心态,这是重建战略互信的前提。

  

  中国对日心态剖析

  

  大国心理。中国是在历史上曾创造过世界上最光辉灿烂的文明。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在近代之前的大部分时期里,深受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在历史交往当中,甚至出现了中日“同文同种”的说法。中国人对于日本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历史上的中国人认为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往往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日本,结果不仅造成对日认识的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形成了一种僵化、固定模式的日本观。因此也积淀了根深蒂固的民族自负心理,导致了中国长期存在着轻视日本的思想。

  历史耻辱感。中国解决历史问题的根本方针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而日本则更多地强调“结束过去,开创未来”的重要性。在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日本右翼势力始终不能正视历史,甚至不断发表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论。这成为引发两国摩擦、阻碍双方互信的一个根源。

  领土挑衅。钓鱼岛问题是涉及中日主权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政府主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虽然其至今仍在日本实际控制之下,但中国从未放弃对其拥有主权的立场。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再挑衅中国,其一直认为,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拥有对该岛的主权和控制权,否认中日存在领土之争。日本的不断挑衅和干涉,使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信任度急剧下降。

  国际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造成的委屈与不满。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日本在外交政策上紧随美国,以《美日安保条约》为基石,配合美国战略东移,积极参与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中国欲和平崛起,却很难被其他国家理解和接受,反而处处受遏制,因此也会产生委屈甚至不满。中日两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很不一样,虽然当今世界已不再是冷战时代,但意识形态的差别仍然制约了双方的互信。

  

  日本对华心态剖析

  

  二重心理。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所著的《菊与刀》一书中深刻剖析了日本人性格的两重性,称他们是“既好斗又和善,既蛮横又文雅,既勇敢又胆怯”,是“礼仪之邦而又目空一切”的民族。因而他们既拥有自己是“神佑民族”的优越感,又有一种对强者“温顺依附”的自卑感。所以自日本明治维新迅速崛起以后,日本人面对同属亚洲而落伍的中国,在潜意识里有一种优越感,而对于强大的欧美国家则在骨子里有一种自卑心理。民族的优越感使他们对落后于自己的中国及亚洲一直采取鄙视的态度,甚至对亚洲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扬言要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用日本的标准来改造亚洲。日本人往往把交往的对象分为非强即弱,强者是交往的目标、攀附的对象,弱者常常就成为打击和掠夺的对象。

  历史指责。日本文化中对生、死、罪有着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看法,主张任何人死后都会变成一尊神,不应追究其生前罪行,视参拜靖国神社为祭祀死去的亲友。特别是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以来,无论是小泉本人还是日本的主流媒体,都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是小泉个人的“政治信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激烈的对日批判,更加刺激了日本国内对中国立场和意图的怀疑和指责。越来越多的日本国民把中国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视为干涉日本内政,并认为这是中国在打“历史牌”以制约日本。他们觉得中国在没完没了地揪日本的历史辫子,使得日本永远抬不起头来,在外交中是“永远被动”。况且日本人认为日本在战后对中国的投资是对中国的帮助,中国不但不感激,反而还要不断以历史问题来谴责日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原来有一定负罪感的日本民众也对中国开始不满。

  潜在对手。中日两国地位的相对变化,也使国民心态和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冷战之后,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世界性大国,都对自己的战略目标进行了相应调整,以实现自己在新时期的战略目标。这不仅使中日关系从友好压倒一切的时代进入了重视国家利益的时代,使两国关系中摩擦和竞争的一面上升,甚至还引起了对对方国家发展方向和意图的不安与猜疑,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双方的互信。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认为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也听不到中国威胁的论调。但当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十年”使日本人失去自信,不少人开始把中国看成自己潜在的甚至现实的竞争对手,中国威胁论开始流行起来。相反,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使中国人更加自信起来,一些人摆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对日自卑感,少数人开始主张对日本说不。中国战略发展目标在影响日本,部分日本人心理的不平衡也是影响其客观认识和理解中国的一个障碍。

  危机忧患。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2010年中国GDP总额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使日本产生了一种遏制中国的心理。政治上,中国政治大国的风范也突出地表现出来,例如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了一个协调人的积极作用;先于日本,与东盟签署了组建自由贸易区的初步协定;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强化自己在中亚地区的影响等。而日本面临的却是经济持续低迷、人民情绪普遍低落,举国上下充满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开始对历史上曾多次受过日本欺凌的中国的强大感到恐惧和担忧,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纷纷出炉。特别是长期以来,日本的个别媒体戴着有色眼镜,对中国的报道受控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失真的地方比较多,比较片面。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媒体不仅没有起到稳压器的作用,反而还不断煽动日本民众的排华情绪。一些本不应该政治化的事件最终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使双方的对话与协商遭遇困难,直接导致了双方的互不信任感进一步加深。

  

  构建战略互信合作体制的几个方向

  

  一是从重视经贸关系到加强政治互信的转变。根据连续多年的中日联合舆论调查显示,两国民众普遍认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然而两国国民中仍有相当比例对对方国家印象不好。已有的历史和经验表明,共同体的构筑或地区一体化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经济过程,毋宁说更是一个政治合作的过程,经济理论上的可行性并没有消除现实合作的政治障碍。这种政治障碍包括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异的政治制度、未解的历史问题、不同的安全政策取向等。除了一些结构性的利益矛盾之外,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中日双方缺乏政治互信。中日关系虽然自邦交正常化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中日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欠缺,即政治安全关系与经济文化关系发展不平衡。

  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访日期间签订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在五大领域构筑对话与合作框架中的第一点就是“增进政治互信”,双方确认增进政治安全互信对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中日现正处于一个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中日双方应推进各层次人员之间的交流,促进相互之间对不同价值观问题和政治体制的理解和认识,完善自我体制,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两国自身的发展,也必然有利于推进双方互信关系的发展。

  二是从重视经济关系到加强传统文化交流的转变。基于双方缺乏互信、相互印象不佳的严峻现实,中日需要摆脱限于经济联系的思路,加强中日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交流,发挥传统文化这个重要的纽带或杠杆作用,培养双方的亲近感和信赖感。

  事实上,数千年历史上形成的中日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近似性,在中日关系史上无论是相互为敌的战争年代,还是战后以来的和平发展时期,都一直在发挥着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是中日关系不可割裂的“粘合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之所以能迅速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于“日本和中国历史性的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全球化迅速推进,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的背景下,中日两国除了要在全球变暖、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等经济领域携手合作,更应在如何解决“全球性问题”与“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等重大课题上展开研究,从东亚文化和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提供有意义的文化资源。

  三是从重视官方主导到加强民间合作的转变。作为东方国家的中日两国均重视人脉关系,两国政府也积极支持和鼓励中日间的民间接触。中国早在1952年就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在没有正式外交渠道的情况下,逐步提升两国的民间交流等级,并最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对日开展的民间外交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同样离不开日本民间层面的积极响应与中方多渠道的互动。例如在邦交问题上,战后日本很多民间角色和组织在政府的默认下,恢复了与中国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并在与中国的接触过程中不断提升贸易层次与扩大民间友好力量,使中日邦交正常化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中日两国能否真正实现和解走向全面互信,归根结底取决于两国国民之间的彼此信任和真诚合作。当在某段特殊历史时期内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外交途径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一些非官方行为体往往更能借助民间沟通渠道,提升两国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层次,为化解矛盾实现邦交正常化创造有利条件。不仅如此,民间合作可通过谴责政府的错误外交行动、影响大众舆论等方式来对外交决策者施加压力,从而使其制定出更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一些民间组织虽然没有从政府获得外交资格,但其却能代表着部分政治势力和经济团体利益,与对方国家进行务实而有效的交流。

  

  (作者为天津理工大学中日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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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杂志(总第3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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