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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湘:美国宪法的商谈原理

更新时间:2012-10-10 20:40:53
作者: 刘建湘  

  

  一、美国宪法是商谈宪法(deliberative constitution)

  

  (一)关于“Deliberation”一词的理解及为什么译为“商谈”

  Deliberation一词就其词典含义而言兼有“慎思”和“明辨”两个方面的含义。所谓“慎思”就是审慎、深思熟虑;所谓“明辨”就是公开辩论、理性商谈、意见交流。“deliberative”一词的本义,是“仔细而慎重地思量和商谈(或讨论)”,“若干人一起思量和检讨那些支持和反对某一建议或行动方案的理由”。 理解“Deliberation” 和“deliberative”一词,必须置入对“deliberative democracy” 这一理论的复兴和发展的背景中来理解。按照埃尔斯特(Jon·Elster)的说法,“deliberative democracy”应当同时具备“deliberative part”和“democratic part”:“deliberative part”就是指决策经由参与者以论争和辩论的方式(by means of arguments)作出,这些参与者在论争过程中都要致力于理性、不偏不倚和公正的价值(the values of rationality and impartiality);“democratic part”则是指所有受到某一集体决策约束和影响的人自己或其代表都应参与到这一决策过程中来。 可见,民主强调的是参与,“deliberative”或“deliberation”强调的是辩论(debate)、讨论(discussion)和论争(argue)。

  什么是Deliberation,无论是从结果界定,还是从过程界定,它都与辩论、讨论、对话相关。从结果定义,它是由交流、言行沟通(communication)而导致的偏好的内在改变,根据这一定义,宣传和理性的争论都被视为“Deliberation”;从过程界定,它是在作出集体决策之前每个人依次言说和倾听(speak and listen)的对话(conversation)。“deliberative democracy”依赖争论(argumentation),它不仅通过争论而展开进行,而且必须通过争论而获得正当性。

  人具有言说或推理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因此将人定义为言说的存在和政治的存在。从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述出发,阿伦特构建了自由行动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在关于意见的形成、公共领域的构建和议事会制度的设想中,凸显出言说和辩论的价值和意义。她认为争论构成了政治生活的本质。言说(speech)恰恰是暴力的对立面,是传统上最为人道的交往方式。 成为政治的,意即任何事情都要取决于话语和说服,而不是取决于暴力和强迫。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构成了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并影响了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哈贝马斯使用“辩论”从三个层次讨论了对话理论。他把辩论对话看成是一个过程,其意图旨在说服普遍听众,为一个申述获得普遍同意;一种程序,其意图在于以理性所导致的同意来结束关于假说性的有效性申述的争论;一种特殊产品,其意图在于论证使一个有效性申述获得基础或获得重新确认。

  因为“deliberative”这个词本身就赋予每个成员以辩论权(the right of debate)。 因为当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过程而达成,其中所有参与者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并且愿意平等地听取和考虑不同的意见,这个民主体制就是协商(商谈)性质的。 因此,本文将“deliberation”一词译为“商谈”,用以彰显平等者之间理性、自由的辩论,人们透过言说和倾听相互交换意见、以平等为预设并通过论辩程序进行彼此说服的意蕴。

  将“deliberation”一词译为“商谈”还有一层考虑,就是这一语词的中国语境。译为“协商”,好像能使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与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对接,其实,在中国语境中,政治协商制度的实际运作更多地是侧重于信息和意见的收集、通报和传达,与Deliberation强调理性辩论、平等自由的意见交流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在中国语境中,中国政治所使用的“讨论”一词更多的是一个柔性概念,褪去了“激烈交锋”的强度,在多数情况下,“意指的主要是一种相互表达意见的方式,而表达的意见既可能是表达者的真实意思,也可能相反。更重要的是,‘讨论’这个词汇还包含了最后意见的‘决断者’的在场,不包括‘讨价还价’和‘争辩’。” 此外,在中国语境中,对辩论的理解也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扭曲、错位。在公众的心目中,把战胜对手视为最高目标,把辩论场当成战场,“认为辩论是伤和气的事儿,在该正面、深入讨论问题的时候含蓄、兜圈子、和稀泥;反过来,潜意识里把辩论当成一种斗争的手段,在辩论赛场、公共论坛上口诛笔伐。”

  殊不知,辩论是民主的精髓和核心。没有商谈、言说和讨论,就没有民主。民主就是讨论的统治,是说服的政治,是论争的共和国。在这种民主理论中,辩论、讨论、说服是政治的核心词汇。在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中,讨论(talk)是强势民主的核心,包含着倾听和演说、感觉和思考、行动和反思。 共和主义的理论家佩迪特提出了“论辩式民主”(contestatory democracy)的概念,他认为按照论辩的模式理解民主,意味着只要人民单个地和集体地对政府的决定享有永久的论辩之可能,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民主的,它就是一种为人民所控制的政府统治形式。 佩迪特说:

  一种共和主义的政制要想保证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不会对大多数人或共同体中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和思想观念构成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普通民众完全有可能就政府的行为展开论辩。这一点向我们昭示,民主的理想不是基于人民的所谓同意(consent),而是基于政府所作行为的可论辩性(contestability):重要的是保证政府行为经得起民众的论辩,而不是它们必须是民众意志的产物。①

  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民主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公共协商(商谈)。根据大多数协商民主的支持者的说法,当决策通过公共讨论和辩论的途径制定出来,且参与其中的公民和公民代表超越了单纯的自私和局限的观点,反映的是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的时候,政治决策才是合法的。 正如霍尔姆斯所说:“民主是通过在具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的公民之间开展理性的、自由的讨论来进行统治,而不仅仅是执行大多数人的意志,……并非任何意志,而只有在充满活力和广泛展开的辩论中形成的意志才应当被赋予主权的权威。受法律保护的反对权(Rights of opposition)因此成为民主政府的一项基本规范;它为形成民主的公众意见,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既然民主是讨论的统治,其核心是商谈、辩论和对话。改善和发展民主,“基本的要求是改进争论、商讨和说服的方式和条件”。几年一次的选举是保障权力不被滥用的最后机制,而贯穿于整个任期的、可以每天发生的辩论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机制,最需要首先被激活的机制。 那么,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一个大开放的时代,一个利益多元化和大分化的时代,为什么要进行商谈辩论,商谈辩论又如何进行,又有哪些方式、规则、程序和条件有助于改进争论、商讨和说服呢?这样一些问题,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具有什么样的启示和意义呢?正是这一系列问题,促进我把视线投向18世纪的美国。因为美国宪法是商谈宪法、审议宪法,美国建国立宪的过程是商谈的过程,呈现的是辩论和对话。

  (二)美国宪法是商谈宪法

  美国宪法是商谈宪法。它是建国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娴熟的政治技巧、严肃审慎的态度,平心静气地相互讨论、相互说服、相互妥协而有效合作的产物,是许多双手、许多个头脑深思熟虑、慎思明辨的结果。制宪会议代表威尔逊说:“开天辟地以来过去了六千年,美国现在头一次由人民集会,慎重冷静地权衡并安详和平地决定约束他们自己及后代的政府形式。” 康涅狄克市长塞缪尔·亨廷顿说:“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个新时代。迄今,大多数政府是专制的和用武力强加于人的。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和平而安静的环境下,他们的代表能够聚在一起,为了共同的利益,平静地商洽如何构建一个政府体系。” 杰斐逊虽然抱怨宪法草案缺乏权利法案,但是对宪法经由和平集会深思熟虑而产生给予了由衷的赞赏。在1789年3月18日给友人的书中,他写道:“用召集国家的贤才而不召集军队的办法来改变一部宪法的例子,和我们已经成为他们所树的例子一样,对世界是有价值的。作为我们深思熟虑的结果的这部宪法,毫无疑问也是献给人类的最英明的宪法。”

  建国一代人把美国宪法看成是与众不同,乃至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慎思明辨的结果。此前绝大部分的建国或出于偶然,或出于强人的命令。美国宪法却是由众多政治家构成的机构,历时三月方设计出来的;为它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辩论;而且,宪法的通过经过了公开的代议程序。《反联邦党人全集》的编辑者斯托林指出,“美国建国呈现出来的是辩论,或者说是对话。”

  有充分理由的辩论,在18世纪时代的美国,很明显是最受人们欢迎的。蒂洛森大主教的布道演说辞是18世纪前半期被最广泛地阅读的读物。他写道,“说服他人或劝导他人做事的人只能用三种方法,或是用恳请的方法,或是靠权威,或是靠辩论。”蒂洛森说,在人们“被说服有充分理由去做某件事之前,恳请他们或责令他们去相信任何东西,都是荒谬愚蠢的。” 伯纳德·贝林对美国革命期间的小册子进行研究,他发现,小册子包括所有形式的作品--有政治理论方面的论文、历史随笔、政论、训诫、书信、诗歌,将处于革命中心的各种动机、看法以及观念表达出来是小册子最为重要的贡献。正是通过小册子这种媒体,“宪法思想的坚固框架”才得以发展,“革命时期美国政治思想的基本要素才首次得以面世”。 这些小册子“基本上都是辩论性的”。贝林写道:“交换对不同问题的理解就成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并且对这种理解的伟大表述通常表现在那些最优秀的小册子当中……这些小册子是通过辩论而非大众认可的观点来引导读者的,可以说小册子的目的就是要说服读者。” 通过小册子的研究,贝林认为:“美国革命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它是一场在思想意识、宪法以及政治领域所展开的斗争,并且基本上不是一场社会团体之间就是否要强行改变社会或经济组织而展开的争论。”

  美国宪法不仅是商谈、辩论和审议的产物,而且宪法的设计旨在创立商谈/审议民主体制。贝赛特在1980年发表的论文《审议性民主:代议制政府中的多数原则》中率先提出了“审议性民主”的概念。在他看来,作为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内容,审议就是就公共政策的优点和价值进行辩论和讨论,这个过程有助于表明某些价值高于其他价值。审议性民主强调客观正义和社会公益,不承认价值观仅仅是偏好问题,而认为实践理性可以用于解决社会争端。通过对《联邦党人文集》的解读,贝赛特认为美国1787年宪法缔造者的初衷是创造一种审议性民主,也就是说,这套复杂的程序和制度一定要能够控制不假思索的大众情感,并使深思熟虑的多数人的意见最终占上风。 著名宪法学家桑斯坦在《偏颇的宪法》一书中指出:美国宪法的设计是要去创立审议民主制(deliberative democracy)。美国宪法首次建立起了一个理性的共和国。 桑斯坦说:“美国的立宪政府渴望既是商谈的,又是民主的(deliberative as well as democratic)。政府决议被期待为对公众意志的回应;但是公共制度也被设计来保证信息的交流、一定程度的反思以及接触不同的观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渴望实现商谈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美国宪政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在森斯坦看来,传统的共和主义,尤其是在18世纪激发了美国人的共和主义,对政治体持有一种观点,即在政治体中公民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权力,公共事务基于共同的考虑通过协商来决定--它们不得偏向任何群体,甚至不得支持现状;协议作为一种调整性的理想用来确定事务应该如何来决定。一言以蔽之,这个观点就是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观点。

  阿克曼的 “二元民主观”区分常态政治(normal politics)和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这两种不同的政治活动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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