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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湘:美国宪法的商谈原理

更新时间:2012-10-10 20:40:53
作者: 刘建湘  

  他提出了宪法时刻(constitutional moments)的概念,认为在宪法时刻下,人们通过重要的动员和争论过程来说话时,宪法政治就产生了。在宪法政治下,被动员的人民,将摒弃日常时期因私利而起的野心与派系冲突,会深刻地、经思辨地反省根本的社会秩序问题,建立合理的、以公共精神为指引的审议式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cs),从事高级立法,发展出较好的规则。而在常态政治下,人们不直接说话而是通过政府的各种制度说话。这时,各种声音众说纷纭,乱七八糟,立法者在日常政治的挤压和利益团体的压力下,不太可能发展出一套良好的规则,各种声音是否与人民意志之间有联系颇成问题。按照阿克曼的说法,产生宪法政治的宪法时刻体现为美国制定宪法的建国时刻,内战后的重建以及新政三个时期。 在著作《我们人民》一书中,阿克曼将贯穿于美国宪法的起草和通过中的辩论(debates)看作实践的商谈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例证,阐述了立宪本身就是商谈和协商的过程(Constitution-Making is Itself a Deliberative Process)。

  (三)美国建国立宪的商谈过程

  通过辩论商谈建国立宪的最佳例证就是美国宪法的制定。美国宪法制定的过程,就是建国者们通过辩论商谈建国立宪的过程。他们之间的商谈,既有私人之间的书信讨论和面对面的私人会晤,又有会议辩论和小册子辩论;辩论既有秘密性的,又有公开性的;会议辩论中,既讲求妥协、让步、折中和讨价还价,又求诸于更佳说理论证的力量。

  美国建国立宪的商谈特征主要体现为:以和平方式集会,遵循公开的代议程序和广泛的辩论,心系国家的自由和幸福、繁荣和安全,持有友好和睦的精神,承认区别而又互谅互让,通过反思和抉择建立政府。这一建国立宪的过程,就是慎思明辩的商谈过程,是人们共同商谈,合多数人之力而成功的。

  阿克曼在著作《我们人民》分析,宪法的变革经历了发出宪法改革的信号、提出宪法改革方案、决定宪法改革命运的程序、宪法改革方案的批准和宪法改革成果的巩固五个阶段。建国时期宪法的重构从1785年弗农山庄会议开始(有学者认为弗农山庄会议是走向制宪会议的第一步),经安利波纳斯会议、谢斯起义、大陆会议对安利波纳斯会议决议的认可,再到费城会议,经由各州对宪法草案的批准,最后形成宪法的巩固。 在这一进程中,商谈辩论是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

  鉴于“宪法”与“法律”的区别:即宪法是“由人民制定、政府不能更改的,而法律则是由政府制定、政府能够更改的”③,美国立宪选择将建议程序与批准程序分离,这一分离旨在促进商谈、审慎思考和理性选择。 建议程序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发出宪法改革信号的阶段,我称为通往费城之路的跋涉。这一阶段包括1785年弗农山庄会议、安利波纳斯会议、谢斯起义、大陆会议对安利波纳斯会议决议的认可,主要表现为建国者们相互通信,通过书信往来,谈论对局势的看法、交流意见、寻求策略,强化变革的意愿和形成共识。这可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书信革命”。此外,州议会和邦联国会的辩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书信是18世纪时代建国者们彼此交往、对话、理解的主要政治形式。 美国革命后的形势如何,邦联国会有哪些缺陷,谢斯起义对新生的美国意味着什么,如何寻求变革,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和国家,这些问题,在华盛顿、麦迪逊、汉密尔顿、杰伊、约翰·亚当斯、杰斐逊、伦道夫等建国者们的书信中,都有着深入而广泛的讨论。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0篇中提到:要对现存政府进行重大的变革,就必须首先由某个或某些有名望的爱国公民提出个人的、未经公认的和非正式的建议(some informal and unauthorized propositions),从这些建议来开始这项改革。③在第一阶段,美国建国者们就是以“提出个人的、未经公认的和非正式的建议”来开始寻求变革的。

  早在1783年6月8日,华盛顿写了一封“传阅信”给13个州的州长,指出合众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未来数百万人的命运都和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他提出4个最基本的最重要的问题:第一,在一个联邦政府的领导下,各州形成不能分解的联盟。第二,对公共正义神圣的尊敬。第三,采取恰当的和平政策。第四,在美国人民中间培养和平友好的性格倾向,这会使他们忘记偏见和权谋,达到全面繁荣所必须的相互妥协,在一些情形下,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而牺牲他们的个人利益。最后,华盛顿呼吁所有人公正行事,宽容慈爱,具备慈善、谦卑平和的脾气。

  在1785年到1787年5月费城制宪会议召开期间,华盛顿与各界人士通信、会晤,谈论对安利波纳斯会议、谢斯起义的看法,分析邦联的缺陷,讨论费城会议所要从事的工作,改革的目标、困难和应采取的措施等等。他对麦迪逊的计划和改革意愿给予了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在1786年11月,华盛顿给麦迪逊写信,在信中激励他说:“我们的曙光最灿烂;当前我们面前的乌云却最多!面对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需要智慧和经验来挽救这个政治机制。”

  1787年3月31日致麦迪逊的信中,华盛顿说:

  凡是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不会否认对现行制度进行彻底变革是必需的。我迫切希望这一问题能在全体会议上加以讨论。大会以后,如果现行制度仍无更大权力,仍然优柔寡断软弱无力,不能保守机密行动迅速,缺乏健全的行政管理特色(无论是无人参加此次会议,还是由于与会者有地方观点);或者,大会以后,国会在一切适当时机能坚定果敢地行使赋予它的权力(我只担心它行使这种权力太少,而不是怕它滥用权力),而不是虚耗时间,把这种权力又转回各州。--由于各州议员往往不能把自己视为全国的代表,那么,依我看,经过这次试验以后,如果证明此种制度无效,就应向民众的各阶层宣传改革的必要性。我认为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才能进行这种改革,而不致产生民众龌龊不和的不良后果。

  我承认,我现在对公众美德的看法有所改变。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一种制度,不使用政权的强制力量就可以使中央政府的法令得到应有的贯彻。而做不到这一点,其它都无从说起。法律和法令无人遵守,或者不能完全贯彻,反而不如根本没有,因为零不过零,有法令而不能贯彻则会产生忌妒和不满。你也许会问,使用何种强制办法。这个问题需要三思。但各州不同意国会最近提出的要求,已可证明使用强制方法的必要性。③

  麦迪逊于4月16日复信说:“敬悉3月31日华翰,不胜荣幸。阁下对大会所应追求之改革的见解等于批准了我心中的见解。……谨不揣冒昧,把在下心中设想的新制度的大纲提供给阁下过目。鉴于各州的个别独立地位是与它们的合众主权是极端不相容的,而若要把各州并合为一个单一的共和国则又操之过急且无法达到,所以我择取了某种中间的立场。”

  1787年代是麦迪逊的时代。在1786年夏秋季,麦迪逊“专心致志”于以前的共和政府所有经历的历史。他了解所有这些由人民治理的国家的优点和弱点。在他广泛的阅读中,他得到了他的朋友杰斐逊的帮助。这位驻巴黎的美国公使发往麦迪逊的家乡蒙彼利埃(Montpelier)一个“图书馆规模的货舱”的有关历史、政治和经济的书籍。1787年早春时期,麦迪逊运用其各个时期的政治经历和所受的教育编写了一部工作备忘录,其中分析了“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弊端”。麦迪逊在他的这部伟大的文献开头总结了邦联政治的缺陷;随后又进一步解释了他的“完美补救方案”将如何制止共和制中的缺陷,如何勇敢面对各州政府内部遭遇的失败。同期,在写给杰斐逊、华盛顿和伦道夫的信中,麦迪逊将他心目中的共和制定为费城会议的目标。他与费城会议的与会者进行了密切接触,倾听并欣赏了他们有关宪法的不同观点。他极力劝说华盛顿参加费城会议,争取华盛顿对他的计划和方案的支持。他抱着满腔的热忱来到了费城,他坚信他已找到了根治美国政治体系弊端的一剂良药。

  麦迪逊于1787年5月5日来到费城,成为除宾夕法尼亚州外的第一个人。5月17日,乔治·梅森的到来使得弗吉尼亚代表团成员全部到齐,于是这些弗吉尼亚人立即着手为即将举行的大会起草一份政体方案。“每天有两到三个小时大家聚集在一起,交流各自的思想”,通过这一方式,他们制定了十一项条款,并将麦迪逊所做的会前分析的精华包含在其中。这一方案后来被称为“弗吉尼亚方案”,在制宪会议开始时由弗吉尼亚州州长伦道夫提出,成为制宪会议讨论的基础。

  华盛顿到达费城时受到教堂鸣钟、礼炮和人群欢呼以及宾夕法尼亚一支骑兵部队的迎接。他直接进入制宪会议代表罗伯特·莫里斯的豪宅并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夏季。华盛顿刚安居下来,立即前往市场街拜访富兰克林的家。富兰克林是宾夕法尼亚州长和这次会议的官方主持人。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以他们的巨大威望支持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计划。

  第二个阶段是费城会议,提出宪法草案,决定宪法批准通过的程序。费城会议的行动是顾问性的和推荐性的,会议的成果是提交一部宪法草案性文件。这一阶段表现的是会场内秘密讨论。“在隐蔽的会议厅里,他们坦诚自由地提出观点,无拘无束地表达思想,批判地检验基本原则,毫不掩饰经济动机和阶级利益。” 麦迪逊后来对于费城会议秘密讨论给予辩护,他说:

  要关起门来,因为意见是如此纷繁,而且在最初是那样粗略,因此在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之前,都有必要进行长久的争论。其间成员们的心智也会时有变化,妥协和通融的精神(a yielding and accommadating spirit)将会带来诸多助益。如果成员们一开始就公开地表白自己观点,以后他们就会认为,言行一致要求他们固守自己的理由。在秘密讨论中,当他对自己意见的妥当性和真实性不再满意,没有人觉得自己有义务必须固执其观点。他对于论证的力量(force of argument)持开放的态度。③

  会议的讨论和协商除了在会议上的辩论发言外,还体现在许多方面。一是会议采取制宪大会和全体委员会的方式开展讨论,大会主席是华盛顿,全体委员会主席为戈汉姆。全体委员会和制宪会议的出席者相同。全体委员会由戈汉姆主持,华盛顿居于第二线,多一个回旋的层次;制宪会议由华盛顿主持,一次作出决定。全体委员会有利于问题的深入讨论,成员在辩论中的发言次数没有限制,全体委员会的表决结果不作为会议组织最后的决定,只作为委员会的建议。 在涉及一些更具争议性和具体性的问题时,通过选举设立专门委员会来处理,这些委员会提交报告供大会辩论和表决。比如,设立3人组成的开会规则起草委员会、11人组成的妥协委员会、5人特别委员会、5人组成的细节委员会、文字风格与排列委员会等等,这些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一名主席。这些委员会可以称之为核心会议,制定计划和共同协议支持或反对某些措施等工作,都是通过这些委员会作出的。

  制宪会议的这种工作组织方式,既有公开的讨论和发言,又有私下的妥协和协调,使代表们能够相互说服,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观察,经济学家奥尔森的研究都说明了,在集体行动和集体决策中,集团越大,就越不可能去增进它的共同利益。而小集团的行动更果断,而且能更有效地运用它们的资源,完成共同的目标。

  会议前两天和第三天的一部分都用于作会议的组织工作,讨论会议规则和开会程序。1787年5月25日,到达大会的州才达到了法定的7个。大会一致推选华盛顿将军为大会主席。开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开会规则,确立了一事一议、面向主席发言、表决权平等和辩论礼节、保密等议事规则。开会规则显示了制宪者们对如何开会、如何心平气和进行讨论的智慧。开会过程中改变观点是常有的事,为保障代表们不固执己见,不受指责,并且他们的讨论不受公共舆论压力的干扰,会议决定不允许为争取同意或否决而大声叫喊,并进一步下令“日志中的任何项目……未经会议许可都不能摘录”,“代表们只被允许看日志”,并且“未经许可,会议里讲的话不能付印或以其他方式公布或传播。”

  会议的主要工作于5月29日开始。除了因7月4日国庆而休会两日,又于7月26日至8月6日休会十日以让一个重要的委员会准备其报告之外,除了星期日,会议一直开到9月17日。在8月下半月的一个星期中,休会时间定于4点钟,除此之外,每天开会的钟点,大约都是从早上10点至下午3点。因为当时费城是夏天,冗长闷热。代表们留有许多的休闲时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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