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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重新思考礼乐社会

更新时间:2012-10-10 09:43:08
作者: 秋风 (进入专栏)  

   礼乐重建,正当其时

  

   每一轮的礼崩乐坏始于精英之败坏,这一轮也不例外。尤其是占据话语主导权的现代知识分子,如同战国之游士、唐代之进士,积极摧毁礼乐。

   百年前,现代知识分子大肆攻击“礼教吃人”,判定戏曲愚昧,刻意摧毁国民固有之礼、乐。其态度一如战国时代之法家,唯一的不同是冠以“民主与科学”之名义。在20世纪中期,知识分子与权力密切配合,积极投入针对传统礼乐的战争。

   据说,摧毁固有礼乐,即可建立现代文明。这当然只是幻想。知识分子得到的是野蛮,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他们呼天抢地,而今,对世道之败坏,同样作痛心疾首状。

   奇怪的是,对于一切重建礼乐之努力,现代精英、尤其是知识分子又不以为然,多数时候是恶语相向。他们再度如同法家,迷上了制度:据说,政治、法律等领域的制度变革是决定性因素的,也是唯一正确道路。重建礼乐则是倒退。他们认为,现代性就是每个人张扬个性,礼乐则束缚这个神话般的个性。

   但是,一转脸,这些知识分子对台湾之优美风俗,又感叹不已。对于英国的绅士风度、对西洋之乐,也歆羡不已。

   知识分子中多重自我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无知,对现代社会秩序之生成与维护机理,对现代西方演变过程之无知。实际上,西方在早期现代经历过一次礼乐重建。

   西方历史同样经历过礼崩乐坏、礼乐重建之往复:希腊礼乐盛极一时,难免走向衰亡;随之兴起罗马文明,也即罗马礼乐,经过几百年繁盛,蛮族将其扫荡殆尽。10世纪之后则形成封建的、基督教之礼乐体系,所谓骑士风度、贵族精神,以及西洋音乐,正出自于此。

   不过,从15世纪始,此一礼乐体系开始面临冲击而陷入危机。首先是政治上的冲击:主权国家制度冲击贵族制度,贵族主导的礼乐体系陷入危机,而中世纪礼乐是由世俗、宗教规则承载的。18世纪始,此一礼乐体系又面临经济上的冲击:工业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地理格局之变动即城市化,导致社会之平民化,形成市民阶级。他们脱离原来的封建的共同体,而生活于相互之间陌生的城市。他们没有贵族之礼乐,相互之间的关系难以清楚界定。

   在此背景下,欧洲自然地出现了礼乐重建。宗教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一礼乐重建的基本组成部分,城市中无处不在的教堂为陌生人提供了重建公共生活的空间。在世俗社会中,市民阶级对于贵族之优雅充满向往,模仿贵族礼仪。此一历史过程导致贵族礼仪实现了一次平民化转型。18世纪英国学界关于good manners、civility的议论,体现的正是礼乐重建之焦虑与想象。新兴市民阶级试图构建优美而得体之生活形式。莫扎特的音乐似乎就标志着市民阶级之乐的重建。

   总之,欧洲的城市化过程固然破坏了中世纪的礼乐体系,然而,一套新兴礼乐体系也被人们构建出来。在美国,20世纪形成的中产阶级同样经历过一轮礼乐重建。因此,欧美社会固然是现代的,但现代绝不意味着自然的放纵。相反,越是在相互陌生的现代社会,礼乐的作用也许更为紧要。这是现代的隐秘逻辑。

   对西方了解不多的知识分子好谈西人之个性解放,然而,凡与西人交往者都会发现,西人十分在乎礼,比起大陆人,西人更为知礼、明礼、守礼。西人讲究礼仪、坚守职业、社会伦理,信守合同、法律,这些其实均在礼乐之范畴中。现代社会绝非无礼无乐,若真如此,现代社会不可能维系。稳定而可持续的社会秩序就是由礼乐维系的,现代社会自有其礼乐,只不过,它略不同于五百年、一千年之礼乐而已。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对西人“贵族风度”的向往,表明人们至少认为,有礼是一种荣耀。于是,在经历对中国礼乐之百年怀疑、破坏之后,礼乐之当代重建事业终于展开了。

   此一轮礼乐重建大体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模仿西洋礼乐。官、学精英多热衷于此。其实,过去百年,精英毫不留情地摧毁原有礼乐,其目的就是全盘引入西洋礼乐。西方是现代的,而现代是好的,中国当学习西方,自当学习西洋礼乐。此一礼乐西洋化过程在20世纪中期被打断,80年代之后重启。当时,穿西服是开放的文化和政治象征。西洋礼乐被普适化,精英们以洋为荣。

   另一个方向则是复古,恢复中国之古典礼乐。具有这种意识的人较少,但因其反潮流,而引起了较多关注。比如,过去十年来兴起的“汉服”运动。孟母堂主人周应之创建的“诗礼春秋”品牌,则试图推进汉服之现代转型。伴随着儒教概念提出,有一批人士致力于恢复祭孔之仪;与此相关,有些地方零星出现古典成人礼。

   伴随着中国之世界地位的变化,过去十年间,上述两种进路之间出现了微妙的逆转。更多人具有中国文明主体性意识,希望立足于中国传统,重建中国式礼乐,以重建健全优美之现代的中国式生活方式。然则,此一礼乐重建,当依循何种原则?

  

   礼乐重建之原则

  

   当代之礼乐重建头绪纷繁,或可大略分为公、私两个方面:

   首先,政府当依据中华传统重建国家礼仪体系。比如,国家领导人祭圣王,祭孔。制作国乐,参照古代礼服,设计各类官员在正式场合之礼服。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对于安邦定国、深思明辨、技艺特出之君子,予以表彰。最近,杭州表彰王斌为“革命烈士”,引起很多争议,显示了重新设计国家荣誉制度之必要性。

   其次,重建国民生活方方面面之礼仪。比如,制作婚、丧、嫁、娶之礼。为已成公共假日之清明、中秋、春节设计仪节。设计国民礼服,制作人生成长各个阶段之礼等等。

   可以说,礼乐重建,其实就是公、私生活方式之修葺、美化,就是文明之光大。然则,如何重建礼乐?今日不乏主张复古者。其用意值得同情,在礼崩乐坏之时,复古者的努力也可以将古礼之知识带入当下,从而有助于发现礼之意、礼之本。不过,真正能被国民普通认同、从而具有化民成俗之用的礼乐,必因时而制。圣贤正作如是观。《论语·为政篇》: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礼乐重建之基本原则就是“因”中有所损、有所益。所因者,仁、义、礼、智、信之五常,“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之十“人义”等等普适之价值观:普适于中国几千年历史,也普适于中国、外国。所损益者,如正朔、服色、仪节等等,当因时而进行改作。只有通过后者之改作,才能让礼乐顺乎人心,普适而永恒之价值才得以存身,并塑造人,塑造秩序。制不损益,道反而可能让人疏远而晦暗。

   宋明儒在进一步平民化的背景下,对礼乐重建之原则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朱子《家礼》序言提出一个基本思考范式,分礼为本、文两个层面。本就是伦常,就是人义;文就是仪节。礼之本需以文呈现,故无文则无本。现代人总是倾向于忽视文,斥文为虚伪。其实,孔子时代就已出现类似观念:《论语·八佾篇》: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而这正是礼崩乐坏之观念表现。对此,子贡的一段批评是十分有力的,《论语·颜渊篇》: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犹犬羊之。”若无得体之礼文,则人自身粗鄙,人与人之间的合宜关系也无从表现。

   然而,礼文又不可一味复古。《朱子语类》卷八十四记载,朱子明确指出:“古礼繁缛,后人于礼日益疏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礼,亦恐情文不相称。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令有节文、制数、等威足矣。”周代君子固可承受繁复之礼文,但当时就有“礼不下庶人”之说,礼不能为庶人所承担,今日之平民更断无可能。故复古礼用意虽美,但不具有可行性。

   当然,重建礼乐,也不可纯任创新,而是“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所谓大体,就是本,就是“谨名分,崇敬爱”之基本精神。然则,此所谓大体存在于古礼之中,因此,欲重建礼乐就不能不精研古礼,从中体认人伦纲常。

   朱子于上文提出“就今人所行之礼删修”,又云:“礼,时为大。使圣贤有作,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朱子语类》卷八十四)朱子于此提到两个重要字眼:礼与俗。民众自有其俗,习焉而不察。志在重建礼乐之君子,其实亦习染于此俗。此俗或善或恶,或得体或鄙陋。然不论如何,君子不可无视于习俗,不可有为民立法之自负。正确的态度是,以谦卑姿态,面对习俗;以自己所体认的礼之“本”,对习俗予以反思;以古礼可行于今之文,对此予以修葺、补充。

   由朱子的思考与实践,或可确定重建礼乐之中道原则:据古礼之意,因一代之俗,参前世之仪,制今日之礼。

   子曰:“富而好礼。”中国已富,富裕的中国人缺少礼乐,而缺礼少乐,就难以享有优美、得体而令人宁静之生活,也难以得到他人之尊重。故在当代中国,礼乐重建乃是大势所趋。

   而今日礼乐重建之情境,与孔子、董子时代,与程朱时代,基本接近:社会之平民化,表现为中产阶级之兴起和扩大;所不同者,本轮礼乐重建,在城市化框架内展开,城市为礼乐重建之重点。这一点,是前两轮礼乐重建中未出现的。西方倒是有过城市化背景下的礼乐重建。这也就意味着,本轮礼乐重建,西洋现代历史确实可以给礼乐重建以诸多启发,甚至一些礼文也可移入。不过,礼乐者,“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系乎中国之道而出乎中国人之心,故合宜的礼乐重建之道是,立定文明主体性意识,在自身文明脉络中则天道、参古仪、缘民情、作新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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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2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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