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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亚峰:公民维权与社会整合

————民权论之二十八

更新时间:2005-02-16 00:04:37
作者: 范亚峰  

  

  和《公民维权与选举权利》1一文不同,本文运用程序理性的社会理论,分析当代中国政体,探讨其转型路径和公民维权运动的关系,认为公民维权运动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整合,有可能以契约模式包容民族整合与文化整合中的多样性。

  

  一、公民维权与社会转型

  

  (一)规则与资源

  

  本文分析中国政治转型的基本框架是规则与资源、党治秩序与法治秩序、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交往权力与政治权力、政权改革与政体革命。这一范式的理论基础是两域五系统的中道社会理论,2语义规则与正当性规则、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为社会的总体框架,规则与资源分布的变化导致中国社会从党治秩序转变为法治秩序,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交往权力与政治权力两对矛盾构成社会整合的关键,政权改革、政体革命则力图揭示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现实路径。

  

  社会转型的动力是规则和资源的变化。资源包括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规则分为构成性规则和管制性规则、显规则与隐规则、默契规则和话语规则、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强约束规则和弱约束规则3,还可分为上层规则和下层规则、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名义规则和实际规则。

  

  语义规则的转变

  

  法治秩序可分为政法秩序,和道德秩序两个方面,政治法律经济为政法秩序,主要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人格社会文化为道德秩序,主要处理政治与宗教关系。

  

  民主、法治、人权、宪政话语融入中共的语义规则导致一种奇特的混合,其代表作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4近来又提出“社会主义宪政”的命题。5而儒家化的倾向更加剧了其反传统与尊孔之间的巨大张力。这是简单的文化统战无法解决的问题。正当性话语和语义规则的共同问题是否认、忽略两种理论的精神气质无可调和的内在冲突,并援引经济改革的渐进改革为此辩护,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殊论的阴阳辩证法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混合状态、整体性危机的深重提出了超现代,即演化出后现代之后的文明模式,也就是中道模式的可能性。中道模式的核心内容是地域整合阶层整合系统整合、意义之域和公共之域两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法律五系统、天人之约和国家社会之约、程序理性和中道、公民和士等。中国社会的新语义规则尚未成熟。

  

  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转变

  

  1989的爆发根源于社会的政治规则危机引发的腐败,以及经济资源危机:通货膨胀。当局在89之后,加速经济改革:经济规则(制度)的转变,政治上则严厉控制。2003年的萨思危机是由公共卫生危机折射出的政治规则危机(信息公开规则)和资源危机。孙志刚案体现的规则危机受到了民间规则创制的压力。香港游行则体现了香港民意规则与大陆官方规则的冲突。

  

  中国宪政的实质就是权利和利益的恰当分配以实现宪政正义。而权利和利益的辩证法在于多给有产者权利,多给无产者利益,所以农民的补偿和土地私有化十分必要,其目的是促进中国社会能动理性和多元理性的形成。6社会理性与政党理性存在着良性与恶性两种互动。社会结构的基本稳定体现在规则和资源的恰当分布,即地域差别趋于缓和,社会诸阶层实现共和,社会的功能系统关系协调。   

  

  正当性规则的转变

  

  社会包括市民社会的私域,和公共领域的公域两个部分。程序理性的社会理论强调沟通和交往,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整合;强调程序,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政体程序建设,以社会决策程序整合国家与社会,整合政治与宗教,乃至整合城市与乡村、东部与中西部。

  

  (二)党治秩序和法治秩序

  

  近代以来,礼治转变为党治的原因也是根源于规则与资源的社会分布变化。社会规则的改变体现在从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被迫接受外部规则,到洋务运动主动修改经济规则的部分修改,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变法试图改制,即修改政治规则,失败后就是废科举改变社会规则,以及兴晚清宪政以改变政体规则,无以收拾人心乃有辛亥革命的激烈变局,规则与资源在突变期通过革命实现结构性重组。苏联共产主义革命成功,使孙中山以俄为师,形成党政军主义领袖的党治政体框架,1927年蒋介石分共使中国出现了两种争夺规则与资源的方式。毛泽东从农村整合资源、积累规则,乡村社会的军事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社会资源被中共整合,其借助抗日战争进一步扩展资源、争取到于己有利的积累规则与资源的空间和时间。中共的规则系统整合了三民主义、苏联规则,从而于1944-1949获得规则-制度的竞争优势。中共在资源竞争上策略也更为娴熟。其党资源、政治资源、军事资源、主义资源、领袖资源,以及整体协同的竞争力明显优于国民党,故中共取得了政治战场和军事战场的胜利。文革的发生根源于社会的规则与资源危机,毛泽东解决危机的办法是灵魂革命、统制经济、民粹政治、伪神学文化,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根本原因是党治秩序的资源危机和规则危机。

  

  党治秩序的逻辑乃是党政军逻辑7,而法治秩序的逻辑乃是民主宪政逻辑。中国政体正在从等级制有机体的政体类型向多中心秩序的政体类型转变,旧体制处于衰落、解体和转型之中。旧体制就是党治的一整套观念、操作、规范和程序。其在转型中遭遇语义规则、合法性规则,以及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全面危机。社会的多元化要求权威的转型,从党治秩序转变为法治的多中心秩序,从综合治理模式转变为宪政治理模式。

  

  (三)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

  

  中共政权改革在合法性危机的化解,和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的解决上作用很小,因为社会危机的根源需要重新分配权利和利益,为此中国社会既需要分配正义,也需要校正正义。党、国、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需要党退出社会,也退出国家,成为国家的一部分,从国家教会、政党合一的架构转变为现代政党;同时加强社会建设和国家建设,促使党从社会和国家中撤退。

  

  公民社会理论的解释意义和建构意义体现在,中国公民社会理论参与了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和建构过程,中国现有公民社会已经可初步促进自由主义的成长,交往权力的不断积累和扩展有可能使中国社会最终形成中国的宪政民主架构,即公民政体。公民社会首先促进社会立宪的进程,进而促进国家立宪的成功。

  

  首先实现自由主义的社会化,使社会底部建立基座,进而逐渐寻求国家建设的机会乃为正路。从网络化到社会化的实现路径包括自由主义者从虚拟空间登陆平面媒体,从政治观念转为民权运动:学者上书、公民起诉、签名信、艾滋病人维权、环境保护运动等方式使自由主义的观念转变为活生生的社会运动,由此使中国民间社会的规则与资源逐渐发育成熟,使互联网、家庭教会和自由主义所构成的社会建设联盟牢不可破,把臣民、暴民转变为理性而明智的公民,为中国的政治转型打下坚固的基础。民权运动沟通和贯通整个中国社会。

  

  (四)交往权力和政治权力

  

  普通法宪政主义对于中国问题的中道整合体现在传统与自由的中道整合;东部与中西部的中道整合;城市与乡村的中道整合;大陆与台湾的中道整合;左派与右派的中道整合;民主派与宪政派的中道整合;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中道整合;文化多样性的中道整合,政治多样性的中道整合,社会多元利益的中道整合;国家与社会的中道整合,政治与宗教的中道整合。党治秩序的社会整合作用日趋衰微,党内民主是系统整合的措施,难以形成社会整合,执政能力建设很难有效地整合社会,对于社会组织原则的转变意义不大,因为社会的根本危机在于党国一体的党政军主义领袖的党治秩序无法有效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与宗教关系,导致腐败盛行、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趋于断裂,执政能力建设缺乏有效实现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办法,难以有效地实现社会的结构化。

  

  民权运动交往权力的扩展通过互联网、自由主义、家庭教会三线的展开实现,由此和加强执政能力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因为宪政的基本矛盾就是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执政能力建设能否成功取决于其能否有效解决反腐败问题,反腐艰难的根本在于党内权力网络生态的整体性恶化,法治民主反腐的含义在于重建社会关系的交往权力网络,和政治权力网络。而在中国一方面需要用交往权力网络去制约政治权力网络,另一方面又需要用交往权力制约权钱交易的社会权力网络,并逐步改造政治权力网络和社会权力网络。法律和宪法是“交往权力借以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媒介”。8

  

  (五)政权改革与政体革命

  

  中国政治转型的逻辑是政权改革、政体革命。近代中国孙中山建立了为公政体。毛泽东建立的为民政体乃是代表制和民主专政的对立统一体,基本上是施密特提出的政治的神学,即人义论政治神学的政体。社会意义的危机主要是爱与正义的危机,党权高于立法、高于行政,也高于司法,使司法无法成为正义的最后防线。单位制度逐步衰落,官方组织资源流失,个体、家庭、宗族、教会的共同体自治逐渐发育出来。

  

  规则与资源的整体性危机,可以推导出政权改革、政体革命的转型逻辑。中国社会的政治危机是党治秩序与法治秩序的矛盾、单一中心与多元社会的矛盾,以及等级制有机体的为民政体与平面化多元化全球化的中国社会之间的矛盾。化解这一危机不能靠组织秩序的内部规则的优化即党内民主的推进,而要靠中国社会整合原则的转变,即社会的整合力量从党治转变为法治。所以执政党可能需要一场深刻的精神革命与政体革命。政权改革本身就构成政体革命的一部分。而政体革命的方式和途径尚未确定,改革与革命还在赛跑。新政的意义是逐渐接近政权改革的极限,从而引爆渐进式改革积累的全部社会矛盾,明智的政权改革有可能导致政体革命和平进行。萨斯是证明压力促变、危机转型命题的范例。

    

  中国政治的转型逻辑乃是由规则秩序逻辑推论出的政权改革、政体革命。如果官方拒绝出让权力股份,民间拒绝和平赎买,公民由于官方长期的非理性决策可能变成暴民,从而以撕毁隐性契约的方式实现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重新签订社会契约与政治契约,革命是有可能发生的。可能导致转型的危机包括生态环境危机、道德伦理危机、财政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如公共卫生危机等,以及政治危机如可能的对台战争失利等。土地拆迁问题,实质是以经济资源流失的方式透支国家信任,使军事资源与经济资源加速亏空。由于社会的规则危机与资源危机,有可能于突变期爆发政治社会革命,从而引出新宪法、新政体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党治秩序的根本缺陷是对于天人关系、群己关系和身心关系关注不足。中国的宪政转型需要集权与分权的恰当配合,而不是简单的集权。公民维权和加强执政能力构成直接的矛盾关系,二者一定会出现冲突。社会转型之要在于各归其位,而公民维权的社会转型意义简而言之就是,公民维权形成压力促变、使危机转型出现和平进行的可能,公民维权支持政权改革、推进政体革命。

  

  二、公民维权的社会功能

    

  什么是社会整合?从社会整合的角度看,焦点是具体的行动者和他们在时空上的关系/互动;从系统整合的角度看,焦点转移到制度复合体,这是一个虚拟的规则/规范秩序(virtual order of rules/norms),用吉登斯的话来说,只有当行动者在特定情形下为了行动和互动而凭借它们时才显示出来。社会整合涉及的是横组合层次(syntagmatic level)(时空中的具体互动),系统整合涉及的是纵聚合层次(paradigmatic level)(规则之间超越时空的逻辑相容/不相容)。吉登斯的社会整合概念与共同在场情境中发生的互动有关,而系统整合则是不在场的互动。系统整合以社会整合为前提。9本文的社会整合概念是在社会建设的意义上而言的,它包括地域整合、阶层整合、系统整合等内容。

  

  通过公民维权的社会整合如何可能?社会整合通过地域整合、阶层整合、系统整合的现实路径而逐渐积累可能性。为此,中国社会阻遏与避免断裂和两极分化的趋势,需要反腐败、反两极分化、反狭隘民族主义。公民维权运动的目的就是建设仁爱与正义的中道社会。争取公民应有的权利和利益将导致社会规则与资源的重新分配,有助于形成一个正义的社会。从社会建设到国家建设,从社会立宪到国家立宪的过程,乃是公民维权运动的社会动员路线。民权运动不断整合体制内与体制外、国内与国外,城市和乡村、东部和中西部。公民维权首先是社会立宪的原动力,进而会构筑国家自由立宪的基础。军事动员体制的衰落趋势难以逆转,公民维权的展开使中国社会的宪政动员体制正在逐渐形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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