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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明辉:法律逻辑方法与司法公正的实现

更新时间:2012-09-20 22:20:06
作者: 熊明辉  

  再如,1994年发生在河北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之被告人已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而2005年杀人真凶交待自己所犯罪行后,已无法换回聂树斌之冤。或许这类冤死案还不少,如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1996年发案,1996年判决并执行死刑,2005年抓住真凶)等。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一系列震惊国人的重大刑事冤案的发现才促使我国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执法机关不得不把司法公正推到2011年“两会”的浪尖上来。

  与佘祥林案相呼应,美国1994年也发生一起杀妻案。那就是世界著名的“辛普林案”。 1994年6月12日,辛普森的前妻尼可}布朗}辛普森与其男友罗纳德}高德曼被杀。17日,辛普森被捕。 1995年1月24日开庭。控方证据主要有:(1)911电话录音与辛普森对尼可进行家庭施暴记录;(2)头发证据;(3)纤维证据;(4)血迹证据;(5)手套证据;(6)鞋子证据;(7)其它如驾着布朗哥逃走以及对辛普森被告知尼可死讯时的奇怪反应等证据。这些证据似乎足以证明辛普森就是杀人真凶。然而, 1995年10月3日,正当全世界有几亿人都停下手中工作来观看辛普森审判判决结果时,等来的是陪审团裁决辛普森无罪。或许这个结果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根据当天盖洛普公司的民意调查,有56%的人不同意这个裁决,只有33%的人同意这个裁决,还有11%的人没有表态。[10]法官宣判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马上发表电视讲话,要人们尊重法官的判决。很显然,美国法院当时放走了一个坏人,因为真凶至今都未抓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辛普森获判无罪呢?关键在于证人弗尔曼警官所提供的证据之可采性。辩方律师团说证人福尔曼有种族歧视倾向,其证据就是他使用过去经常使用“黑鬼”这个字眼,但弗尔曼否认他有这种倾向。后来,辩方律师团展示出一盒弗尔曼的私人录音带,其中使用“黑鬼”字眼多达50多次,弗尔曼哑口无言了。这意味着,警官弗尔曼所给出的证据有可能是设计陷害辛普森的,其证据的可采性自然就受到了挑战。其中,一个被挑战的具体证据就是手套,弗尔曼说那是辛普森的手套,但当法官要求辛普森当庭戴上手套时,手套显然太小戴不上去,这就更加加强了弗尔曼所提供证据的不可采信。这些证据使得陪审团宁愿放走一个坏人也不采信弗尔曼所提供的证据。这就是辛普森之所以被判无罪的根本原因所在。但同样的证据,如果放在民事审判背景下,情况就会不一样,也正是基于这些证据,在民事审判时辛普森被判承担了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其根源在于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在证明责任分配上要求是不同的。在民事审判中,证明责任分配通常是按“谁主张,谁证明”原则;而刑事审判的证明责任标准要高得多,也就是关于被告人是否有罪采用“控方证明原则”,在具体裁决过程中那就体现为“疑罪从无”裁决原则。我们现在可以回去猜测一下,或许辛普森真是杀人凶手,或许弗尔曼也可能因种族歧视而制造了一些证据一心想把辛普森置于死地,但正是因为他“制造”的证据而使用辛普森逃过了法律制裁。可以肯定地说,那场辛普森审判的确放走了一个坏人,但毕竟没有冤枉好人。

  其实,中华民族的“疑罪从无”法律原则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在夏朝时,立法者就提出了“疑罪从无”的主张;到了周朝,法律对疑罪实行从赦原则;元代的《大通元律》规定“诸疑狱在禁五年以下不决者,遇赦释免。”新中国成立以后,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曾默许了“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原则,而且这一原则通常被司法人员不自觉地贯彻执行。但“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已被当时的法律实践所尊重。1989年发生在四川的“罗开友杀妻案”的被告人就是在被收审21个月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的。 198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一审判决宣告无罪的公诉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对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多次退查检察院仍未查清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犯罪事实并提供足够证据,法院调查也无法查证清楚,不能认定有罪的被告人,在判决书说明情况后,直接宣告无罪。”这是我国 “无罪推定”或“疑罪从无”原则的一个早期法律依据。

  从法律原则上来讲,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才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或“疑罪从无原则”,但根据上述不完全冤借案统计,在此之后这一原则被贯彻得显然是相当不够的。当然,并不是说,我近三十年代“疑罪从无”或“无罪推定”的推行没有一点进展。2003年发生在湖南的“黄静案”之被告人姜俊武、发生在广州的“百万保险金谋杀亲夫案” 之被告人邓秀琼和毛定稿以及发生湖北“王氏兄弟杀妻骗保案”之被告人王洪学和王洪武都是因为证据不足而享受了“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的 “法律恩惠”。

  这一系列冤案的发生与司法不公正有着直接因果关系,而司法不公正与司法理性紧密相连。换句话说,这些案件肯定是非理性断案,在判案过程中肯定存在论证不充分,证据不足,案件事实不可接受等问题。法官理性断案,是实现法律公平与正义的前提和基础,而实现司法理性是保证法律公平与正义的必要条件。

  

  三、 司法理性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理性是公正的必要条件,换句说话,没有理性就没有公正可言。因此,司法理性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没有司法理性,何谈司法公正。司法理性是法律理性一种子类型。人们通常把法律理性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立法理性;二是司法理性;三是执法理性。其中,立法理性是基础,司法理性和执法理性是保障。也就是说,没有立法理性,司法理性和执法理性成为空中楼阁;而没有司法理性和执法理性,立法理性变得毫无实际意义。

  理性使人觉得负有社会使命感。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理性是一种基于正常思维结果的行为。这种行为要求人们在正常思维状态下,自信地和有勇气地遇事不慌且能够全面了解和总结,在尽快分析之后恰当使用多种方案中其中的一种方案去操作或处理,以达到事件所需要的效果。其意义在于对自身存在及超出自身却与生俱来的社会使命负责。[11]公安人员、检察官、法官应该具有这种理性,因为他们确实肩负着实现公正的社会使命。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理解“理性”的含义呢?汉语中的“理性”一词所对应的英文术语通常有三个即“reason”、“reasonableness”和“rationality”。到底哪个英文术语更能代表汉语中的“理性”的意义呢?我们认为,哪个都不能代表,因为汉语中的“理性”应该包括这三个英文术语的含义。换句话说,在汉语中理性大体可分为三个层面:(1)说理理性(reason),即为所提出的主张提供支持理由;(2)推理理性(reasonableness),即把理由作为前提要足以推导出作为结论的主张,通常可称为“合理性”;(3)价值理性(rationality),即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追求一种价值平衡。[12]前两个层面的理性是后一个层面的前提和基础,是形式理性,而后一个层面是一种实质理性。

  首先,要通达司法理性,必须有理由来说服目标听众,就是要讲理。讲理要求论证者对每一个主张都给出一个理由,哪怕这个理由并不是很充分,但必须给出。只给主张,不给理由,那就是空喊口号。公安人员进行刑事侦查,检察官提起公诉,法官断案,都不能只喊口号,不给理由。给出理由的目的是要让目标听众从接受理由(逻辑术语称为“前提”)转而接受主张(逻辑术语称为“结论”)。

  所谓目标听众是指论证主体应当说服或试图说服其接受其论证的人。作为公安机关来讲,一份侦查结案报告要有理由来说服其目标听众至少有两类:一是自己;二是检察机关。要让目标听众相信这个结案报告中的论证是相当好的,以至于足以让他们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作为人民检察院来讲,一份公诉书也应当有理由来说服其目标听众。他们的目标听众也至少有两类即自己和人民法院。要让目标听众觉得公诉书中的论证是相当充分的,因此有理由来起诉或受理这起刑事审判。作为人民法院来讲,一份判决书要有理由来说服其目标听众至少有五类:自己、被告方、上级法院、法律人以及更广义的普遍听众。要让这些目标听众觉得判决书的法律论证是相当好的、无可反驳的。

  要知道,我们这里特别强调三个论证主体都应当首先要把自己当作第一目标听众,也就是要求公安人员、检察官和法官在司法决策过程中都要有理由说服自己,不能只喊口号或者只发表主张,不作论证。前述冤案的发生,实际上有关机关或工作人员当时肯定没有充足理由说服自己。至少从冤案发生后有关部门领导或同志的反应表明了这一点。对于公安机关来讲,在不能说服自己的情况下所采用的不公正手段通常就是刑讯逼供,但这事实上还是没有从内心里说服自己,只不过表面上获得具有一致性的口供而矣。

  其次,要通达司法理性,理由必须能够从逻辑上推导出主张。在侦查结案报告、公诉书以及判决书中,仅仅给出理由是永远不够的,这只能说明通达了司法理性的第一个层次。也就是说,他们在讲理啦。至于这个“理”到底是否成立?那就要看前提(理由)逻辑上能否推导出结论(主张)。

  “逻辑上推导”有两个含义:一是“必然推出”;二是“或然推出”或“可能推出”。前者是演绎逻辑所要求的推理标准,后者主要是归纳逻辑给出的推理要求。由于刑事审判中证明责任要求是极高的,即奉行“无罪推定”或“疑罪从无”原则,因此,在刑事案件中,从理由到结论的“逻辑推导”必须是一种“必然推出关系”,因为“排除合理怀疑”或“超越合理怀疑”是刑事审判的最根本要求。很显然,在前述所有冤案中,都是违背了这一逻辑要求,也没有超越合理怀疑。例如,在佘祥林案中,只需要将死者作个DNA鉴定,就可以确定她是不是张在玉。然而,公安机关所依靠的鉴定手段仅仅是死者家人辨认,这显然是前提不能必然推导出结论。再如,在赵作海案中,既没有追查到任何杀人凶器,又经过四次DNA鉴定都未鉴定出死者身份,但警方仍然认定死者就是被害人赵振晌。更为严重的是,只要思维正常的人都会推断这个死者肯定不是赵作海一人做的案,因为压在尸体的三个石磙最重的有500多斤,赵作海不可能一人作案。可见,这里的前提也并不必然能够推导出结论。

  最后,要通达司法理性,其法律论证必须符合价值理性。[13]其实,这层理性关注的理由和主张的可接受性问题。给出理由,论证者也不一定接受它,说谎者总是喜欢说这样的理由。这说明论证者给出的论证并不符合自己所声称的价值目标。就目标听众而言,如果论证者给出的理由没有满足其价值目标,那么他也可能不接受论证者的理由。就论证者和目标听众来讲,对理由的接受性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形:(1)论证者接受且目标听众也接受;(2)论证者接受但目标听众不接受;(3)论证者不接受但目标听众接受;(4)论证者和目标听众都不接受。其中,第一种情况是最好的理由类型,也是法律论证所应追求的境界;第四种情况是最差的理由类型,这相当于在说废话。与之相对应,主张也有四种类型:(1)论证者接受且目标听众也接受;(2)论证者接受但目标听众不接受;(3)论证者不接受但目标听众接受;(4)论证者和目标听众都不接受。其中,第一种情况是法律论证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第二种情况需要论证者继续履行证明责任,第三种情形通常会不发生,第四种情形所有工作得重新开始。

  法律论证的好坏取决于以下四个方面:(1)前提对结论的推出或支持关系;(2)前提与结论的相干性;(3)前提的可接受性;(4)结论的可接受性。传统法律逻辑学家关注的是第一个方面,传统法理学家关注的是第二、三两个方面,而法官关注的是第二、四两个方面,律师和当事人则关注的是第四个方面。如今,法理学家特别是法学家与逻辑学家开始联合攻关,企图探讨同时从上述四个方面探讨法律论证的分析、评价与建构模型。我们可以把这一联合攻关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如下:一个法律论证是好的,当且仅当:(1)前提可接受;(2)前提足以推出或支持结论;(3)前提与结论相干;(4)结论可接受。[14]其中,条件(1)、(2)、(3)解决的是说理理性和推理理性问题,条件(1)和(4)解决的是价值理性问题。同时满足了上述四个条件,我们就可以断定法律理性得以实现。

  价值理性是价值权衡所追求的目标。在司法实践中,价值理性始终是法律人关心的核心问题。张继成认为,“只有进行价值判断,才能打开前提与结论间的逻辑通道,避免出现‘中词不同一’或不合‘实质正义’的错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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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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