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轩:反日示威游行: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1 次 更新时间:2012-09-19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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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轩  

由于钓鱼岛归属争端,9月15日中国不少城市的民众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在个别城市出现了较严重的打砸抢事件,小部分民众毁坏私人拥有的日本品牌汽车和冲击与日本相关的商业机构。

中日之间钓鱼岛领土纠纷由来已久,有着复杂的历史、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原因,解决领土争端需要依靠专业外交人士、国际法专家和国际法庭在法律的范围内的沟通协商仲裁。其间民众通过游行示威的形式表达民意,是必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结合历次中国民众反美、反日游行,这次游行出现的一些新特点值得人们思考。在互联网媒体(特别是微博)一致谴责游行中出现的暴力事件的同时,从多个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思考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这次游行示威和以往的反日游行示威相比,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部分城市的暴力事件的数量和危害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撇开坊间各种谣传,有几个问题非常值的思考。什么人参与了这次游行?为什么他们要以暴力表达诉求?他们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诉求?

二是此次游行示威中互联网出现了一面倒的反盲目反日,反游行示威中的暴力的声音,对人民表达政治诉求进行了相对冷静和客观的批判性思考。

三是大多数城市的游行示威相对客观理性,示威群众和组织者打出了理性爱国、理性散步的召集原则。在游行队伍中一些民众高举调幅,提醒和呼吁游行示威参与者冷静理智。

四是不少地方出现了由警方规划管理监督地非常有秩序的游行示威,表现了这些地方政府对大型群体活动应急应对管理的专业能力。

这次中国民众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对政府和民众而言是非常好的政治学习(Politicallearning)的机会,把握这一机会进行反思和学习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化意义重大。对中国民众而言这次游行示威是思考公民权利和学习实践公民言论自由,合法理性表达政治诉求的好机会。

按照亚里士多德说法,人天生就是社会动物,有参加群体活动,表达政治诉求的需要。在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自由,社会群体及其利益越来越多元的当下,如何厘清言论自由和政治诉求表达的界限,如何在大型群体政治活动中保持理性和克制,是从任何书本和教育形式中学不到的,唯有通过实践才可以习得。

民众自发反对暴力令人欣慰

这次反日示威游行中,在互联网上民众已经开始讨论反日货的政治经济意义,开始思考游行示威的政治价值,以及如何在游行示威中表达理性政治诉求。各种政治观点和态度围绕着中日关系以及政治示威中出现的暴力倾向都得到了表达。

此次游行示威中出现的民众自发的反对暴力、和平理性表达政治诉求的行为反映出中国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的正能量,非常令人欣慰。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在这个越来越开放、自由、人民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的时代,禁止民众进行政治诉求的表达是不可能。如何引导和管理民众进行政治诉求的表达是政府目前面临的严峻挑战。政府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允许民众以游行示威的形式进行政治表达,而在其他情况下甚至大多数情况下不允许吗?政府可以控制在允许的游行示威表达中不出现其他内容和形式的政治诉求表达吗?在游行示威的全过程中,政府应该进行什么样的管理,既保障正当政治权利的表达,又有效防止游行示威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呢?对游行示威的管理是任何政府应急管理中都非常重要的环节。

即使在对游行示威管理最宽松的美国,在公共街道进行大型游行示威活动(对如何界定大型,美国各地警察局都有自己详细的规定),都必须事先获得警察局的批准。以游行示威活动最多的纽约市为例,游行(不仅仅止政治示威,节日庆祝等游行也包含在内)的组织者(不单单是组织者,每一个参与这一游行活动的组织都需要单独提交申请)需要尽早向纽约警方提交三份有原始签名(originalsignature)的申请表,其中一份还需要公证。在表中申请者需详细说明自己和所代表组织的情况和联系方法,游行的目的,游行的集合时间地点,游行的线路,游行解散的时间和地点,有无携带扩音设备和武器,以及车辆和活动中出现的动物的情况。纽约警方会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出动警力,设置必要的路障和进行必要的交通管制来进行管理。在纽约星期天下午2点之前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进行游行的。

中国警方可从中学习管理示威

在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管理条例和手段,但是个别城市的游行示威中,警方管理活动的缺位和无效令人遗憾。这次反日游行示威给政府和警方其实提供了一次非常好的练兵机会,学习如何有效管理从申请到游行解散之间各个环节,保障公共秩序和安全。此外,对于官方媒体而言,充分全面报道游行示威活动中出现的暴力事件和公民自发表现出的理性克制的精神和声音,对于引导和树立正确的政治诉求表达观,培育公民社会,培养理性、守法的现代公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有人把此次反日示威事件中部分民众表现出来的暴力倾向和未来中国政治民主化结合在一起。笔者虽然不认为应该将这两者简单的联系在一起,但是认为这应该引起中国政府和全社会的反思:为什么部分民众在合法政治诉求的过程中表现出相当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暴力倾向。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以来,中国大规模的政治诉求表达活动往往伴随着暴力,这说明什么问题呢?除了普通民众,为什么知识界部分知识分子当中也存在相当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拥护战争和暴力手段的倾向。在互联网上,笔者甚至看到儿童参加打砸日系汽车的图片(当然很有可能是伪造的)。中国政府非常需要系统反思已有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公民教育。和笔者以往的观点一样,在民主化进程不可避免的形式下,当前非常紧迫的需要大力推进的不是理想化的民主形式,乃是培养理性、守法的有大国气象的公民的公民教育。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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