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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米尔·阿明: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

——欧洲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比:起源与历史

更新时间:2012-09-13 09:28:38
作者: 萨米尔·阿明  

  

  1.人类演变过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具体而当下的事件总是特殊的。要窥见这些事件并不困难。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观察具体而当下的事物,我们就无法提升到足以认 知人类历史的层次。人类历史--就现象而言--似乎建构于某些特殊事件发展过程的延续,在它们之间除了偶然,谈不上任何的关联。这些延续大概都只能从因果 和独特事件的串接来解释。这种解释方法强化了「文化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每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是来自于其「文化」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又是超越历 史的,以至于不管人世怎么变化,文化特殊性总是会顽强持续。

  对我而言,马克思是在特殊性之外,致力于找寻普遍性的思想家。当然,这里所说的普遍性不应该马上就扯到有关现象本质的理想论述或思维(譬如黑格尔或 孔德的那个套路)。应该是要从各别具体事件的分析去做归纳。这些归纳究竟是不是定论或正确的,我们不敢做「绝对」的保证。但是,没有这个过程,肯定研究不 出什么成果。

  分析特殊性,而后发现普遍性如何从特殊样态中凸显出来。这就是我对马克思的阅读。

  秉持这样的精神,我提议从人类社会发展三个重要阶段的接续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社群阶段、部族阶段、资本主义阶段(有可能带来超越其自身的共产主 义)。我的提议有异于于过去传统上人云亦云的的所谓两种生产模式的对立,亦即「欧洲模式」(那个着名的五阶段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 会主义--这不是史达林发明出来的,而是欧洲在马克思前后就已经存在的主流论述),以及「亚细亚模式」(或干脆说是死路)的对立。魏复古(译按,Karl August Wittfogel,德裔美籍汉学家,魏复古是其自取的汉名)有关水利社会的那一套理论,在我看来毋宁是幼稚、误导,而且充满欧洲中心的成见。我也不同意 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所生产出来的,所谓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五阶段论。

  秉持同样的精神,我提议在看待部族社会大家庭中的矛盾时,也要能够看到一种要求超越部族社会组织体系基本原则的普遍意愿,而其超越的方法是发明后来 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有迈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可能)的那些手段。资本主义并不必然是欧洲独占特有的发明。它也正在部族社会的东方被逐渐建构起 来,尤其是在中国,以下会进一步说明。

  然而,一旦资本主义以其历史既定的样态被建构出来,也就是说从欧洲出发,那么,欧洲为了其单极集权再生产的需求,透过征战和压制其他社会向全世界扩 展,阻绝了人类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条道路」(譬如,「中国道路」)。欧洲的征伐扩展模式完全忽视并抿除了区域性资本主义多样性发展的重要性及其贡献,最 后,整个世界只能以二分法区隔出宰制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中心--被宰制者资本主义边陲。

  因此,以下我提议一个解读「两条道路」(地中海/欧洲地区道路以及中国地区的道路)的方法,这不是五个阶段 / 亚细亚死路的对立模式,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分析原则之上。这个分析原则将中国已经完熟的部族模式,和边陲化的地中海/欧洲部族模式对立起来看。我说中国是已 完熟的部族模式,因为它显而易见的已经非常稳定,很早就已是一个权力相当集中的帝国。反而是欧洲仍在部族社会的边陲形态,它依然十分脆弱,几度意图迈向权 力集中的帝国,最后这些企图都以流产告终。

  欧洲发展道路与中国发展道路对立的核心:农民问题

  地中海/欧洲发展道路与中国的发展道路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因为部族模式的完熟稳定首先要能够将农民世界坚定地整合到整个系统的建构之中,要达到这 个目标,必须要保障农民都能够取得土地。这个原则,中国很早就采取了。虽然,我们都知道,要让耕者有其田,其过程中充满了波折与冲突,有时候还相当严酷, 最后困难还是被克服了。相反的,在地中海/欧洲地区,由于很早就采取了农地私有化政策,而且欧洲模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农地私有化还成为绝对而基本 的原则,农民被剥夺了取用土地的权利。

  欧洲中心的历史资本主义不断将生活在农村的居民大量驱赶出去,这种历史资本主义必然造成人口的大量外流,后来征服了美洲才得以纾解外流人口的问题。若是没有美洲,欧洲的进一步扩展根本就不可能。历史资本主义于是变成穷兵黩武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暴力。

  另一方面,中国开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被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之前)就完全不同,它是确立而非抿除农民进取土地的权利,并 从而强化农业生产,同时将工业制造分散到乡村地域。这让中国在许多物质生产的领域大大超越欧洲,一直到工业革命的成功造就了现代欧洲之前,中国都处于领先 的地位。

  领先欧洲的现代中国

  欧洲思想家多意识到中国的优越地位,艾田柏(译按,René Etiemble,1909-2002,法国著名汉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不少学者都已认知这个事实。中国也很早就是行政理性的典范,用考试来录取晋用政府官员,而不是依据家族的传承。即使在生产技术的理性应用层面,中国的农业生产和作坊/制造业也都曾经远远超越欧洲。思想家们对中国的殷羡崇敬之情,一直 要到欧洲使用武力优势(仅有的优势)侵略中国并切断中国模式之后,才逐渐消逝。

  因此,中国其实很早就已经在开展它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其模式和西方依恃武力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扩张形态大相迳庭。

  有待探讨的是,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其源起和形成都比欧洲至少提早五个世纪,为何却未能产生主导作用?而欧洲的道路,开始得那么晚,却何以能够在很短 的时间之内结晶成形并主导全世界的发展?在这里,我试图做一个解释。那就是欧洲部族社会的边陲性格相当突出(「封建」之路),相对于当时处于中心的中国部族生产模式,中国的演变太过稳重而迟缓。这里就牵涉到我时常提起的「不平等的发展」:边陲地域的发展模式,由于比较不是那么稳定持重,比较灵活,因此能够 很快超越突破老旧系统的矛盾,而处于中心的发展模式,由于太过凝重,反而放慢了发展的速度。

  

  2.前现代的区域化以及部族剩余的中心化

  

  「现代化」这个用语于今意义相当分歧、模糊而且暧昧。现代化所造成的现象却似乎已轻易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无法回避的,是现实命定的发展结果。当前的 全球化,大致也类似于上述的现象。全球化,看似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牵涉到整个地球,其实可以在更古早的时代发现其脉络。除了那些古老世界的广大区域之外, 譬如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就是孤立的,与全球化互不相干。在这里,我用全球化/区域化来做区隔。

  我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定义这些现象:那就是剩余的组织与分配。在前现代的体系(古老的区域化),剩余可以显现部族的特性;而在现代体系里--资本主 义体系--剩余可以显现资本利得的特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强势卖主主控的资本利得特性。这两种剩余形式的区隔是质的区隔,也是决定性的区隔。部族剩余的 抽取是透明的:农民被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上进行无酬的劳动,由国家或领主来决定抽取收成的比率。这个模式通常是不存在货币交易的,即使偶有货币的形式,也都 是次要的或例外的。至于主宰性资本的利润/利得则通常是不透明的,因为它中间隔着货币商业交易网络的运作:劳工的薪资、生产工具的买/卖以及经济活动的产 出。

  部族剩余的抽取因此与区域(不管大或小)政治权力的执行分不开。相反的,资本主义的剩余看来是与政治权力的运作有所区隔的,它是控制市场的机制运行 的结果(劳动、生产品和资本本身)。部族体系(前现代的)不会牵涉到广大的地域和多种族群。旧时代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还是相当有限的,而剩余通常主要是来自 农民的生产。部族社会可能是零散的,有时候甚至极为零散,每一个村庄或领地都可以自我形成一个初级的社会。

  部族社会的零散并不妨碍它们参与到更大的交易网络,不管是商品会其他形式的交易,也不妨碍他们参与到建立在更广大地域上的权力体系。初级的部族社会并不必然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状态,尽管他们生产的绝大部分,必须要用来保障没有任何外在关系的自我再生产的需求。

  部族帝国的出现必然会要求政治权力可以通行运作于零散的部族社会。欧洲/地中海/中东地区的罗马帝国、哈里发王朝(Califat)和鄂图曼,都可 以归类于部族帝国的形式。中华帝国以及印度历史上几度发生的帝国,也都属于这种型态。商品和货币关系在其内部的扩张以及对外关系的扩展,方便了部族帝国的 出现;而反过来,部族帝国的出现也助长了商品和货币关系在其内部的扩张以及对外关系的扩展。

  即使在中心权力得以控制的地区,部族帝国并不必然追求同质化的政治标的。政治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也许可以约制某些经济运作,但是,在组成帝国的各个区域之间,并不会自己产生向中心集中的现象。

  历史告诉我们,部族帝国其实是相当脆弱的,它的颠峰相当短暂,接续下来的就是一个漫长的解体过程,通常就被定义为没落衰败时期。理由就是剩余的向中 央集中以及初级部族社会再生产的内在需求并不能相容。它们很快经不起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反叛,内部被统治阶层和边陲外省的反抗向来都是相当庞大的。生态、 人口、军事武器、远方的商品交易.......各不同层面的演变都在不断进行,效果鲜明,部族帝国无力因应,只能从衰落走向悲剧。

  唯一的例外--而且是极为庞大的例外--就是中华帝国。

  

  3.中国的旅程:一条沉静的大河?

  

  在此之前的省思都都集中在中东/地中海/欧洲地区。这个地区是塑造早期人类文明的舞台(部族文明)──埃及和美索布达米亚--随后其周边又发展出商 业/奴隶一体的希腊文明,紧接着,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不断有建构部族帝国的尝试(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哈里发王朝、鄂图曼帝国)。可是,这些部族帝国从 来没有真正稳定下来,一个个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衰败过程。这些条件也许反而有利于历史形态资本主义的提早诞生,是欧洲攻占世界的前奏。

  中国的历史旅程却是截然不同。中国几乎一开始就自我建构成一个部族帝国,其稳定性更是绝无仅有,尽管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某些时刻它几度面临解体的威胁,最后这些威胁却都被克服了。

  

  标音文字,观念文字

  

  中国得以在辽阔的领土上成功地建构中央集权的部族,其原因当然有多种说法。有些外界不太熟知的中国学者(譬如温铁军),根据地理和环境变迁的数据, 提出了一些假设,强调中国很早就发明密集耕作的方法,人口也因而快速增长,远远超越了地中海/欧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很有限,因 为主流的欧洲中心主义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我无意在此开启一场辩论。对我而言,我倾向于主张,中国的独特发展,是因为长期以来使用的是观念文字。

  最早发源于中东的标音文字(字母或音节),渐渐成为地中海/欧洲地区以及印度次大陆所有语言的基础。要听得懂读得通,首先要能够认识书写下来的每个 字的意义,不认识字义的人只能乞求于翻译。这种文字模式的扩张,强化了各个语言的区隔,甚至将部族的认同也建立在各自的标音文字之上。这对于地区性的政治 权力造成发展的障碍,同时也阻挠了部族的中央集权化。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它建立了共同语言民族国家的神话。

  在当代的欧洲,共同语言民族国家的神话延续下来,甚至还不断强化,对欧洲的政治统合形成巨大的障碍。要超越--或部分超越--这个障碍,只有采用一 种共同的语言,即使这种语言对许多人而言是陌生的。也许是现代国家传承自古帝国的语言(譬如,某些非洲国家采用法文、英文、葡萄牙文做为共同语言,印度使 用英文,而对于拉丁美洲的印地安人而言,他们也必须随俗使用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或者,「商业英文」就正在成为当代欧洲的共同语言。

  中国则发明了另一种书写的方法,是观念文字,而不是标音文字。一个单字或一组单字指向一个物品(譬如门)或是一个概念(譬如友情)。中国各地有各种 方言,但是你不管用什么样的读法,这些语词还是指向同一个意义。就像你看到「门」这个字,你可以用法文读成porte,用英文读成door,用阿拉伯文读 成bab;「友情」,你可以读成amitié、friendship、sadaka,就看你是法国人、英国人或是阿拉伯人。这种书写方法构成中华帝国权力 在整个大陆扩张的强大助力。这块大陆,这个中国世界,其人口相当于整个美洲从最北的阿拉斯加到最南端的火地岛,或者整个欧洲从葡萄牙到海参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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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众时代2008.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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