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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敏:亨利二世司法改革的国家构建意义

更新时间:2012-09-12 23:05:36
作者: 杨利敏  

  他如此评论“占有(seisin)”的概念:“在我们法律的历史上,没有一个观念比占有的观念更为核心……在过去,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几乎可以说,我们土地法的整个体系是关于占有和它的后果的法律。”[17]而独一无二的英国法上的“占有”概念正是新近被夺占有之诉的结果。创造新近被夺占有之诉的敕令也被梅特兰称为,“从长远来看,是曾在英格兰发布过的最重要的法律之一”,“被它所施行的原则是崭新而惊人的”。[18]

  如前所述,在斯蒂芬乱世之后,亨利二世要恢复土地和平保有秩序,相当大程度上所要对付的是领主权滥用。但他处理这一问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法律障碍,就是依照封建制理论,与土地权属相关的问题由领主法院管辖。他如果直接管辖土地权属问题,相当于剥夺了领主按照封建法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因此,亨利二世必须拿出一种办法,能够在表面上无损领主对土地的封建管辖权的情况下,直接插手干预土地问题。

  “在为它耗费许多个不眠之夜”后,这个包含着“崭新而惊人的原则”的新办法诞生了,它就是新近被夺占有之诉。它也是一道下达给郡长的令状,内容是指令郡长:某A已向国王提起控诉,他被某X不公正和未经审判地(unjustly and without a judgement)剥夺(disseisin)了某块自由保有地(tenement),如果某A向郡长保证会将诉讼进行到底,郡长应扣押被诉土地及其上的动产并保持土地的和平状态直至王室巡回法官到达该地审理,同时召集12个守法自由人组成誓证团,到国王法官面前回答对事实问题的提问。被告某X则应向郡长提供届时在王室法官面前出庭的担保。这一令状是回呈令状,要求郡长让陪审团成员在令状上签名,届时与执行官的姓名和被告的担保物一起交给巡回法官。

  简言之,这一令状的实质是: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占有,亦即,其自由保有地被“不公正和未经审判地”剥夺了,他将获得王室令状的救济,由一个预先召集的誓证团(小陪审团)在国王法官在场的情况下,对被告是否如令状中所称的那样侵占了原告土地的问题作答,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该人就将被恢复占有。

  国王可以合理地主张这一令状并没有侵夺领主法院的权限,而是国王在履行其维护正义的职责,原因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国王干预的并非是土地的“权属(ownership)”,而是“占有”。这表现有二。一是令状适用的时效性。该令状只针对新近发生的土地侵占——一般是在国王最近一次跨海出巡与归来之间,按照亨利二世时的常例是一年,如超过这一时间,即不在该令状适用的范围内。二是令状的非终局性。该令状并不是对最终权属的判定,即便在国王法院被认定为侵占,该人仍可向领主法院提起关于土地权属的诉讼。第二个方面,国王的干预是针对“不公正和未经审判地”剥夺土地占有的行为,而对不正义的制止是国王的职责。这一方面的理由是与王之和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侵占行为都是一个对和平的破坏,一个以暴力进行的侵占更是一个严重的破坏。在每一起侵占事例中,侵占者都将被施以罚款(amercement),罚款数额不低于他所造成损害的数额。法官还将调查侵占人在实施侵占时是否使用了暴力和武器,如果情况确凿,此人将被投进监狱和处以罚金(fine),此外,他还需向郡长缴纳一头牛或五个先令。如果他对于同一块被判决返还的土地重复侵夺,他必须被投入监狱,因为他破坏了王之和平且藐视了国王的法庭。[19]

  引起国王干预的关键是,“不公正和未经审判地”对他人占有土地的剥夺。易言之,“不公正地“剥夺他人占有即是对王权秩序的破坏。这一点,新近被夺占有之诉中所包含的罚则指示得很明确。然而,什么是“不公正地”剥夺占有?领主因为土地保有人未履行役务而将之逐出土地,是否属于“不公正地”剥夺占有?更有甚者,如果起诉的土地占有人本就是通过暴力侵占了土地,原土地保有人同样使用暴力将之逐出,是否属于“不公正地”剥夺占有?这些都不在新近被夺占有之诉考虑的范围之内。质言之,一个人具有的对土地的实体权利并不能为他剥夺他人“占有”——从土地上驱逐他人的行为提供任何正当性。对“公正”与否的判断完全是程序性的,在此,“不公正”和“未经审判”是同义语。[20]因此,新近被夺侵占之诉的效果之一相当于宣布土地上的自力救济为非法。[21]国王不是要一般性地恢复占有,而是指向于在土地秩序上永久性地排除私人暴力。而这里的私人暴力,很大一部分是领主权中原本蕴含的合法权利。

  梅特兰提醒我们,新近被夺侵占之诉同时具有私法和公法两个面向上的效果:在私法上,“占有(possession or seisin),作为一个明显区分于所有权或最佳权利的事物,将通过一个非同寻常的迅捷救济得到保护”;在公法上,“自由保有地的占有,无论它持自哪一级的领主,均受到国王的保护”,国王已然放置了一条重大的公法原则,“土地所有权可以是一个留给封建法庭的问题:国王他自己将通过王室令状和邻居们的调查保护每一个自由保有地的占有”。[22]

  在梅特兰提示的私法层面上,我们看到,新近被夺占有之诉事实上创造了一个独立的权利种类:占有。因为它保护的是一个纯粹的“占有”,这一占有是与土地所有权完全相分离的,不论何人,不论是否具有合法的土地权属,只要有和平占有的状态,就应当得到保护。保护是两个方面的,在程序上获得公正审判和在实体上回复占有。因此,一个与所有权完全分离的“占有”取得了充分的权利形态。同样,“占有”也与封建制的人身关系完全分离。土地保有(tenure)关系原本的实质是将土地授予与人身役务相联结,因而使土地的持有带有一种人身关系的性质。领主对土地的授予是基于对封臣个人的选择和基于人身信任而来的恩惠,而封臣则报以效忠和人身性质的役务。而新近被夺占有之诉保护的“占有”,也与人身役务没有任何关系,不论封臣即土地保有人是否履行了其人身性质的役务,领主都无权将其逐出,亦即不影响其“占有”的存续。原基于人身关系而来的土地保有,此时,已经转化为纯粹的对土地的权利,而剔除了其中人身关系的内容。

  这是新近被夺占有之诉在私法上的重大创造。它使英国土地法乃至整个财产法走上了与大陆完全不同的道路。非但如此,我们看到,由于将“占有”从土地保有关系中抽取出来塑造为一个独立的对“物”的权利,使之与封建制的人身关系完全分离,并排除领主基于此的暴力使用,新近被夺占有之诉事实上对封建制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一旦国王决心将其中的逻辑贯彻到底,领主权的解除已是时间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它在私法上的效果实际也具有公法意义。

  从梅特兰提示的公法层面上,我们看到,对于新近被夺占有之诉而言,所有权是一个可以被悬置的问题,而只要有人被“不公正和未经审判地”剥夺了土地占有,就是破坏了国王的秩序,国王就要予以干预,同时也就是对被剥夺者予以保护。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一种“权利推定”,在未经审判之前,任何人都被假定权利存在。这种假定不仅可以用来对抗领主、对抗第三人,也可以用来对抗国王的官员,乃至国王自身。二是私人的权利是与国王的秩序联在一起的,对于私人权利的保护是国王的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当私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就意味着国王的秩序受到了侵害,国王有职责要予以保护。在第一个层面上,“未经审判”很容易地演变为“未经国王法院的审判”,国王法院的审判又是与陪审团联系在一起的,由此演变为“未经陪审团审判”,而陪审团审判日后则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同义语。因此,梅特兰说“大宪章最著名的词句将铭刻新近被夺占有之诉的公式”。[23]英国式的公、私法合体的意蕴在此表达得极为明确:权利成其为权利,是因其在最强的意义上可以对抗任何人,无论是私人,还是官员,乃至国王。

  上述第一个层面的公法意涵,可以称之为“宪政功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上述第二个层面的公法意涵同样十分重要。新近被夺占有之诉不仅包含了“权利推定”的逻辑,而且还包含了私人权利与国王的秩序直接关联的逻辑。国王的管辖权的基础是“王之和平”,国王要越过封建的和地方公共法院而主张自身的管辖权,其正当性寄托于对“王之和平”中包含的秩序观念的伸张。因此,当新近被夺占有之诉把一项对私人权利的侵害与对国王秩序的破坏联系在一起时,实际也将对私人权利的保护与国王的秩序纳为一体。国王的管辖权原本是例外的而非常规的,是概括性的而非具体的,而新近被夺占有之诉的逻辑意味着:当某一项新生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就与国王的秩序直接相关,随之产生了一项国王的管辖权。进而,国王每一项常规管辖权的确立,都依赖于一项新的“权利”的推定,依赖于国王从秩序观念出发对权利的保护功能。整个普通法的发展事实上系于这样一种观念:具有“权利”的臣民与国王的秩序之间,因而与国王本人之间具有直接的关系。进而,通过不断地培植新的权利,国王不断地取得新的管辖权。从这一意义上,国王也真正成为“正义之源”。

  由国王的法院统一保护的权利,本身意味着由一个地域性的强制机构统一推行的秩序。如果考虑到新近被夺占有之诉被设计出来以绕开领主法院管辖权的初衷,以及在事实上解除领主权的人身内容的效果,那么,可以认为,由一个直接从属于最高权威的强制机构统一保护的私权,意味着不再有其他任何个人、机构或团体能与个人之间形成一种具有人身性质的类封建关系,成为分割国家权威、阻断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层。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其他个人或团体的“个人”是被“权利”建构的结果,只有这样的“个人”才能被完整地整合入国家。这种“权利”不是理论上的“自然权利”,而是实实在在受到最高权威直接保护的权利。而国家只有保护个人,才能使自己成为最充分意义上的国家。

  

  四、后续措施:私权保护的推进和社会关系“财产权”化

  

  后续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新近被夺占有之诉内在逻辑的持续释放。一方面,国王法院的管辖权依照权利推定的逻辑继续推进,另一方面,则是占有概念的不断扩张和类推适用。

  继新近被夺占有之诉之后,亨利二世又创制了收回被占继承地诉讼令(assize of Mort d’ Ancestor)、地产性质诉讼令(assize of utrum)和最终圣职推荐权令(‘darrein presentment’)。收回被占继承地诉讼令解决在土地保有人去世,其继承人进入土地之前,土地被他人占有或被领主收回的问题。由于亨利一世对于土地保有可继承性的确认,这一令状成为新近被夺占有诉讼令的合理补充和延伸,两者一起保证普通自由土地保有人及其继承人对土地的和平保有。到亨利三世时,该令状又产下了一大堆子裔——收回被占之祖父地产令状、收回被占之曾祖父地产令状、收回被占之表兄弟姐妹地产令状,[24]来适用于其不能覆盖的情况。最终圣职推荐权诉讼令涉及土地保有人向建立在其土地之上的教堂的主教推荐教士供职的权利,亨利二世将王室法院保护的主教推荐权也塑造为一个类似于新近被夺占有之诉下的“占有”模式,而将最终的权利留给相应的领主法院。[25]地产性质诉讼令用于解决教会与俗人之间争议的土地性质问题,后来成为专门的“牧师权利令状”。[26]这些诉讼全都适用陪审团程序。

  另一方面,新近被夺占有之诉开始其扩张适用。领主失去了其在土地保有人不履行役务的情况下,通过扣押土地或收回土地而进行自力救济的权利,作为交换,王室法院提供给领主对等的保护,领主也可以新近被夺占有令状向王室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恢复自己被非法剥夺的对相应役务的占有。如果第三人不当地接受了保有人履行的义务,也同样是侵夺了领主的占有。[27]进而,如果土地保有人将土地转手,领主可以针对取得土地的不特定人向王室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自己的领主权被侵夺,要求恢复。与国王的兵役一样,领主基于土地保有关系而取得的原本人身性的役务被附着于土地上,变成一种土地上的权利。对土地占有保护的诉讼形式同样适用于领主权,国王的法院用“公正的审判”交换了领主的自力救济,同时将领主权转变成了一种无体的“物”。此时,原本土地保有制下领主与封臣之间人身性质的相互关系已经转变为各自所具有的对于两种不同“物”的权利。

  这一做法深远效果的显现,必须结合同一时期的另一个历史事实来考虑。从征服时期开始,威廉就没有采取制止土地转移的政策。当国王本人在土地保有关系中取得的役务被附着于土地上,且其土地所有人的身份不因土地转移而有任何改变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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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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