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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科:走近当代西方自由主义

更新时间:2005-02-13 12:14:47
作者: 李小科  

  

  自上世纪七十年以来,沉寂多年的社会政治哲学打破分析哲学对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垄断,一跃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显学;作为“现代世界特性”的自由主义随之再度成为西方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伴随市场经济的确立,贪污腐败的猖獗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制约着中国社会走向公正、科学发展的制度瓶颈越来越突现出来。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许多学者将目光转向对西方现代国家制度与实践的重新认识。这使得近百年来引领和支撑西方社会走向高度发达的自由主义,再度成为我国学术界思考的主要理论话题之一。

  “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哲学”。它既是一种学说,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运动。它的理论内涵大体上由欧洲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个体主义、自由、平等、民主、社会契约理论等若干原则构成。西方自由主义迄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流变,涉及的领域广泛、人物众多、内容错综复杂。本讲力图以探讨关于个人、社会、国家(政府)三者之间权利、责任、义务关系的国家学说和正义理论为要旨,展开对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介绍和分析。

  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主要指近三十多年来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三大政治思潮: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诺齐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德沃金的“平等权利学说”。它们分别是西方历史上传统的几个主要自由主义流派在当今社会的延续、再生和发展;因此要真正地理解当今这三大流派,我们还得从它们的前身,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则及其嬗变说起。

  

  一、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来源之一:古典自由主义

    

  政治哲学中所说的古典自由主义,既包括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政治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各种社会契约理论和天赋权利学说,又包括在十八世纪末由亚当•斯密开启的功利主义思潮。

  1、自由主义的始基-社会契约理论与分权学说

  人们通常将英国的政治启蒙思想家洛克尊为自由主义理论的先驱。他与霍布斯、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所构想的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理论、天赋权利和分权学说等成为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1)国家和政府诞生于社会契约

  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理论,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政治启蒙思想家们从人类的“实践”理性出发,在面向人类的未来发展趋势时对人类以往社会发展所做的一种逻辑的、非经验的解释。他们认为,人类在进入社会、建立国家、成立政府以前,每一个个体不受任何组织或他人权力约束,平等地生活在一种纯粹自然的状态。在多种自然状态的学说中,以洛克的“完全自由和完全平等的状态”对后世最具影响力。他设定人人平等,天生地被自然赋予了不可由外力剥夺、侵犯的自然权利;人们相互独立,不依附于任何权威;任何人都不应该伤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每一个人都有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而单独执行自然法的权力。但这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也存在着许多缺陷:没有明文规定的法律,仅有的自然法只是一种理性的道德约束,不足于裁判人们之间发生的纠纷;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法律去裁判一切争执的公正裁判者;缺乏保证判决执行的权力,从而使得纠纷无法彻底解决。这种天然的缺陷使得每个个体所享有的自然权利又处在很不安全的状态,并促使人们相互达成一种契约,即每一个人都自愿地放弃一部分权利(每一个人在自然状态所享有的去单独执行自然法的权利),将其交给社会,由社会委托给立法机关或指定的专门人员,再由他们按照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来行使。通过订立这种契约,逻辑地形成了国家或政治的权力,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和组建政府、建立公共权力和法律。但是,如果执政者违背契约,破坏公意,损害人民的公共利益和公共幸福时,特别是当人民的自由、财产被暴力夺去时,人民就有权取消契约,将自由与财产再夺回来。

  社会契约论为卢梭-康德一系的政治启蒙思想家们继承和发展,虽然后来也曾受到过休谟、边沁等人的质疑,但社会契约理论作为自由主义基石的地位始终没有能被动摇,并在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2)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必须得到限制

  崇尚个体具有天赋自然权利的启蒙思想家们,大都担心国家或政府权力对社会成员的个体权利产生侵犯和伤害,为此他们主张对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霍布斯将国家喻为《圣经》中提到的海怪巨兽“利维坦”。洛克认为,权力对于人类的弱点有极大的诱惑,权力集中会促使主权者去攫取权力,以使自己不受法律的限制,并在立法和执行法律时只考虑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在契约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和政府,要加强对执掌国家公共政治权力的执政者的手中所拥有的权力进行限制,否则,人们境遇将要比在自然状态下更为恶劣。为此,洛克在主张主权不可分割的情况下,又提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的构想。

  洛克的分权思想,由其后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发展为著名的“三权分立”学说。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中任何两者不能同时集中在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无论是贵族或人民的机构)之手,否则,自由将不复存在;三权不仅要分立,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分权实现防止权力的滥用,“以权力制约权力”。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与制约学说,被称为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牛顿定理”,并被美国宪法的制订者们加以应用和完善,形成美国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制衡”。

  从社会契约理论、赋权和分权学说中所孕育出的政治理念,在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甚至影响到自身权力受到直接限制的开明统治者 ),为当代许多发达国家政治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充当了现代国家制度在英、美、法等国家确立的理论先导。今天,人们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等政治价值观,都与社会契约理论逻辑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社会契约论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直接成为了当今民主国家的宪法原则,成为其政治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但是,到十九世纪早期的时候,天赋权利学说和自然法在当时的英国沦为少数“精英”人物(土地贵族)为自己的利益和特权进行的辩护的工具,成为另一种专制的保护伞和掩体。这个时候,另一批思想家们提出社会财富和快乐最大化原则,将整个社会的快乐最大追求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内,为改革当时政治弊端和社会陋习提供了哲学基础。功利主义一跃而成为英语国家的主流政治哲学,铸就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另一大传统。

  2、功利-古典自由主义的另一大传统

  古典自由主义的这一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边沁、李嘉图、密尔等人。他们在批判地继承由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政治自由理论的同时,将追求社会经济效益和社会幸福总量的最大化置于对自由的考虑和对国家、政府的思考。

  (1)政府不干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英国古典经济家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版的《国富论》中提出,贸易、社会分工是构成财富的重要源泉,由于竞争为每一个个体提供了高效生产的动机,因此,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有益于国家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自由市场通过一支“看不见的书”的调节在自行有效地运做着。出于这种考虑,亚当•斯密、边泌等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一切干预,通过市场调节和配置,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经济和谐的社会。与此相承,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极力主张自由贸易,废除由重农主义统治的议会所采取的保护性食品贸易关税(谷物法)和航海法令对自由贸易的限制,并打破地产阶级对英国政治的垄断。

  (2)建立制度成本相对较低的代议制政府

  如果说亚当•斯密主要追求的是社会经济财富总量的最大化,那么到了边沁则主张社会幸福总量的最大值。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中产阶级是社会成员的主要构成部分,只有在最大程度上使中产阶级获得幸福,整个社会幸福总量才有可能达到其最大值。这就要求建立一个能代表中产阶级政治利益的政府。为了降低政府的制度成本,功利主义政治思想家大都不大赞成分权理论,也不大主张权力制衡学说,因为分权意味着机构的庞大和臃肿,意味着社会财富总量的降低。出于这种考虑,功利主义政治思想家们极力倡导法律改革,通过扩大中产阶级的选举权,缩减议会议员的任期,建立代议制的政府来措施来限制那些在位的当权者。

  (3)个体权力与社会权力的界限

  在所有的功利主义思想家当中,约翰•密尔是一位非同凡尚的一位人物。他不但将功利主义主义对幸福总量的追求提升为对幸福质量的追求,更在于他承天赋权利学说,重新强调自由作为个体的权利。他认为,“自由的要义就在于严格划定个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界限,举凡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去追求自己所喜好的目标”。从这种逻辑出发,密尔主张,人们在思想方面应享有绝对的自由;思想自由的主要内容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若取消或限制人们在思想方面的这些自由,人将不成其为人;限制自由不仅将会压抑伟大的思想,而且会使民众的精神发展受到限制;没有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人类就会丧失创新的条件,限制思想自由等于压制真理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整个人类也没有权利使存在于其对立面的唯一一个持不同意见者保持沉默”。

  然而,理论上看似完美的古典自由主义却引发和导致了许多具体的社会问题。“自由、平等”原本是自由主义者的两大响亮的口号;但就整体而言,无论是早先启蒙思想家还是其后的功利主义思想家们,他们大都重视和强调的是“自由”,而不大关注“平等”和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从政治自由(天赋权利),到经济自由,再到言论自由,“平等”只是拥有同等权利和自由意义上的“平等”。对于普通人来说,法律面前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并不能改变其贫困、卑贱的生活境遇。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政府对市场贸易和商品生产的不干涉态度,导致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和雇佣劳动者工作生活状况的恶化,从而引起了中下阶层的不满与社会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下,继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之后,自由主义以一种倡导“积极自由”和福利国家的新姿态出现。

  

  二、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来源之二: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又名“现代自由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我们过去经常批判的几位新黑格尔主义者格林、鲍桑葵、布拉德雷以及美国的杜威等。他们从关注自由的性质和国家的作用与功能入手,对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一番新的改造和解释。

  1、从“消极自由”到“积极(肯定)的”自由和权利

  新自由主义诞生于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和补充。它一方面继续捍卫天赋权利学说,同时又不满足于古典自由主义对天赋权利学说的“消极”解释。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并不仅仅是不受强制的自由。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可以做我们喜欢做的事,而不管我们喜欢做的事是什么。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或一些人可以享受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的自由” ,消极的自由是一种空的、无用的自由;单纯地讲消极自由犹如对于一个截瘫患者讲行动的自由。对于处在社会最下层的、最穷困的人来说,他们缺乏用以实现自由权所必需的资源。

  在不否定传统的“消极自由”的前提下,新自由主义倡导一种“积极的权力和能力”,以便人们可以去做或享受某种他们值得做或享受的事,且这些事也是他们与其他人共同做或享受的事。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由的核心就是那些有与“实现自我”、表现和发展个人天资能力等相关的内容;“积极自由将幸福美好生活的一切因素都包含在内” :吃饱穿暧,接受最基本的义务教育,享受住房补贴、医疗保健、休闲、娱乐的权利;并且必须有权利去占有和享用用以去实现上述权利的资源和机会。

  2、从“不管事政府”到“责任型政府”

  由于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完整的自由同时包含“消极的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方面,因此他们在古典自由主义追求权力极小、不管事型政府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倡导一种“服务性的责任型政府”。

  (1) 国家通过立法,限制奴役性的契约自由

  契约自由是社会契约理论的逻辑根基,但在古典自由主义者所崇尚的消极自由和国家不干涉主义后面,隐藏着一种被扭曲了的“契约自由”,从而引发的事实上的奴役与强制。由于雇主和工人在物质生活状况方面存在的差异,后者因自身及其家庭的生计被逼上悬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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