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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蓉蓉:近代中国的“少年论述”与国家认同危机

更新时间:2012-08-28 17:34:45
作者: 朱蓉蓉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中国不断经历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亡国灭种之严峻局势的威胁下,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逐渐萌生。在他们的构思中,为挽救国族危亡,亟须打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以应付内忧外患,而落脚点则在于塑造出理想的现代国民。然而,在这个重塑国家主体的过程中,代表着过去与传统的成年人被视为已经失去了参与再造国家未来的可能与资格,承载着民族希望的是拥有素质可塑性与无限未来的青少年们。这种“少年论述”自晚清以来逐步形成并流传甚广,到民国时期已成为社会舆论中的主流话语模式。利用从晚清至民国的一些时人言论可以分析这类话语模式的缘起、内涵及其与近代国家认同危机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现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崇新重少”倾向。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逐渐打开,欧风美雨飘摇而东,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开始经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同时,随着一次次的军事挫败,民族危机也愈益深重。然而,国家命运的颓败还不只是体现在器物上,早有学者论及,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危局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构成的全面性危机,唯有立足于整个社会进行全面动员才能纾解这种危难的局面。①在时人看来,要克服这种危机,挽救岌岌可危的国运,只有合举国之力建构一个能立足于现代世界舞台的民族国家。因此,自从晚清救亡运动勃兴以来,维新人士创造民族国家与打造现代国民的努力就一直不绝如缕。如梁启超就曾试图区分朝廷与国家的概念。在他看来,数千年来的中国只是“一家之私产”的“朝廷”,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作为“人民之公产”的“国家”。因为现代国家的特征是“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②

  在时人看来,当时能担负这一责任的,唯有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少年们。伴随着现代政治学说的传播,民族国家的意识自晚清以来逐渐为青年学子们所接受,最初以反满革命为出发点,继而转向拯救民族危机与现代国家建设。关键的问题是,伴随着整个清末民初政治体制的转型,新成立的共和国要求塑造新型的国民,而民国建立后中国的一般国民之素质却远不尽如人意。青年群体作为一种新知的载体,处于社会中相对精英或未来精英的位置上,自然被赋予厚望。他们被认为在品德与学问上都具有极大可塑性,是民族之未来所在。这就是从晚清到民国以来,少年论述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本文即以“少年论述”这个术语来指陈这类论说的基本特质,笔者指陈的“少年”是一个涵义宽泛的词汇,指的是在年龄、知识、道德等各方面均代表着未来和希望的群体。其时不仅“少年”已成为一个基本的论说符号,以“青年”、“儿童”、“学生”等以年龄段或身份为标志的中心语汇也成为时代舆论的言说中心,而这套语汇一起表征出一个时代的心理倾向。因此,时人围绕青年、学生、儿童等群体展开的论说也将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如果要进一步分析这种以拯救国族为主旨的“少年论述”话语逐渐兴盛的因缘,不得不将其放在近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语境中进行考察。大致说来,其包含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在急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中国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均发生了深刻的裂变,代际冲突初现端倪。其次,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制的逐步确立。传统社会里士子童生们青丝堆雪,汲汲于以多年的古典学习以博取科举功名。然而新式学校的大量建立,使得知识的传播与接受途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熟典通经不再被认为是成功读书人的象征,西学新知成为新的知识典范,接受与传播这些资源的主要就是新式学校的青年学生。再次,中国既有的王朝体制及作为其基本支撑的官僚士大夫人才系统,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一筹莫展,无力回天,日益受到舆论的质疑。因此,一个没落的老大帝国急切需要培养出新鲜的血液来加以拯救。正是这些因素的合力,导致近代中国“少年论述”的发生与流行。这种论述模式从晚清始发端,到民国后愈加兴盛,构成了一次次以打造现代国民与国家为目标的思想、文化运动。不可忽视的是,这种言论的心理取向,与近代中国的国家认同危机紧紧纠结。

  

  晚清时期的“少年论述”话语

  

  众所周知,在类似论述言论的传播者中,晚清学界巨子梁启超是最具声望的。20世纪初,曾在上层官绅精英中大肆鼓吹变法图强的梁启超,转而寄希望于青年学生,他认为唯有这个新知识群体才能担负起救国之天职,社会各界均“相与矫首企踵,且祝且祷,曰:庶几学生乎!庶几学生乎!”他强调当时的学生界责任重大,备受国人期待,“夫以前后一二年之间,而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达于此高度之点,是一国最高最重之天职,忽落于诸君头上之明证也”③。他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更是将这种期望表达得淋漓尽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④这种论述一经形成就一直延续下去,其影响既深且远,成为清末、民国甚至今日的一种流行话语。梁启超在积极对新国族主体进行呼召的同时,也设定了一个负面的“他者”——保守顽固的“老朽者流”。他将全国人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群体:“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垒,为过渡之大敌……其二青年者流,大张旗鼓,为过渡之先锋。”⑤

  与此同时,青年学生界也在积极进行自我动员。例如清末湖北留日学生所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就曾立足于自身的学生身份进行过多次言论动员,这自然也可被看做是少年论述的一种延伸。在1903年的一篇论说中,作者即这样规划新学生的地位和作用:“学生生于二十世纪之竞争中心点中国者,胡为乎?将曰:鼓铸国民之资格,生存黄帝之子孙,以与搏搏大地之强族争雄长权也。”为了铲除国民一盘散沙的毛病,必须以学生为基础进行社会的重新组织,“以团结四百兆同胞以成一大团体为目的,以团结各学堂学生成一小团体为起点。公益所在,不惜毁碎单数之私益,以拥护调剂之,将来学生势力之膨胀,必将以吾鄂中学生为中心点矣”。学生的地位被论者提高到不可或缺的地步:“盖学生如造国家之机器,无学生则国家不能成立。诸君亦何幸而负学生之名望也。诸君诸君,可以豪矣!”⑥在该刊另一篇名为《学生之竞争》的论说里,留日学生李书城则将学生列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他认为“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上等社会已崩溃,下等社会也愚昧而无爱国心,唯有学生能担当起救国之重任。⑦

  留日浙江学生创办的《浙江潮》也发文秉持同样的看法:“学生之能自拔于奴界,共同一致而成一学生社会,为中国将来之主人翁,前途殆不远矣!”⑧不仅留学生如此,国内的学生界也有着同样的意识。南洋公学学生在思想激进的教习吴稚晖等人影响下,“思想日以浚,意气日以壮”,并且坚信“学生社会一日不立,则新党一日不能结,中国一日无望”,因此发起成立公会。⑨

  当时以青年界、学生界为社会动员对象的言论比比皆是,具备新知与年龄双重优势的青年被提升到优于其他所有社会阶层且代表未来希望的地位,“学生社会果何以有希冀于中国之前途也,盖学生者,实能于方今各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翕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社会主义倒欧风、倾亚雨而来,旁皇而无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学生为之嫁。倘海内外之所谓学生者人人自厉(励),相与联合,日以磨砺,将来新中国主人翁之资格毫无放矢,果何得谓中国不可为也。迩来国家存亡之问题,当局者皆熟视而无睹,而一经发起于学生,风驰而电掣,几披靡全国,学生社会之影响亦大可观矣!”⑩

  不仅青少年备受关注,更有人认为改造行动应从弱冠童子做起。在晚清的革命派刊物《国民日日报》上,有《箴奴隶》文表达了儿童如白纸,教之于跪拜即为奴隶的观点,其意在指出改造儿童为改造中国人奴隶习性的根本方法。其中有言曰:“于儿童学语之初,即告以奴隶之口号;扶立之顷,即授以奴隶之跪拜;借口佩觿佩鲽之训,而赠以奴隶之徽章,不曰金玉满堂,则曰三元及第。而童子者,乃奉此口号、跪拜、徽章,牢印于脑膜而不能去。未几而入塾矣,先受其冬烘之教科,次受其豚笠之桎梏,时而扑责,时而唾骂,务使无一毫之廉耻,无一毫之感情,无一毫之竞争心,而后合此麻木不仁天然奴隶之格。”(11)

  这种新的动员论述体现的是对一种新的历史主体的呼召,对国族未来重建势力的打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时代倾向并不仅仅是停留在言论上,从晚清到民初,从清末的拒俄运动、拒美运动,再到民初的辛亥革命等各种政治运动,处处可见青年学生们的身影。“学生社会”确实随着时代潮流而发展壮大,青年学生也作为一种颇具潜力的行动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12)言论与行动之间的互动,微妙地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方向。

  

  民国时期的“少年论述”话语

  

  不仅晚清如此,进入民国以后,类似的论述策略并未稍息,而是进一步发展,甚至达到高峰。例如民初报人黄远生等于1912年创办的以批评时政为宗旨的政论周刊,也是以“少年中国”命名的。他自述其目的在于去除“所谓稳健云云者之意识”,以发乎良心之言论,“一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此处黄氏等人正是要以“少年”象征之精神打破“成人”代表的因循守旧之社会习气。(13)“五四”以后,在全国的知识青年中更是出现了不少以“少年”、“青年”等命名的社团与期刊。其中最著名的是1919年7月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学会创办者在解释组织斯会因缘时说:“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他们声称自己所希望创造的“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亦非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于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可以看出,在他们这里,少年与进取相连,价值取向鲜明。这些雄心勃勃的青年人明确指出“要之吾人所欲建造之‘少年中国’,为进步的,非保守的;为创造的,非因袭的;在并世国家中为少年的,而非老大的也”(14)。

  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不少中等学校学生所成立的社团与出版的刊物也以此意命名。当中著名的如河南省立二中学生曹靖华、蒋光赤等人成立的“青年学会”,北京高师附中夏康农、赵世炎等人成立的“少年学会”等,这些团体以发展个性、研究学问、批评社会为宗旨,以“养成健全少年”或“养成青年的真精神”(15)为目的。那时还有不少以讨论解决青年问题为中心的“青年问题讨论会”之类的组织,在知识青年中很流行。因为,在大家看来,青年的问题就是国家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威胁到整个民族的未来,因此也只有他们的问题才值得认真探讨。(16)

  我们从当时几位在校学生的代表性言论中也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里,青年学生们勇于自担责任,往往表达出一种非我其谁的豪迈气概。

  时在山东一中念书的刘巍就毫无保留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看一看我们中国社会上最急需的人物,而在现代能有篝火之希望者,不是一般青年么?论到青年的本体,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实有不可不负荷的重责,实有不可不当尽的义务;这是因为他自身的各方面,都比较其他成年人,老年人,另具着一种发扬光大的前进的使命”。(17)山东省立六中的崔万秋在热切地号召青年们起来打破偶像时,首要的就是警醒那些还跟着老前辈、老化石走的青年们:“老前辈的思想嵌入偶像中间了,然而竟还有许多青年崇拜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印入一些‘东方文化是国粹,西方文化要破产’及‘非儒家的人生观皆是走不通的’、‘共和不如专制’、‘革命就是捣乱’的偶像!唉!这种无意识的崇拜,造成了多少头脑混沌的奴隶式的青年!”在他看来,“传统,习俗,没有不是思想的桎梏”(18)。广东高师的褐参化则一再提醒同辈“不可如成年人之固执,老年人之暮气”,与此同时,他还极力呼吁要锻造一种“大青年主义”,青年的独特性是显然易见的,他们应避免步成年人的后尘,“青年的人生观,即是青年的,又是人生的。我们切勿走成人的路,尤其不可走非人生的路。凡多所顾虑,心为形役,天真消失,精神过熟的,就是‘成人之路’”(19)。有意味的是,与青年相对的“成人之路”在此已成为一种负面的指称。

  而在某些人看来,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青年人不仅年龄与心态上优于年长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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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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