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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分治与同化--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政权的中华王朝思想

更新时间:2012-08-27 12:08:03
作者: 王柯 (进入专栏)  

  都在即位的同时将大单于的称号让给了自己的儿子。

  从大单于的“禅让”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各胡人政权中的“大单于”,已经由传统的胡人统治者变成了新生的中华王朝皇帝的臣下;胡人政权的政治体制,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国的传统的王朝体制,而以大单于为首的胡人管理体制,尽管会存在于一定的时期之内,但是它所起的作用也仅仅是一种辅助中华王朝皇帝的作用而已。

  从政治的层面上观察各个胡人政权的施政,可以发现三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它们都认为并且强调自己是正统的中华王朝,并且接受了中华王朝的政治制度;其次是积极起用汉人士族,利用他们建设政权,建立传统中华王朝的政治制度;第三是各个政权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过民族的意识,包括一部分政权实行过“胡汉分治”的政策,但是无论从时间上或是在内容上,这种薄弱的民族意识并没有引起民族间的隔阂,“胡汉分治”也不是一种彻底的民族压迫政策。

  

  二、从夷狄到华夏--胡人文化与民族的变化

  

  虽然名称各有不同,官职的数量也参差不等,上述的胡人政权中,许多政权都针对周边的非汉民族设置了统御官(表二)。尽管有的是由地方官兼任,有的是启用当地的民族首长,但是任用“校尉”和“中郎将”等军职来与异民族发生关系,这是西汉以来的惯例。从设“平羌校尉”、“平吴校尉”、“灭羌校尉”上,可以看出这些官职具有对进行反抗的异民族集团进行军事镇压的性质,但是从更多的统御官名称上也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胡人政权都继承了中华帝国保护周边民族的传统思想。

  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来保护和管理“蛮”、“夷”、“戎”、“胡”,这种思维方式不仅表达了胡人政权统治者从“夷狄”蜕变为“中华”的强烈意志,而且说明了胡人政权对于自身民族的认识:他们在民族上已经不是“夷狄”而是“中华”了。例如,后秦的石勒就特别忌讳“胡”字,他让人们把胡人称作“国人”。(16) 慕容瘣之子慕容翰因受其兄慕容皝的迫害而被迫自杀,在临死之前仍念念不忘“但逆胡跨据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尅心自誓,志吞丑虏,上成先王遗旨,下谢山海之责。不图此心不遂”。(17) 前燕的第一代皇帝慕容儁受到梦魇,他说是这是死去的“胡人”在骚扰活着的“天子”,“死胡,安敢梦生天子!”命人前去捣毁了后赵皇帝石季龙的墓才安心(18)。胡人政权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极力主张只有自己不是“胡”,而其他的对立政权才是“胡”人的政权,其用意不外是为了强调只有自己才具有建立中华王朝的资格。

  前燕的第一代皇帝慕容儁主张控制戎夷的办法是“以文德怀远”(19),前秦的苻坚也采取了“夷狄应和”和“服而赦之”的政策。苻坚在送征伐军前往西域时,对远征军统帅说:“西戎荒俗,非礼仪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道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20)。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胡人政权对周边民族集团的宽容,是建立在自己是中华王朝的自我定位上的。

  公元 384的淝水之战使前秦迅速崩溃。乘此时机,羌族的姚苌在渭水以北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建立了后秦政权。姚苌要求被俘的苻坚交出“传国玺”,苻坚断然拒绝道:“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21)。苻坚虽然还意识到自己是“胡”,但他以羌人手中没有写有关于将来的事情的河图、纬书和符名,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为理由而拒绝交出传国玺,就是说他认定前秦才是正统的中华王朝,而后秦则否。

  在中国,文化制度与政治制度是不可分的。以建设正统中华王朝为目标的胡人政权,在学习中华文化,特别是学习儒学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刘渊起事以后一直注意保护汉人士族,所以得到许多汉人的支持(22)。刘曜致力于儒学的普及,“立大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还朝贤宿儒明经敦笃学以教之”(23)。

  后赵的石勒出身于奴隶,自己虽然不识字,但他请人为自己阅读中国史书,据说他特别喜欢《汉书》。石勒从战争时期起开始就开始保护汉人士族,注意从流民和俘虏中“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24),保证他们的特权地位(25)。石勒在中央设立了律学祭酒、教学祭酒、史学祭酒和门臣祭酒等官职,在地方上设立了博士祭酒的官职,他还亲自到太学和小学去考问学生,对学习中华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26)。

  据称前秦的苻健也是“修尚儒学”(27),而通过政变杀害苻健之子当上皇帝的苻坚,更是重用汉人士族。公元361年他令各州郡推荐孝悌、廉直、文学、政事之士,370年又恢复了魏晋时代士族的户籍。苻坚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普及,“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坚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对氐人出身的武将他也要求学习儒学。苻坚甚至建造起“明堂”,努力扮演了中华王朝政治传统和中华文化传统的正统继承者的角色,为把前秦建设成汉人理想中的“圣君贤相”的社会而尽了最大的力量(28)。

  后秦政权的第二代皇帝姚兴也很崇拜儒学,他在各地设置了“学官”,招聘有名的儒学家讲学,并且亲自出席听讲。从 401年开始掌握北凉政权最高权力的沮渠蒙逊,也曾保护过从战乱中逃脱的汉人士族,并积极任用他们为官(29)。

  鲜卑慕容部的慕容瘣、慕容皝、慕容儁,三代都从西晋和东晋得到了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辽东公的封号。337年,慕容皝称燕王自立;352年慕容儁自称皇帝建立了前燕政权。慕容瘣“平原刘讚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30)。据说后燕的慕容宝也是一个“敦崇儒学”的人物(31)。

  西秦政权是由西部鲜卑的乞伏部族建立的政权。西秦政权的乞伏乾归,除了聘请著名的汉人儒学家焦遗作了太子太师之外,还设置了博士之职,以为王族子弟们教授中华文化。在河西地区建立了南凉政权的西部鲜卑的秃发乌孤,虽然将高级官职都交由秃发王族担任,但是“四夷之豪雋”、“西川之德望”、“文武之秀杰”、“中州之才令”、“秦、雍之世门”则“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32),对汉人士族以礼相待。秃发乌孤的后继者秃发利鹿骨,更让汉人儒学家直接对王族子弟进行儒学教育(33)。

  胡人政权的统治者热心于普及中华文化,其理由可以考虑有两点。首先是政治上的需要。在中国,政治制度与文化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了统治汉人地区,就有必要从文化制度上也全面“中华化”。例如,前赵政权就设有记录历史的史官,还设有创作音乐的乐府;前燕在朝廷礼仪的设计和解释上也基本上沿袭了魏晋的传统(34)。

  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于398年(天兴元年)改国号为魏,从七月开始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经术,标道里,平五权,校五量,定五度”;“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35)。十二月,拓跋珪即位称帝,他“又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36),以中国的文化制度为其政治制度的基础。

  管理汉人社会需要有汉人士族的协助。石勒“热心于人材主义,与南朝不同,是真挚的”。其理由是,“他们面临的课题是要完成重建北支的重农主义国家这一建设性任务,所以,需要标榜儒教的政治思想,也需要儒教主义的人材。……汉人老百姓与其直接接受北族国家的统治,倒宁愿依附于汉人豪族吧”(37)。前秦“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于是兵疆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38)。

  胡人统治者热心于普及中华文化的第二个理由,则是对中华文化的憧憬。刘渊、刘和、刘聪、刘曜等人都从小接受汉文教育。刘渊“师从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颂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39)。继承了刘渊事业的刘和,则“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而刘聪从十四岁起,“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40)。也就是说,匈奴贵族从建立政权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学习中华文化的历程。因此可以说,这种学习完全是出于一种求知的主观愿望,很难想象一开始就是冲着夺取中国天下的目标才开始的。

  由于民族间的差异,一部分汉人士族对胡人进入汉人地区居住,进入中华王朝为官抱有极大的反感(41)。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孔恂、杨珧反对晋武帝任用刘渊时所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认识(42)。但是,所谓“心”,就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而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学习,理所当然地极大地影响了胡人政权统治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例如,南匈奴的支系铁弗匈奴的王族曾经使用过“刘”的姓氏,但是建立了“夏”政权的赫连勃勃将之改为“赫连”。乍看上去,这是一种摆脱汉文化影响的表现,而实际上,赫连勃勃改姓的理由是出自“从母之姓非礼也”这一极其中华式的想法。史传苻坚从八岁开始起就在家学习儒学,因此“性至孝,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这与孔子所提倡的儒家的“修、齐、治、平”的人生观是完全一致的。

  所谓中华,指的本来不是民族,而是文化。当文化上接受了中华文化之后,从民族的角度上来说也就自然变成了华夏。南凉的秃发檀本人“经纶名教”,其弟子及王族都积极地吸收了汉文化。因此,风俗习惯及服装、语言也都很快汉化了。各胡人政权的积极吸收中华文化的政策,事实上就是一种主动汉化的政策。因此五胡十六国时代中胡人的汉化,具有开始于王族、皇族和社会上层的特征。

  胡人君主中汉化最积极、最彻底的当属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从拓跋珪于公元398年下令“朝野均束发加帽”起,鲜卑政权就已经开始了它的汉化进程。然而直到孝文帝时代,仍有许多鲜卑贵族顽强抵抗这一政策。公元493年,孝文帝为了促进鲜卑社会的汉化和封建化,以非常坚决的态度将都城从平城迁往了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带洛阳。他于公元495年又下令,“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43),对反对派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镇压,甚至处死了“编发左衽”,即坚持民族服装打扮的皇太子(44)。

  鲜卑人在进入中原之初,所使用的语言还是鲜卑语。北魏王朝初期,虽然未曾下令强制其统治下的一般汉人居民学习鲜卑语,但是曾经要求出仕的汉人官僚学习使用鲜卑语。然而到了公元495年,孝文帝下令,“朝廷禁止胡语,违者免职”(45),“禁止北语,一切从正音”,甚至鲜卑人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也遭到了禁止。孝文帝还以游牧民的服装不符合中原的文化传统为理由,禁止穿着鲜卑服装。他认为,如果是中华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在包括服饰在内的生活习惯上也必须与汉人一致起来,因而积极提倡穿着汉服。他命令所有鲜卑人的姓氏都要改为汉人式的姓氏,并首先将皇族的姓氏从“拓跋”改为了“元”氏。他通过禁止游牧民族中历来通行的同姓结婚来促进胡汉通婚,不仅自己从汉人的名门世家中选妃,并将皇族女子嫁给汉人世家,从血统上推进了鲜卑人的彻底汉化。

  从文化与民族的层面上观察胡人政权的施政,也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对中华文化表现出真诚的崇尚与向往,努力学习吸收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大力推崇儒学。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意识强烈,“民族”意识薄弱,相对于民族的共同体来,文化的共同体更加受到重视,所以,胡人政权的这种文化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主动汉化的政策。从对待周边民族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许多胡人政权都在向往着自己能够从“夷狄”变为“华夏”。

  

  三,从游牧到农耕――胡人社会经济的变化

  

  胡人的汉化,实际上就是吸收中华文化。然而,中华文化是以定居农耕为社会基础而形成的文化。对于游牧出身的胡人来说,彻底的汉化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传统的社会构造,采用定居农耕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构造。

  实际上,许多胡人集团在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前,已经脱离了游牧,开始了定居农耕。例如前赵政权,借用刘宣的话说就是:“自汉亡以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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