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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大一统帝国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元、明、清的土司制度

更新时间:2012-08-27 11:49:31
作者: 王柯 (进入专栏)  
赋税是带有强制性的。元明在土司地区征收税赋,是在实行了人口调查和户籍编成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既意味着纳税者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还意味着土司地区处于王朝的版图之内,是王朝正式领土的一部分。

   总之,土司制度是中国的王朝为了有效地控制自己统治之下的异民族,而推行的一种允许异民族进行自治的制度。在土司制度之下,中国的王朝并不是象唐宋时代的羁縻府州制度那样,对周边的异民族实行一种若即若离的“羁縻”,而是对其地域及民众都直接拥有主权。

  

   二、土司地区的“中国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土司制度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以夏变夷”的趋势。在中国历史上,唐王朝也曾在中华文化的传播上下过一定的功夫。例如在唐玄宗时代,“蕃客入朝,并向国子监令观礼教”,[22]就是让来朝的周边民族出身者进入国子监参观接受中华文化的洗礼和感化,向羁縻府州赠送儒学经典等等。[23]但是,唐朝期待的是异民族的自发自动的归化,而在土司制度之下,异民族向中华文化的同化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

   元代以前,云南是个被人称为“子弟不知读书”之地。到了元初,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24]在各地建儒学、庙学,让当地民族上层人物的子弟入学读书,开始对其进行儒学教育。之后,“吏治文化,牟于中州”,[25]在云南也可以见到与中国内地一样的“吏治文化”了。

   朱元璋在其建立明朝,即位称帝的当年,曾经这样描述了他理想中的天下:“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远人,此古先哲王威德并施,遐迩咸服者也”。由于这种建立大一统天下的思想,明朝积极推行了以土司子女为对象的儒学教育。1382(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对前来朝贡的土官下令:“命谕其部众,有子弟皆令入国学”。[26]1395年又命令礼部:“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27]到了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明朝又规定:“其不由儒学读书习礼者,不听保袭”,[28]“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29]

   明朝普及儒学教育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通过中国文化的普及,将周边的异民族改造成“华夏”。例如,《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1383年),朱元璋劝说前来朝贡的土司说:“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其土俗同于中国”。1390年,朱元璋又就土司子弟入太学一事专门说道:“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故礼教明于朝廷,而后风化达于四海”。1395年,朱元璋还诏谕礼部:“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仪,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予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

   对土司地区进行的儒学教育,在各个边境地区中国化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1313年,贵州成立了名为文明书院的书院,元朝朝廷还任命了儒学教授。1317年,在住民基本上为苗族的普定路也建起了学校。在明代,贵州一共建立书院二十所、府学十二所、州学四所、县学十所、里学二十三所。

   受到中华文化和儒学思想的影响,从明代开始苗族、布依族中就有了用汉字书写的被称为“榔规”和“款”的地方规约,到了明清时期,还出现了汉姓汉名、家谱和写有“天地君亲师”字样的牌位。提溪长官司副长官的《张氏家谱》中还明确写道:“子孙不读诗书,不安本分即为匪类,许令族人押赴祠堂明证其罪”。[30]土司制度为中华文化的推广及以此为基础的民族融合――非汉民族的汉化――提供了环境。[31]特别是科举考试在土司地区的普及,更进一步推动了土司阶层的汉化。在云南、贵州等地,科举考试始于1408年(永乐六年),从此之后壮族、土家族等民族中就不断涌现科举中举者。

   关于科举考试与土司阶层汉化的关系,日本学者菊地秀明曾经有过如此论述:在参加科举考试的异民族人士中,既有试图捕捉汉族社会的特征,用儒教来规范和调整中华王朝授予的政治权威之人;也有为了强化其不安定的政治基盘之人;还有为了获得对汉族的政治权威之人;有以科举制度所赋予的政治权威为武器,学习对地域社会加强影响力的汉族移民的战略,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人利益者之人;以儒教素养为资本,将汉化后的世系合并作为主导者有之。他们都是以科举为基础,在开始走向官场的同时自主地走向汉化的。[32]

   由于土司制度的实行,中国的领土得到了扩展,国家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以叛乱、犯罪、缺乏符合条件的后继者等为理由,压制住土司势力的顽强抵抗,强行改土归流,相继消除了一些较大的土司势力。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废止土司,朝廷向边境地区派遣由政府任命的流官,实行同内地一样的州县制统治。

   改土归流的性质就是,王朝不再对非汉民族地区实行间接统治,而改为直接统治。关于明代实行改土归流的理由,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土司的势力膨胀以后,抗拒朝廷命令、叛乱事件经常不断发生,给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但这并不是改土归流实行的全部原因。有学者指出,明代晋封的土司比元代还多,但规模都比较小。[33]而且,明代土司的官秩也比元代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均分别由元代的从二品、从三品降为从三品、从四品、从五品。也就是说,明朝在西南地区利用土司统治非汉民族地域社会的同时,在防止土司势力坐大问题上也是煞费苦心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明代的“改土归流”基本上是与土司制度的确立同步进行的。早在永乐年间,贵州的思州宣慰司和思南宣慰司就已经被废止了。[34]从以上情况来看,土司制度从一开始就被当作过渡性措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并未被王朝当作是统治非汉民族的唯一形式。例如,明在西北的陕西行省所辖的甘肃藏族地区,就未导入土司制度,而是设置了卫所。[35]在卫所也有任用部族的酋长为长官指挥使的例子,但如“庄浪卫指挥使汉官四员土官二员,招讨同知汉五土二”所说的那样,但是基本上是以汉人流官为主的。[36]

   明代导入土司制度的地区基本上在中国的西南部,与元代实施土司制度的地区基本一致。也就是说,明朝在这些地区实行土司制度的理由,首先在于前代的元王朝已经承认了土司制度。既然元朝已经导入了土司制度,那么明朝为了确立在这些非汉民族地区的统治,在其政权建立初期,就有必要继续实行土司制度。例如,明在云南地区施行土司制度的同时,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军屯”(军队从事农业生产)。有学者认为,这事实上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军事移民。[37]中国的王朝在土司地区的最终目标,还是土司制度的废止和流官的导入,土司制度下的“中国化”也应当以此为着眼点去理解。

   元朝施行土司制度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由于当地民族的强烈反抗使实行直接统治变得不可能(各民族的反抗非常强烈,早在至元元年到至元十二年,各民族发动过多次大规模的起义,蒙古军为此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第二,气候上的问题使向南方边地派遣蒙古族官僚一事变得不可能,特别是瘴气等地方病,对蒙古人来说更是可怕的疾病;第三,当地的经济形式和社会组织决定了不可能直接实施与中国内地同样的中央集权制。[38]而在这几点之上更重要的是,元朝拥有“蒙古帝国和中华王朝”这一双重的性质。也就是说,元朝在导入土司制度问题上,一方面继承了中华王朝对周边民族“以夷制夷”的传统,另一方面,作为蒙古帝国又在异民族地区创造了象行省那样将权力集中起来的行政体制。正是这种权力集中的行政体制决定了土司地区“中国化”的方向。

   所谓“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流行的地域。“改土归流”最早是以土官系统地区即距离中国较近、又住有较多汉族住民的地区为对象的。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对直接统治地域周边的异民族,中华王朝向来主要采取的是“羁縻”政策,而并未追求“均一”的天下。但是另一方面,不承认不允许“中国”内部存在“异己”,也是中华王朝的传统。例如,唐朝曾于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灭了在吐鲁蕃地区一直较为繁荣的汉人的殖民国家高昌王国,于该地设置了西州,并在其邻近地区设置了廷州,将上述地区变成了直辖领地。从哪个方面来讲,将已经具有中国化倾向的实施“土司制度”的地区变成中华王朝的直辖领地,都并非不可思议之事。

  

   三、“改土归流”和清朝的“华夷”认识

  

   清朝在西南地区确立其统治的过程中,除了承认明代以来的一千零七十八家土司土官以外,在顺治征服中国西南、康熙平定三蕃之乱、雍正征服青海等过程中,又新立了数百家土司。[39]清朝的土司土官制度,在设置、官秩、官印、世袭、赏罚、朝贡、赋税、兵役,以及在土司土官地区设置儒学,对土司土官子弟进行儒学教育,科举考试等方面基本上与明代相同(与汉人一起参加考试一事与明代有所不同)。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传统,为减少威胁而只设立五品以下的小土司。土司的任务也被限定为“惟贡、惟赋、惟兵”,即朝贡、赋税和管束军队。在此之上,还通过向土官府派遣流官、分封土司子弟以分割缩小土司地域、勘察地界、严格监察赏罚制度、并从嘉庆年间开始禁止土司出省等各种手段来削弱土司的势力。另外还将上京朝贡改为向驻当地的流官缴纳金钱的纳税方式,同时停止回赐,试图通过这些措施来消除土司独立于流官的意识。[40]

   清代的改土归流早在顺治、康熙时期就已出现征兆。顺治十六年(1659年),云南元江土司那嵩因为抵抗了清军的进攻,之后元江土司府便被撤销。但清代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则是始于雍正时期。从雍正四年(1726年)到1731年,清朝相继废除了发动叛乱的土司(府)、不守法纪的土司(府)、无后继人的土司(府)、围绕后继问题发生纠纷的土司(府)、要求归还土地的土司(府)等等。

   鄂尔泰被雍正任命为云贵总督并担任改土归流的现场指挥,他在其《改土归流疏》中,称通过土司制度实行的“以夷制夷”的方针无异于“以盗治盗”,从根本上否定了土司制度,主张只有“改土归流”才能“一劳永逸”。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经过乾隆时期对大金川、小金川苗族起义的镇压,清代的“改土归流”一直持续到了清代末期。康熙初年,贵州省管辖下的十一府四十州县全部设立了儒学,书院最多时达一百三十三所。[41]据《皇朝文献通考》记载,康熙皇帝还下令让“土司子弟”、“苗民”“与汉人一体考试”。在土家族地区,随着参加科举考试者的不断增加,甚至出现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合流的现象。[42]

   经过改土归流,不仅原来的土司地区同中国内地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不断扩大并逐渐兴盛,而且过去曾经是“汉不入境,蛮不出洞”的地区,也开始流入大量的汉人。例如贵州,在改土归流之前仅有极少数的汉人,而改土归流之后,汉人竟然占到了居民的大多数。“康熙雍正年间,川楚湘滇桂各省,迭议改土归流。如湖北之施南,……等府厅州县,先后建置,渐成为内地”。[43]清朝将实行了改土归流的地区与中国内地一视同仁,通过调查人口土地,实行保甲制来重新构筑地域社会。与此同时,还通过提倡“崇文治,正人心,变风俗”,致力于周边地区的内地化和周边民族的汉化。

有趣的是,能够典型地代表近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汉奸”一词,最初就出现在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运动中。当时清朝的官员们用它来泛指在改土归流中行为不端、其举动在客观上有利于当地民族抵抗改土归流的汉人。清朝在中国西南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事实上也是一次促使少数民族汉化的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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