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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

更新时间:2005-02-04 15:33:26
作者: 孙立平 (进入专栏)  

  

  【作者说明】1994年笔者与王思斌、杨善华、王汉生、林彬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一文,提出了分析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框架;1998年笔者和李强、沈原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些重要趋势。本文可被视为上述两文之续篇。在本文写作中笔者曾多次与沈原讨论,形成了不少观点,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分析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准确把握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则是制定社会政策、了解社会舆论走向的基本前提。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状况相比,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无论理论界还是政策制定部门对这一变化的把握和理解却似乎还不到位,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原因之一是认识模式的局限性,人们往往习惯于按照「改革前」、「改革后」的简单对比法来认识社会状况。依照这种比较方法,人们所关心的是改革后比改革前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但却可能忽视80年代与90年代社会状况的重大差异。实际上,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变化,其中的一些变化或可被视为80年代社会变化的延续,而另外一些变化则意味著社会结构演变方向发生了重大逆转,正是这后一类变化使得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与80年代的社会结构截然不同。原因之二则是政策制定者和思想理论界对上述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缺乏必要的敏感。事实上,自90年代中期以来,变化中的社会生活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社会公正问题。这些新问题对政策制定者和思想理论界是严峻的挑战。但是,在「改革」话语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在「改革」还是「保守」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诸如社会公正这类问题根本找不到应有的位置,当然就更谈不上在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上有效地面对这类问题。

  

  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变化并非暂时的、边缘性现象,而是根本性的挑战,其中的一些趋势已开始定型化,这必然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思想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不应当把这些变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视为转型期社会演变过程中的短期现象,而要有长期应对的准备。

  

  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出现断裂

  

  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变化,其中的一些变化就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民众的街头巷议或普通人的牢骚已频频涉及这些变化。但囿于旧思维的学者们却固执地将这些变化视为「进步」性趋势之外的某些枝节,熟视无睹;事实上,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变化早已超出了那些认识改革过程的旧思维框架,旧思维已无法把握新出现的社会问题。

  

  本文所分析的重大社会变化可以从分析90年代中期以来政策研究圈里流行的一句话切入,这句话就是「宏观好,微观不好」[1]。它的含义是:从宏观角度去看,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相当高的速度,中央财政状况明显改善,商业银行资金充裕,少数都市非常繁华;而从微观层面观察,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多数企业开工不足或产品严重积压,失业规模不断增大。也就是说,宏观的「繁荣」和微观的不景气表现为鲜明的反差。笔者认为,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开始出现了断裂。

  

  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与80年代的情形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80年代,一般地说经济增长会带来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很高的正向关联度。当时的改革是在物品匮乏的状态下起步的,也就是说,那时许多社会层面上的问题的根源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太弱有关。比如,80年代初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日用消费品(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短缺、住房紧张、公共服务业不发达(当时普遍存在著外出「吃饭难」、「住宿难」,甚至还有「理发难」);而随著经济的增长,社会生活状况得以迅速改善。可以说,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几乎是齐头并进的。

  

  但到了90年代后期,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但仍然维持在7%左右,与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相当高的增长速度。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中有水份。但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这个7%的增长速度中最多也就是有2个百分点的「水份」。把这个「水份」扣除后,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有5%,这似乎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增长速度。然而,就在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许多民众感受到的却不是繁荣,而是到处一片萧条。无论是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看,都是如此;有些民众甚至觉得目前的生活水平大不如从前。为何会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笔者以为,这种现象表明,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已经出现了断裂。如果观察近年来的就业状况,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断裂的痕迹。199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为8.8%,从业人员只增加1.1%;1998年GDP增长了7.8%,从业人员仅增加0.5%;1999年GDP增长7.1%,从业人员增加0.89%;2000年GDP增长8%,从业人员增加0.79%。2000年中国经济有所复苏,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上年,但社会生活状况并未随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有所好转,贫富悬殊的状况没有明显的改善,就业依然十分困难,各种社会问题进一步积累。

  

  二、供求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趋势性变化

  

  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可以发现,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一是消费和生产正经历著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另一个就是社会资源的配置呈现出一种从扩散转变为重新积聚的趋势。这两个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导致不同社会力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位置的变化,也导致了不同的结盟和对立关系的出现。

  

  1.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这一转型可以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到。在70年代,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工资都只有几十元,家庭的支出结构相当固定,购买了凭粮票供应的粮食,凭布票供应的布料和衣服,凭票供应的肉、油、蛋、鱼、火柴、麻酱等日用品之后,家庭收入就所剩无几了。与这种典型的商品短缺和供给制特徵相对应的,是生活必需品在居民家庭的需求和支出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但到了90年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人们议论日常生活开支时经常提到:「现在每个月吃饭用不了多少钱」。这意味著中国的供求结构正经历著一场变迁,即从以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为主的时代转变为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为主的时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开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则退居次要地位。

  

  直接反映这种变迁的是「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这个系数的变化大体可以表示生活必需品在人们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恩格尔系数」高于60%以上的国家属于贫困型社会;该系数为50%-60%的国家是温饱型社会;40%-50%为小康型社会;40%以下为富裕社会。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在1995年即已下降到50%以下,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41.9%,2000年则降到40%;2000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仅为50%左右。

  

  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对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对社会结构的变化具有重大影响,但这一点几乎完全被中国的理论界忽视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绝不是简单地意味著人们从此不必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奔忙,可以开始享受宽敞的住房、汽车、高档电器、各种服务等;这一转型必然伴随著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可能酿成某种危机。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过经济大萧条,关于其原因的种种解释不断受到后人的怀疑和挑战;近些年来有些学者提出,这次经济大萧条就是西方国家由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引起的。在本文的讨论中将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

  

  2.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

  

  8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政府手中,然后由政府按照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实行再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具有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社会中的弱势和边缘群体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政府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了;城市中职工的收入因工资和奖金的增加也提高了(有时甚至出现工资奖金的增长快于企业收入增长的所谓「超分配」现象);一些当时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份无法进入企事业单位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被释放的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始了个体经营,结果这部份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了最早的致富者。当时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特别富裕的阶层;可以说,在80年代里,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的「共同富裕」的局面。

  

  其次,在80年代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气象和发展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了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虽然仍然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入城市中,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积聚发展,但也因此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扩张,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份农村剩馀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推动下,小城镇也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著「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消极的执行者角色,而成为一种积极的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也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然而,这种权力和财富扩散的良性演变趋势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表现出逆转的苗头,那就是「官倒」的出现。「官倒」的制度背景是价格「双轨制」,「官倒」现象使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人们突然成了中国的一批新兴富裕者,那时其中一些人被称为「万元户」。但当时其人数极为有限,他们所获财富的数量也不算大,他们的存在尚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人正是靠著从事「官倒」活动积累的财富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后来成了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

  

  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与80年代的财富及资源扩散走向截然相反的财富及资源聚敛过程。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如引入市场机制提供的机会、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都使得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来自农村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社会;1994年的税制改革使政府的税收迅速增加,而政府则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特大城市或其他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也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所有这一切都从根本上改变著中国的资源配置格局。

  

  这种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首先,各社会群体间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初期「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是在失利者出现之前造就了得利者;但90年代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使一些人迅速暴富,而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却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在90年代这个改革的失利者显现的年代里,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2],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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