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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陈道英:从清末宪政思想看《钦定宪法大纲》

更新时间:2012-08-21 14:14:07
作者: 秦前红 (进入专栏)   陈道英  

  一种截然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带着一股清新的气息,以天使和魔鬼的双重面孔闯入了满脑子“孔孟之道”的国人的视野。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即对西方的立宪政治给予了最初的关注,详细介绍了英国的议会政治并对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给予了高度赞赏;19世纪70年代,王韬、郑观应等发出了实行“君民共主”的呼吁,要求仿行泰西各国“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之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的良法;及至甲午战争之后,严复更是系统的介绍了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并从中提炼出了“自由”的理念,而康有为、梁启超等则将西方宪政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提出了“民权”、“新民”等概念,中国学人对于宪政的认识日趋成熟。然而,晚清学人所提出的果然是宪政思想吗?现代的中国宪法学者在深入研究前辈的“宪政”思想后对此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众所周知,作为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国家,“宪政”对于中国更多的是一种在外力的压迫下的不得已的选择,因此,近代的中国在面对“宪政”这一“入侵者”时,首先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宪政?宪政能给面临危机的中国带来什么好处?”而在原生型国家里,“宪政”则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生长的、与该国法律、文化、政治等天然相融的事物,宪政自身已经构成了自身存在的原因--宪政就是最高的价值,类似“宪政的作用”的问题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这就导致了中国对待宪政的态度与西方各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追寻宪政的历史与其救亡图存的历史是始终纠缠在一起的。实际上,我们的前辈之关注到宪政,是从关注到西方各国的强盛开始的。西方之强盛,首先被归因于“船坚炮利”,归因于它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在仿效西方的科学技术、建立起了自己的北洋舰队之后仍然败于日本的现实使得国人开始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反思自己的不足,于是宪政在大多数国人眼里成为了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的根本原因。欲强盛,必行宪政,成为了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自此,“宪政”在中国语境下与“富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就决定了,在中国语境下,宪政永远都是屈从于富强之下的第二位的诉求;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无一能够摆脱“宪政--富强”情结。

  首先,从萌芽阶段来看,学者们提出的宪政思想以“开议会”、“君民共主”为主要特征。而他们之所以倡行“开议会”和“君民共主”,是因为这种制度能够使得“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有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而议会真正的要义--人民主权以及限制君权,却被“富国强兵”的诉求给遮掩了。到了甲午海战之后,随着中国面临的危机愈大,宪政与富强的纠葛也就愈深。“民权”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它所对应的,正是宪政思想中极为关键的“人权”。然而,民权与人权的一字之差,却决定了两者在本质上存在着天壤之别。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民权的意义大体介于中国传统的“民本”和西方的“民主”的概念之间,民权概念的引入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把传统的民本思想与西方激进的民主概念相调和而使国人得以接受,最终赋予议院以崭新的意义,从而在目标上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而西方近代语境下的“人权”则更重视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和对作为社会的组成分子的每一个个体的平等地位的尊重。同样,梁启超所提出的“新民”的概念也更多的是从“群”的视角去考察。尽管公民权利的因子被纳入其中,但是其强调“私德”、“利己”却是为了更好的达致“公德”和共同体的利益的目的。因此,“新民”最终指向的仍是国家的富强这一最高的目标。甚至是从西方宪政思想中提炼出了其核心价值--个人自由的严复,也是以焦灼的、寻求富强之路的目光来打量宪政的。在系统的研究了西方宪政思想之后,严复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而严复之所以会接受进化论的思想,是因为根据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群体的质量被认为是奠基于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的质量之上的,这就为严复把个人的质量高低转换为国家富强或贫弱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路径。也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严复才大力提倡要移入西方式的个人自由并激发每一个国人的活力。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近代的中国学者们尽管对近代西方宪政思想有了相当的了解,也对如何将来自西方文化的思想和制度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然而在最深层次上他们仍然是将宪政作为达致富强的必经之路来看待,是以国家的富强作为最终的追求的。

  这一“宪政--富强”情结决定了中国近代学者认识的宪政必然与近代西方学者所认识的宪政有着本质的差异。西方以宪政为追求,近代中国以富强为追求;西方以个人为目的,近代中国以集体,或者更确切的说国家为目的;西方强调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以及对于权力的防范,近代中国强调个人与国家的“和”,重视的是如何使权力的运行更顺畅、更有效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指出,宪政在中国发生的语境转换实际上是消解了宪政本身的价值。既然晚清宪政思想缺乏西方宪政的“本身”的价值,那么这些近代学者们所提出的究竟是不是宪政思想也就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了。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宪政并不是只有西方近代语境这一种解读方式,不能以西方近代语境下的宪政含义作为什么是宪政的普世性的标准答案。当学者们得出上述结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不自觉的在以西方近代的“宪政”精神为标准去衡量近代中国的宪政思想。而如果以我们在上面所总结出的宪政的普适性的基础特征--国家的治理和治理国家为标准来衡量,将晚清的这些思想家们所提出的思想归入“宪政”的名下当无疑问。当时的清政府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地方督抚的权力大大膨胀,中央权力日渐式微。此外,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赔款、割地、求和,使得其统治的合法性几近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有效的统治”,而国家的富强也就自然无从谈起。纵观清末思想家们提出的宪政思想,从“开议会”到兴“民权”,无一不是围绕着重建政权的合法性和实现国家权力的有效治理的主题来展开的。这是因为,只有实现了有效的治理国家的富强才有可能。同时,反对封建专制、强调“君在法下”,特别是对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关注,都体现了抑制权力的“恶”性以对权力进行治理的思想。由此出发,我们认为清末思想家们所提出的上述思想虽然与近代西方宪政思想存在着本质差异,但同样属于宪政思想,是普适性的宪政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化形态。

  

  四、《钦定宪法大纲》:晚清宪政思想的折射

  

  作为特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大纲》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因此它只可能以晚清宪政思想为指导而不可能以近代西方宪政思想为指导。在明确这一点的基础上再来考察《大纲》,我们会发现尽管这部法律文件存在着种种不足,但它的宪政意义同样也不可抹杀。当我们以晚清宪政思想来打量《大纲》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部宪法性文件正是对晚清宪政思想的折射。

  正如上文对晚清宪政思想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一样,晚清思想家们虽然可以分为立宪派、革命派等不同的派别,在具体的宪政诉求上也存在区别,但是从最根本的层次上来看,他们的宪政思想都是与富强这一最高目的相联系的。具体说来,也就是晚清的思想家们虽然提出了制定宪法、限制君权甚至建立共和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召开议会、实行地方自治等具体的制度要求,但归根结底他们的诉求的着眼点实际上并不在于一部形式上的宪法的制定,不在于中国人民由臣民向国民、公民的身份的转换,甚至不在于被他们视为宪政的核心要义的议会的召开,而是在于重建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在于使权力达致高效运行的状态,从而实现作为共同体的国家的目的最终实现富国强兵。因此,加强政权的合法性,提高权力行使的效率,可以说是晚清思想家们共同的宪政诉求,其他的具体诉求,如公民权利和自由、分权、限权,都是以此为目的的。

  那么,如何才能赋予政权以合法性呢?晚清思想家们提供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制定成文宪法。近现代宪法理论认为权力必须来源于宪法,宪法在一国中具有高于权力的地位。宪法的这种最高性一方面决定了权力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运行,但是一方面也为得到宪法规定的权力提供了正当性和合法性,使其具有被服从的效力。此外,由于宪政被视为挽救近代中国的神医妙手,这也使得宪法在近代中国具有了某种宗教性的崇高地位。因此,对于处于政权合法性危机中的近代中国而言,制定宪法是建立具有合法性的政权的最为理想的途径。

  至于权力运行效率的提高,晚清的思想家们也为此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开议会、倡民权、实行地方自治等。可以说,晚清思想家们提出的各种宪政主张虽然乍看起来与权力的有效运行并无关系,但是实际上都是为着这一目的而设计的,这也是晚清宪政思想虽然表面上与近代西方宪政思想相似但是在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以公民权利的保障为例。在近代西方宪政思想中,公民权利的保障自身就构成了宪政最终的价值追求,一切制度的设计,如三权分立、宪法至上、司法独立、宪法监督等都是以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为最终目的的。这就意味着私利才是真正的利益,具有最高的价值,而共同体自身是没有独立的价值和目的的。但是在近代中国,权利却发生了本质的转化。近代中国产生了“民权”一词来替代西方的“人权”,一字之差导致了“公利”至上与“私利”至上的本质差异。因此,在近代中国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提倡、对追求私利的提倡,实际上是以“集体”或“国家”的利益为最终归宿的,是为了更好的集中个体的力量以实现共同体的强大。这一点在严复的进化论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晚清宪政思想的这些基本特征决定了一方面要求在宪法中对公民权利进行规定,一方面不可能把人权的保障视为最终价值追求。此外,议会这一普通的宪政制度也被晚清思想家们视作宪政的核心要义,认为召开议会是实现宪政的最本质的要求。议会在晚清宪政思想中始终受到了普遍关注,国会的开设被视为“国民之生死问题”,“国家存亡之关键”,成为了这一时期立宪政治运动的首要目标。在他们眼中,议会的召开就意味着解决困扰已久的救亡问题和民权问题,铲除腐败政治,凝聚国人心智,迅速建立起一个富强的中国。

  在明确了晚清宪政思想的这些基本特征之后再回过头来考察《大纲》,我们会发现这部宪法性文件与晚清宪政思想存在着密切的关联。首先,我们可以从制定《大纲》的行为乃至晚清政府的整个立宪计划中发现其重建政权合法性的企图和努力。尽管《大纲》宣告了“君权神圣”,尽管从近代宪政思想来看,甚至是从晚清宪政思想来看,《大纲》对于君权的限制也是极为有限的,但是《大纲》的制定本身实际上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确认了“君在法下”这一崭新的原则。晚清政府企图借助宪法的形式恢复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就必然承认宪法相对于权力具有较高的地位。至于“君权神圣”的宣告,虽然与人民主权的近现代宪法原则相悖,但是它实际上意味着君权由神授变为人授,不再是不可侵犯的,对君权也就有了进行约束的可能。

  其次,《大纲》为重建政权的合法性和提高权力运行的效率规定了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并对君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考察《大纲》的“君上大权”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它主要涉及的就是君主与议会的权力分配的问题。除去规定君主作为国家元首所具有的权力和司法权的条款外,其余九条都是在对君权与议会权力进行划分。由此可见,议会的设立和权限配置是晚清立宪的重点内容。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议会被晚清的思想家们赋予了“宪政的核心内容”的崇高地位,议会的召开被视作了宪政最本质的要求。另一方面,虽然《大纲》中对君权的限制极为有限,但是仍然包括了限制君权的内容。除了上面所提到过的“君在法下”原则的建立和君权由“神授”向“人授”的转变,《大纲》中对“君上大权”的列举实际上从侧面来看同时也构成了对君权的限制。如第三条之规定:“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虽然从正面来看,该条之规定是授予了君主对法案的颁布权和提案权,然而从侧面来看该条款实际上也是对议会对法案的议决权的确认。因此,依据《大纲》君主已不复拥有完整的立法权,立法权基本上属于议会,君主只能通过法案的颁布权和提案权来影响议会的立法行为。

  最后,从公民权利的规定来看,虽然《大纲》被指责为对于公民权利的规定过于狭窄、对公民宪法权利的限制过于宽泛,但是《大纲》毕竟将公民权利的内容包括了进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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