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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璐瑜:浅析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立法缺陷及完善

更新时间:2012-08-18 08:49:38
作者: 赵璐瑜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而证人证言又是民事证据种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实体正义,维护程序正义,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着重大价值。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目前证人不愿出庭作证以及作伪证的现象十分严重,严重妨碍了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也严重影响了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实现,使公正与效率的目标难以达到。笔者拟通过以下三部分,对构建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提出一些见解与构想。

  

  一、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现状

  

  (一)证人拒不出庭作证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对证人出庭作证作了规定,内容为:“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但是,在司法活动中发现,证人拒绝作证或者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普遍存在,证人往往在法庭通知其出庭作证时拒绝作证,或者以不出庭的方式拒绝作证。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证人往往都与双方当事人有这样那样的利害关系,或亲情关系或朋友关系等等,大家都不愿去提供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不利的证言或为此承担没有必要的风险,对作证及出庭作证顾虑重重。这一现象的大量存在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机关的权威,而且使得审判人员无法通过当庭质证判断证言的真伪、查明案件的事实,既影响了办案质量,也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二)证人证言反复多变,伪证率奇高。

  证人如实作证是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对证人作证的最基本要求,但据有关资料统计,2009年某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中,存在作伪伪证情况的案件约占案件总数75%以上。而在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勘验笔录和鉴定结论这七种证据形式中,又以证人证言的伪证率最高。上述情况的存在,增加了证人证言认证的复杂性,严重损害了诉讼秩序,干扰了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以至于法官在许多情形下迫不得已将证言作为一种辅助证据使用,而在证人证言作为单一的决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案件中,法官们更是退而三尺,唯恐避之不及。

  (三)打击报复证人现象严重

  司法实践中,证人因作证遭受打击、报复、陷害的现象非常普遍,而我国现行有关法律对证人因作证致害行为的规定过于粗陋,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时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司法机关对打击报复证人的行为处理不严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作为,这极大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为了保证证人积极履行作证义务,法律应建立相应的规则,提供特别的保护措拖,确保出庭作证的公民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彻底解决出庭证人的后顾之忧。

  

  二、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的立法缺陷

  

  认真考察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定》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就会明显发现,我国的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若干立法缺陷,主要有:

  (一)证人主体适格条件限制多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人“是指案件的诉讼参加人以外的,知道案件情况并能正确表达意志而被人民法院传唤到庭作证的单位和个人。”[1]我国的证人不包括当事人和鉴定人。证人的主体资格,即法律规定的为证人的条件或能力,[2]即哪些人有资格和有义务作为证人的法律制度。

  《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第一款“凡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第二款“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证据规则》第53条规定:第一款“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为证人。”第二款“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上述《证据规则》第53条第一款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第70条第2款的规定基本相同。《证据规则》第53条第二款是对《民事诉讼法》的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证人资格的限制相对较多。

  1、对于证人主体范围的界定不科学,将单位纳入证人范畴不妥。证人是指对案件事实能独立地借助其感官进行感知的自然人,证言必须是证人亲自接触、感知的事实,并就其亲身感知的案件事实所做的陈述。《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将单位视同自然人一样具有作证资格,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相符,也与当今世界各国证据法则的规定相悖。

  2、对于自然人作证范围偏窄。当今世界各国证据立法对证人资格的限制越来越少,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假定为具有作证资格。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人“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限制含糊不清,容易引起法官不同理解,导致排除生理上有缺陷的人和儿童的作证资格。这样使得原本有限的证人资源更加稀缺,限制法庭最大可能的有助于发现事实的信息的获取。

  3、对一些特殊身份的人的作证问题(如法官、陪审员、律师、牧师、公证员能否充当证人),法律缺乏特殊证人免证权的规定。

  4、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必须是亲自耳闻目睹案件事实的人。法律规定仅要求证人“知道案情”是不够的,因为知道包括亲眼目睹和道听途说(相当于英美法系中的“传闻证据”),如果不能排除传闻证据,那么不利于保障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二)对证人无法出庭例外情形的规定过于宽松

  《民事诉讼法》第70条第二款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法律允许证人在特定的情况下不出庭,可以提交书面证言作证。但《民事诉讼法》对“确有困难”未作界定,均由法官自由裁量,司法实践中,大部分证人不愿出庭,滥用“确有困难”,己习以为常。《证据规定》第56条第一款详列了“确有困难”的情形:(一)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五)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证据规定》虽然对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几种情况作了限定,但范围依然含糊不清。而兜底条款第五条为证人逃避出庭作证义务提供了“万金油”理由。宽泛的例外情形违反了证人有出庭作证义务这一法律规定的初衷,不利于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

  (三)对伪证行为的预防和制裁缺乏力度

  首先,因为我们的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缺乏证人宣誓制度和完备的证人询问制度,从而使伪证的预防缺乏有效途径。此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虽然对证人作伪证的处罚有原则性的规定:“诉讼参与人与其他人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害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们法院可以根据情节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我国刑法第305条规定的“伪证罪”仅限于刑事诉讼中,“罪行法定”原则,故民事诉讼案件中作伪证的证人不能受到刑事制裁,制裁措施缺乏威慑力。而审判过程中法官由于法律对证人伪证行为的处罚、制裁措施不力,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很少制裁民事诉讼中证人的伪证行为,口头批评教育或是是训诫了之,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四)对证人应享有的权利不予重视

  1、对证人经济补偿的规定没有可操作性

  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我国在《证据规定》第54条第3款有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这一规定过于简单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产生以下二个问题:一是何谓“合理费用”,费用的具体计算标准是什么,如何补偿救济证人因出庭作证遭受的损失,自动获得还是须经申请获得证人经济补偿,何时获得证人经济补偿等问题均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二是对费用的支付方式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费用是直接由当事人向证人支付还是当事人交给法院然后由法院付给证人,《证据规定》仅规定“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据此,许多人认为可以直接由当事人向证人支付,这样就很可能出现当事人贿买证人作伪证的现象,如此有悖于证人出庭作证宗旨的实现。

  2、缺乏应有的事前保护证人机制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二)项、第(四)项和104条之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对证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15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证据规定》第80条规定,对证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护。《刑法》第307条和308条还规定了“妨害作证罪”。上述法律规定表明我国已建立起了对证人的事后保护制度,但是存在以下四点不足:一是仅考虑了事后的补救和惩戒,而忽略了事前应当采取的防范措施。没有事先预防性保护,一旦发生证人遭到打击报复,无法采取切实有力的手段来加以预防。二是只注重保护证人的人身和名誉不受侵犯,对证人的财产保护没有关注。三是保护范围偏窄,只注重对证人予以保护,而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未予规定。其四,保护机构不明确。《刑事诉讼法》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这是针对刑事诉讼中的规定,民事诉讼中证人安全受到威胁时,证人往往不知向哪个部门寻求保护。

  

  三、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一)废除单位的证人资格

  现代各国之民事诉讼立法均将法人或非法人社会团体排除证人范围之外,通常都被认为并不具有作证资格。《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将单位视同自然人一样具有作证资格,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

  理由如下:首先,单位作为法律拟制体,它必须借助自然人对案件事实的感知,并据此作出陈述,其本身作为一种法人或机构,当然不具有自然人所特有的感受、认知、记忆和表达能力。其次,单位不能像自然人一样出庭陈述并接受法庭质询,如果法人或非法人团体的负责人出庭作证,尽管他是单位代表,但仍属个人作证。再次,单位作伪证时,无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伪证罪的主体是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伪证罪的主体,也就无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最后,我国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无单位作证的规定。因此,单位作为证人应在立法中予以废除。

  (二)减少对自然人作证的适格范围的限制。

  我国的自然人证人基本条件有其明显的不足:1、“知道案件情况”的规定含义模糊,在此种情况下,证人有可能就其道听途说的案件情况提供证言,证言的可信性降低。《证据规则》第57条规定: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但该规则没有明确“非亲身感知”的证人是否具备证人资格。因而,在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资格条件的立法中,应明确规定:“证人对待证事实须亲身经历。”2、“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规定不合理,应予以删除。“能够正确表达意见”是指证人对于案件事实的主观认定,是关于证人能力的法律要求。对于证人陈述,证据法最为关心的是作为证人其陈述的可信度和其陈述的证据力的评估,而不是着力于其证人能力的规范。凡是对案件事实有亲身感受的人,在他人的案件中,都有证人能力。因而,民事诉讼法对“能够正确表达意志的”规范是没有必要,也是不适当的,应将该项规则予以删除。

  (三)构建证人出庭作证豁免权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豁免权,又称证人拒证权、证人的特权,是指证人在法定的情形下可以拒绝作证或拒绝答复问题或出示书面材料的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对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的一项法定免除。民事诉讼不仅是发现真实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价值选择过程。“如果其中一项价值得到完全实现,难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或否定其他价值”。[3]出庭作证豁免权确立,反映的是法律在发现真相、解决纠纷与其他社会利益之间的一种价值选择。民事诉讼的首要任务是发现真实,但不能为了发现真实而置其他利益于不顾,当发现真实的重要不如保护某些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时,证人就可以免除作证义务,这些作为出庭作证例外的规则被称为出庭作证豁免权规则。

  借鉴各国做法,我国可规定证人在以下情形下享有拒证权:1、因亲属关系而享有拒证权。配偶特权的主体范围延伸至已离婚的夫妻。因为离婚后一方所能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基于夫妻间的信任关系而取得的。特权主体的范围宜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六)项关于“近亲属”的规定保持一致,即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2、有可能导致证人自证其罪或其亲属等受到刑事追究或处罚等不利影响而享有拒绝证言权;3、因职业秘密而享有拒证权。可以设立两类职业特权:律师特权、医生特权;4、关于公务秘密而享有拒证权。掌握国家机密的公务人员,当其保密义务与作证义务发生竞合时,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应当先于作证义务。证人应当享有拒证权。当然对国家秘密的范围不能随意扩大或缩小。

  (四)构建有限的强制出庭作证制度

  解决证人出庭难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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