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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湾:圣人沦为家师,诸子集体沦陷

——“家奴文化”批判之九

更新时间:2012-08-12 12:16:07
作者: 老湾  

  

   本系列文章一开篇就提到了孔子和儒学。虽然儒学等诸子百家难免有时代局限,但依然不失人学的光辉。只是和同时代的希腊人学相比,各有特色——我们少了些许神性、多了些许人情——而已。后因为儒学逐渐堕落为集权制的文化底本(法家则成为其制度底本),孔子本人被奉为全天下家奴们的“万世师表”,引发诸子百家集体沦陷。

  

   我在《中华文化的复苏、创新与复兴》(《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3期)一文里,对诸子的集体沦陷做过表述,现转摘于此——

  

   秦王朝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并统一中国,这是古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一次发展和进步,但却带来了中华文化思想层面上的一次巨大倒退。虽然自周以来,宗法制一直成为古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文人们的学术活动也总是被绑架在"家"的战车上。但秦以前的"分封制"本质上是一种以"天子"为首领、侯王大夫等"百姓百家"共同参与的封建共和制,而秦以后的"郡县制"则是"一姓一家"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以"一家一言"代替了"百家百言"。其并发症是:每逢重大的改朝换代事件都要重新修订"一家一言"。该并发症的极端形式就是:视对手的文化主张为另类。如果没有秦以前的"百姓百家"共和制,先秦诸子们的"百家争鸣"是不可想象的;而在秦以后的"一姓一家"治下,"百家争鸣"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统一思想、语言和文字就成为秦王朝的必然,"焚书坑儒"也就合理而难免了。先秦诸子们的后世命运(可概括为"外儒内法,道隐墨退"),实际上是被"一姓一家"治下的文化需求"先天"决定了的。

  

   我们大致可以用"和谐"二字来概括先秦诸子们的思想诉求。儒家追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墨家追求社会无差别的和谐,道学追求社会秩序向自然秩序的和谐,法家追求伦理行为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和谐。以上内容构成了先秦诸子思想的价值所在,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上述诸多和谐也都没有真正得以实现。

  

   但各家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儒家的和谐是以"周礼"为蓝本的和谐,墨家的无差别和谐流于空想,道学的和谐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法家的和谐是服务于统治者的和谐(其"人学"特质最少其"家学"特质最为浓厚)。其共同的致命缺陷有二,一是"真"的话题先天缺失,即纯粹理性的先天缺失;二是君权合理性的话题先天缺失,"神授"的君权虽然可以被议论,但绝对不可以被推翻。至于君权在不同"皇家"之间的转移,只能被解释为"天命"的转移。

  

   正因为儒学针对不同社会阶层在宗法制度下实现和谐,进行了系统的文化设计,且与秦汉以后一姓之天下的宗法统治有着共同的诉求,最终被统治者确立为后世"家学"的文化底本。至于其"人学"精神,或被改造或被摒弃,先秦儒学最终被统治者阉割成为"经学"。这就是汉朝经学家们的"丰功伟绩",他们并因此开创了后代历朝修文、毁文同时进行的先例。

  

   回头再看先秦诸子其它各家的命运。法家的权术思想和法律思想,成为后世"家学"的制度底本。儒法两家结合的诡异形式,被后世称为"外儒内法"。道家思想被隐蔽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简称"道隐"),或成为帝王们的"驭民"之术,或成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阴柔之术,或成为所有人避祸的"遁形"之术。墨家思想则退出了历史舞台,简称"墨退"。

  

   先秦"人学"与后世"家学"之间的区别是巨大的。先秦诸子对人的生活与情感,多数情况下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人的正当需求被视为合理的。但在后世"家学"中对人的关怀被淡化了,转为对"家"的关怀;人的正当需求被严格限制了,必须服从于"家"的秩序。具体的例子更多。《老子》一书本是劝谕统治者们守柔、守弱,不可肆意妄为,效法自然并对苍生怀有怜悯之心。但却被班固解释为"帝王南面之术",将韩非子的"阴柔之术"论经学化。古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原本说的是不要堵塞言路,要象大禹治水那样地予以疏导;但被后世统治者理解为:维护统治当从控制言论自由开始。

  

   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庆幸中华文化一直是延续着的,但并没有认真追究中华文化是被不同的"皇家"延续着的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期间被销毁、被打入黑暗中的学术和思想,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数量。至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导致中华传统文化事实上的短暂倒退,很少有人关注其严重后果。

  

   与西方文艺复兴相比较,我们会更容易看清"复苏"中华文化的必要性。先秦"人学"大致可对应于希腊罗马时代的"人学",中国两千多年的"家学"大致可对应于中世纪的"神学"--我们用"家长"代替了"神"。欧洲通过文艺复兴开创了近代化,中国则需通过文化"复苏"为现代化找到原始驱动力。欧洲的文艺复兴将"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们的文化"复苏"则需要将"人"从"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当前的"国学热"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了。

  

   在此,我想补充的是,诸子百家中与“家奴文化”最远的当属老子时代的道学,因而也与自由主义精神最近。杨朱所主张的“不拔(自己)一毛以利天下”和“不损(别人)一毛以利自己”,属于个人自由主义的正面表述。老子劝谕最高统治者(圣人和佐人主者)要“无为”,就是要让百姓自己“为”,最终实现百姓和圣人们的“无不为”,显然属于自由主义的他者转述。这正是“家奴文化”所不容许的。好在有韩非子等人帮忙,将原本属于阳谋的“无为”,逆用为统治者的“引蛇出洞”阴谋——统治者因此而喜欢上了黄老之术。因为是阴谋,所以只能是“道隐”。至于墨家的“兼爱”思想因为有“尚同”主张参与其中,实际上为“家奴文化”留有入口——因为天下人最终要“尚同”于天子。即便如此,也因为其无差别的“兼爱”主张而为家长和家奴们所不能容忍,最终被淡化出历史舞台。

  

   (作者寄语——希望能在本话题中读懂我们自己。未完待续。)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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