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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你要是面对一个超常敏感而脾气暴躁的人，说话就得特别小心遣词用句，否则你很可能会遭遇尴尬，或者被强令闭嘴，或者遭遇推推搡搡，挨一顿打也说不定。人都想顺顺当当活着，谁愿意招惹是非呢？本文标题使用“警惕”二字就源于这种心理——“警惕”通常是提醒的意思，不是指陈，也不是控诉，而是说：“小人在这里叩首了，烦请您老人家好歹听我说一句……”实际上“警惕”两个字在这里无意义，这是因为，从六十年前国家意志就开始扭曲体育精神了，我们述说的不过是事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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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乘坐公交汽车去赴一个约会，上车的时候车上人并不多，只有十几个昏昏欲睡的老人，过了两三站，车上就拥挤上来满满一车厢的人，让我十分诧异的是，拥挤上来的人全部衣衫褴褛，面如菜色——有的提着蓝红相间的编织袋子，有的拿着泥瓦工工具，还有的干脆提一根棒，那是用来挑行李用的；由于拥挤，一个妇女的奶几乎全部露了出来，她怀抱里的男孩正在严肃地对付一块面包，弄得鼻孔里都是面包屑，我相信他很少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一个劳累的汉子一屁股坐在汽车轮子凸起的地方，售票员就像对低等动物说话那样喝令他站起来，汉子站起来了，我从他那双原本很漂亮的褐色眼睛中看到无奈、屈辱、愤懑的光亮；车厢前部不知道为什么起了争执，一个活得很不如意的北京人竭力羞辱活得更不如意的外地人：“你们丫的都跑北京干嘛来呀？！纯粹是死催的！”我身边一个脸色蜡黄的大妈颤抖着声音问周遭的人：“谁有吃的没有？我糖尿病……”这时我才注意到老人家大汗淋漓，马上就要虚脱了，好在有人给她递过去一瓶可乐，她抓在手里，颤抖着咕咚咕咚喝下去……我下了公交车，看着它向远方驶去，再看一看马路两侧豪华的饭店和政府办公机构，看一看街头超大屏幕上正在播映我奥运健儿在伦敦勇夺金牌的感人画面，不知为什么，突然有了一种置身于卡夫卡小说世界中的感觉，觉得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都是荒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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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我国在奥运会上夺取的每一块金牌，都是国家用数千万乃至于上亿元培养和训练经费换取来的，这意味着我们这些纳税人（当然也包含那些挤公交车的北京人和外地人）每年都要为国家缴纳数百亿（我敢说，把庞大的国家体育系统消耗的资金计算在一起，绝非仅只是这个数目）税款，用来打造一支类似于军队的体育组织，为国家争取荣誉。

国家荣誉好还是不好？当然好，谁都愿意听到街坊四邻议论说：“哎哟，你看人家把日子过的！你看他爸出来进去的多有脸面！”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都宁愿勒紧裤腰带来换取街坊四邻的夸赞，我们甚至完全不顾家庭条件，拿出大把大把的银子来换取这种名声。2008年在北京发生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人类究竟为什么要弄体育？什么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答案在不同的人群中是不同的——国家会认为国家荣誉高于一切，所谓体育精神就是为国争光；那些挤公交车的人则会激愤地认为：“鸡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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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先生最近在《举国体制下的体育是“利维坦”式的怪兽》一文中指出：“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Leviathan)中，把全能的国家比喻成一个无所不想吞食，无所不能吞食的权力怪兽。体育一旦被国家政治吞食，它本身也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怪兽，它取消体育对人的体格和心灵培养作用，无视体育高尚的自身目的，把体育变成一个手段，一种显示国力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方式。这种国家政治化的体育，它吞食本应该属于全体国民的体育资源，吞食作为活生生个人的体育人员，它也同样吞食无数普通的‘体育观众’，使他们无法有效地扮演自已在‘竞赛’中的角色。”

我认为徐贲先生说出了中国体育的实质，挤公交车的贫困北京人和外地人那句简单的粗口，表达的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稍微难听一点儿罢了。

“鸡巴”与普通民众的福祉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没有一根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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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将人类社会秩序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发的秩序，即哈耶克所表述的“自我成长的秩序”，“自我组织的秩序”；另一种是人为的秩序，又称为组织，这是人类有意设计的，它的终点是设计者预设的。

哈耶克认为，自发的秩序与人为的组织所涉及的规范是不同的：自发的秩序依仗“规律”，人为的组织则依仗“命令”。规律是抽象的普遍的，而命令则是具体的特殊的，这就是说，人为的组织要达到的真正目的是“被指定的任务”，每一个成员在固定结构中的位置是由命令预先决定的，人们社会活动的全部目标都趋向了设计者的预设。

正是通过这种预设，国家意志才得以全面扭曲体育精神；正是通过这种预设，才最终把本应从人出发的体育弄成了国家事务；正是通过这种预设，才固定了金牌运动员以及他们身后庞大利益群体的位置；正是通过这种预设，才使得那些拥挤在公交车上的人如此窘困、如此没有尊严。

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201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