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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江铖:论海德格尔的尴尬

更新时间:2012-08-12 11:34:51
作者: 尹江铖  

  

  引言

  

  汉语学界对海德格尔的译介与研究已经好几十年了,各方面成果斐然!学者多以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老庄哲学或整个中国传统思想做比较研究,意在从中发现两者共同共通之处,一来以实现中西思想“真正对话”的可能。二来,也有以海德格尔注解中国传统思想的意思。这反映了学术界的繁荣,都是大好事。

  

  但是或许有两点应该引起我们普遍的、高度的重视:一是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上帝之维”,意思是研究和传播海德格尔不能忘了人家是哲学家的同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二是海德格尔亲近纳粹支持希特勒一事,是不是说明其哲学中有极权的因素在里面?或者说是否正是其“极权的哲学”带领着他走向纳粹?

  

  

  

  中国人的启蒙何以如此艰难?[①]

  

  在这一个世纪里,思想启蒙最大的障碍究竟是什么?[②]

  

   ——启良

  

  一

  

  这本是一篇学术性的文字,而我确来了一个饱含感情的开头。因为,启蒙,不仅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更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人,必是有感情的,若没有感情的支撑,启蒙有何必要?又何以进行下去?

  

  “启蒙”这个词语,更多的,只在学界内部被思考和讨论,我们广大的同胞们,为了家人社会,为了美好的新生活而忙碌地工作,是无暇思考“启蒙”之为何物的问题的。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尼姑的话来,“已经革过一回了……”,她说。但“启蒙”确与我们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更是关系到子孙后辈肉体乃至灵魂的事。

  

  人来阳世上一趟,都不容易。

  

  想想我们的朝代更替规律,想想我们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共性,想想我们的文革,想想我们的邻居朝鲜,然后静静的坐下来,细细的体会体会,细细的想想我们的文化,政治和生活……

  

  好了,对于启蒙背景的介绍,不是本文要承担的任务。我们要说的是海德格尔。让我们先来看启良先生在他的代表作之一《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国问》里的这么一段话:

  

  “更可重视的是,20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足而立。这三家之关系虽曰复杂,但从大体上看又是十分的简单。虽然激进主义同保守主义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二者又常常走到一起,共同筑起御防自由主义的藩篱。而自由主义亦需两线作战,既要抗击保守主义,又要批判激进主义。此种关系解释的,实在又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思想史课题。从历史观或时间观上说,保守主义重视的是传统、是过去,自由主义重视的是现在,激进主义看重的是未来,且为了未来不惜以传统和现在为代价。照理说,保守主义同激进主义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更不可能结盟。然而,一个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之事实又屡屡表明,这二者对于现代中国之意义又确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且在同自由主义之关系上,立场和观点亦大同小异。特别是到了90年代之后,二者的亲缘关系逐渐由隐性而变为显性,绝大多数的激进主义者公然地举起了保守主义的大旗,把孔夫子和马克思一同供奉在他们的先贤祠中”[③]

  

  启蒙为何如此艰难?就在于孔夫子的铁杆粉丝和马克思的铁杆粉丝签了联盟协议。而这个协议又何以可能?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仍然是我们的国人,抱着“中体西用”的榆木桩桩不放,佛教所谓“抱桩摇橹者也”,焉能扬帆万里?张香帅是如此,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是如此,季羡林老先生“三十年河东”还是如此。

  

  其实都是好人……

  

  新儒家已然“三代”,其集大成者牟宗三先生已然作古。然而保守主义的声音还在继续。进几十年来,汉语学术界开始关注海德格尔,很多学者译介、阐述海德格尔的思想,并以之和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做比较。按理说来,这是好事,文化的交流,总是令人激动和欣慰的。但是,这其中有很多人,确并非简简单单的交流,国内的海德格尔热,也绝非无缘无故。很多人说,“看,海德格尔那么大的思想家也学中国传统文化。”“既然西方人学中国,中国干嘛学西方?”“海德格尔批判西方哲学传统而盛赞中国道家,可见三十年河东就要到了”“这足以说明我们自己传统的优秀足以自保、发展乃至救世界”。

  

  这些声音,让我又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的一句话来,“赵老太爷是我的本家”,他说。赵老太爷很尴尬,海德格尔很尴尬,其实老子先生也很尴尬,只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海德格尔罢了。

  

  二

  

  海德格尔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是家乡圣马丁教堂的司事,母亲约翰娜·肯普福·海德格尔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海德格尔从小听着圣马丁教堂的钟声长大。教堂的钟声是上帝的呼唤,指引着海德格尔,默默的塑造着海德格尔。1903年读初中的海德格尔已经有了做一名神父的愿望,1907年,正在读高中的他与K·Groeber神父相遇,神父教导他要通晓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以便熟悉托马斯的神学。1909年,海德格尔进入弗莱堡大学读神学。

  

  说这些是要说明什么?我们得明白,海德格尔首先是一个基督徒,他领认上帝的爱和宽恕,他的思想必然的受到基督信仰的影响是他救论的。他救论的因子从始至终的影响着海德格尔的思想。在《存在与时间》中他说:

  

  “因为此在从本质上沉沦着,所以,依照此在的存在建构,此在在不真中。”[④]

  

  本质上沉沦着的此在,如何能自救呢?这与中国传统是有质的不同的。且不说儒家传统,就以《老子》文本论之,其中“圣人”一词出现达二十九处,如: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⑤]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⑥]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⑦]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⑧]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⑨]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⑩]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11]

  

  文本中与“圣人”一词同义的“我”、“大丈夫”、“君子”等词尚且不论。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并且领会到老子口中的通达了“道”的圣人模样,完全是在人间与道合一的“圣主明君”。文本第二十五章尤其应该引起注意: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2]

  

  此章从逻辑上讲列为首章未为不可,因为这一章首先地交代了人与道的关系。我们看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这里的“王”即是通达了道的“圣人”。而道、天、地、王四者均称为大,依次相法而成为一个系统。人不离道,道需人法。这里的“道”“周行而不殆”,更接近于逻辑上、理学上的先天法则,而非形而上学的他在。道、天、地、人四者,组成一个系统,而非两分为现象与本质,此岸和彼岸,在这个系统中,道虽“大”、“逝”、“远”,亦必须由人法之,“反”之于人。人法道,道亦由人乃成。这是很确定的自救论,而且是饱含政治之维的自救论。

  

  他救论与自救论“的确是海德格尔与天道思想家之间比较硬性的区别”[13]。这个硬性的区别,毫无疑问是关键性的,是不可忽视和逾越的。刘小枫在谈及海德格尔时讲到:

  

  “无论如何,对汉语思想来说,重要的不是去翻寻海德格尔之思与汉语思想有多少契合之处,而在于沿海德格尔之道,去努力学会期待上帝之思。‘泰然处之’汉语思想早就有了,这无需海德格尔来启发,亦无需他来替老庄作证加注疏,而期待上帝之思,汉语思想至今尚未准备去学,这倒是需要海德格尔来启发。”[14]

  

  作为此在的海德格尔,是不敢侵犯上帝的尊严的,海德格尔的心中还有至高无上的上帝存在。上帝是救他者,他是被救者,他的思,只是期待上帝之思。

  

  然而,为何期待上帝之思如此重要?或者说,为什么不能侵犯上帝的尊严?为什么只能做他救者?

  

  依照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说法,此在作为非本真的存在在操心中与上手的事物照面,并在照面中了却因缘。了却因缘是操心的生存论结构,此在在了却因缘的操心中沉沦。了却因缘的操心奠基于时间性。由于本质性的遗忘和非本真的遮蔽,此在失落于当前化之中,时间性变为流俗的时间。时间性的此在本质性地在流俗的时空中生存,此在特有的空间性也奠基于时间性。

  

  《存在与时间》一书,就是要揭示存在论层面的“时间性”。一切奠基于“时间性”,这是一个极具形而上学意味的命题。

  

  其实,“人必然的在流俗的时空中生存”这个命题比“流俗的时空奠基于时间性”这个命题更具有实践理性的意义。我们从流俗的时空中获得时间性的体会,而非流俗的时空奠基于时间性。人在有限的外在时空中生存,是线性时间中,时间性的此在有所期备的当前化的曾在。此在受有限的时空的拘役,无可避免的具有有限性,只能先天地感受无限,不能真切地获得无限。康德哲学已经告诉我们,超越时空,超出人类经验的“物自体”是人无法认识的,强加一个侮辱性的名字,叫做“上帝”。因为人是受流俗的时空拘役的有限的存在,故而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谁也不能自称掌握了最终的真理而高于他人,谁也不能宣称自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而教育、指使、奴役和杀伐他人。这个道理不难理解。

  

  “上帝”的存在,就是要让人认清自己和他人的有限。

  

  这其中的厉害,也可以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来领会。历史上所有极权的统治、暴君、暴政、破坏性的革命、希特勒、斯大林无一不是打着“上帝”的旗号,无一不是宣称自己掌握了最终的真理,无一不是奴役他人而将自他的生存意义寄予将来,无一不是要完全的抛开上帝,做完全的自救者。这些所谓的终极真理,都不能落在有限的时空当中来使之得到把握,因而这些所谓的终极真理都不可被反证,都没有实际性的内容和意义。正如张祥龙先生所总结的那样,“没有这样一个真正无可怀疑的起点,一切哲学讨论就会流于任意的构造,而无任何自身的规范和中肯可言。”[15]这个起点,正是“在有限的时空中生存着的人”。“在有限的时空中生存着的人”不能侵犯“上帝”的尊严,“超越时空的无限的上帝”指示出人的有限。

  

  上帝如此重要,人只能做他救者。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若离开思想上的“上帝之维”,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人都有原罪,而且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民主的对话才是可能的和必须的。东方的中国不是而分的此岸和彼岸的思维,东中国的思维是系统论的,其思想中没有“上帝之维”,崇尚“体道行道,自救救人”,理想虽好,却经不起学理的推敲,也很难结出自由民主的果实来。

  

  也有不少国内外学者认为,海德格尔是个无神论的哲学家。之所以有这个看法,一是因为在他的哲学里对上帝保持沉默,但这恰恰是维护了上帝的尊严,因为海德格尔深深的知道,作为全能的超越性的上帝,不能被当作一个对象化的当前的此在来思考,这本是对上帝的亵渎。二是因为他自己的上帝信仰与传统的天主教神学信仰有很大不同,因为他的哲学是致力于反对作为天主教神学支架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而从很大意义上来说,反形而上学,就是反经院神学。

  

  前文已述,海德格尔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早年受到K·Groeber神父的指点而研读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后来大学亦学的神学。他自己更是声称“我的哲学之路是由神学引入的”[16]。这里所指的神学,还是形而上学的,亚里士多德的,托马斯·阿奎那的,天主教的经院神学。经院神学给予海德格尔良好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基础和良好的哲学思维训练,若没有经院神学的背景,“海德格尔之思”也不可能产生。但后来,海德格尔发生了信仰危机。

  

  海德格尔的妻子是路德宗信徒,她给海德格尔带来了新教神学家的著作。婚后的海德格尔开始读路德和施莱尔马赫的著作,经过两年的研读,海德格尔的天主教信仰发生了动摇,他经历了一次信仰危机。海德格尔在给挚友E·Krebs教授的信中写道:

  

  “认识论上的了悟延伸到历史知识的理论域,使得天主教思想体系对我来说已经大成问题,不可接受——但并不是基督教本身……”[17]

  

  1919年,海德格尔进行了信仰上的改宗,“从教派性信仰改宗为个体信仰,脱离教派教义规定的信仰,通过自己切身体验重新获得信仰。”[18]同年,巴特的《<罗马书>释义》出版,这位被誉为神学界的爱因斯坦的神学家的名言“Gott ist im Himmel and du bist auf Erden(意为:上帝在天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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