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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璟超:制宪进程中的权力结构与知识人

——以张君劢为中心的一种历史构图

更新时间:2012-08-12 11:32:00
作者: 张璟超  

  1935年10月,国民政府委托张知本、吴经熊和王宠惠等人拟定了一份宪法草案,于当月25日由立法院修正通过,后于1936年5月5日由国民政府将其公布,即“五五宪草”。宪草中依孙中山遗教,开篇即规定宪法由国民大会制定、颁布。如果国内局势不再发生重大变化,既有的国家权力结构也不发生新的变动,国民大会得以依法召开,那么,最后通过的宪法,在张君劢看来将很难合乎民主宪法要义,而更有利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继续。并且,被称为民国宪法之父的将很可能不是张君劢,而是像王宠惠、吴经熊、张知本这样更接近国家权力结构核心的知识人。对此,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可以根据前述张君劢的思想与经历推测,其对这一连串后果不免会有一番想法。

  

  不过,这次制宪的准备工作很快又被新的外来武力因素所打断。在五五宪草公布后不久即出现日军的入侵,国民大会因而十年未能召开。对于张君劢本人的“立宪”事业来说,这却意味着某种转机。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由于中共在毛泽东等人领导下,逐渐在西北确立根据地,以及日军形成据东北而南下的态势,给国民党政权造成重大的政治、军事压力。同时,一般民众与知识阶层对国民政府违反民意的内外政策逐渐不满,依靠军事胜利和革命意识形态对政权进行正当化论证所能起到的作用因此大为减弱。对此,国民党政权不得不调整对国内各政治社会势力的压制政策,打开封闭的统治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尝试通过某种民主协商的政治仪式,加强其政权的正当性。1937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邀请张君劢作为第一批代表,参加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相号召的“庐山谈话会”,共商国是。由此逐渐出现以“抗战建国”为标志的宪政民主议题的广泛探讨。对于张君劢来说,一方面,这次会议意味着其个人的政治地位获得国民党政权的某种半官方承认,即获得公开参与秩序建构行动的机会;另一方面,“抗战建国”的思潮兴起更将这一行动机会的空间扩大和深化。在这一扩大和深化的机会中,张君劢有可能通过其行动促成制宪程序中的政治统一体建构,并借此完成与之相伴的“国家”的重建,亦即其一直主张的“立宪国”的理想蓝图。

  

  针对内外时势的种种转变,张君劢也开始调整其应对策略和方针。1938年4月,张君劢代表国社党与国民党互换函件,表明其政治组织的合法性获得一定程度的官方承认。随后,张君劢于当月及12月,分别致信蒋介石、汪精卫和毛泽东。在致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位国民党正副总裁的信中,张君劢公开表示:“同人等鉴于十余年来青年惟务外驰,竟忘国本,乃标国家社会主义,且组织国家社会党以矫正之……然吾人之言与中山遗教有若合符节者,兹奉三点言之,以资参证。第一,国家民族本位……第二,修正的民主政治……第三,社会主义关于经济制度……今之持共产说者,渐自阶级立场转而努力于民族生存,持极权说者,亦知法西斯派主义难行于中土,此吾民族性不走极端而好调和之明证也……方今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30]其中主要表明了三点。其一,张君劢及其领导的国社党对国民党的主导意识形态予以部分的认同,同时表明组党目的只是要矫正青年“忘国本”“务外驰”的社会现象,实际是说明并不反对民国约法中规定的三民主义共和国之国体,也不挑战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立场与态度;其二,表明既反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即所谓“今之持共产说者”;同时,也不赞成当时蒋介石等人所欣赏的法西斯主义,而依据“国家民族本位”持一居中立场;其三,明确表示,在“民族存亡,间不容发”的情势下,其人及其政党要“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即表明对国民党执政地位的支持。

  

  过了数月,张君劢又发表了一封给毛泽东的公开信。信中直指中共的延安政权存在的三大问题,并借此建议毛泽东应率中共军政全体投归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之下:“第一,号为近代国家以统一为特征,尤贵乎军事权之统一……先生所率之军队名曰国民革命军,更望毅然首倡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第二,……先生等亦以拥护国民政府自号于国中,而今则特区之内,俨然自成一天地,自立官制,自立税制,自立学校……先生等与其同志以打破割据相号召,更望取消特区之制,以增进全国之团体而利于抗战之持久者二也……然民族斗争云者以全体人民为主体,不应更有阶级之成见。至于三民主义,本以民族为出发点,与马克思之视阶级为历史支配者迥乎不同……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苟在蒋先生领导之下,而别有一党焉,自有党军,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则先生所提出之长期合作方式中之民族联盟,如何而有实现之可能乎?目前之障碍,即在此三点……” [31]

  

  如果我们将这两封公开发表,产生较大影响的信件与前述20年代时梁启超演讲词以及张君劢致梁启超的信略作比较的话,便可以发现,其中所做的情势判断和行动决策,以及所表明的政治立场都近乎一致。若说到不同,则有三方面。其一,国体虽仍属于“民党”所主张的三民主义革命意识形主导下的共和国,政体却已由北洋军阀的绅军政权[32]变为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国体制。其二,彼时的袁党换作此时蒋介石治下的国民党,彼时的孙党变为此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张君劢及其国社党则俨然成为当日梁启超及其进步党的继承人,延续着其思想路线及其行动风格,在新的权力格局中继续组党立宪的政治事业。其三,因应内外时势以及相应的权力结构变迁,张君劢正式提出其文化、政治、经济上的系统主张。其中又以国家民族本位为特出依归。也正是因此本位思想,张君劢才会在 “民族存亡,间不容发”的判断之后,进而采取类似“联袁”的“联蒋”策略。

  

  在张君劢先后发出上述两封公开信后,毛泽东固然不予积极回应。蒋介石与汪精卫则回信予以认可。此后,张君劢接连被邀请参加国民党主导的多种政治会议。

  

  (二)抗战时期的协商、运动与“期成宪草”

  

  对于张君劢在前述情势下的路线流变,我们可以通过对其当时的具体思想表述来予以理解。在1938年当年初版的《立国之道》中,张君劢便坦率阐明“中国近三四十年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是把我们国家造成一个近代式的国家。”但“这兴国的大业,始终未曾实现,不但不曾实现,反而变本加厉的坏下去。……推究其已往失败的原因”则有三点。“第一,历史上的原因,我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物产之丰,举世罕有其匹。……这个原因在无形中养成了多少好汉割据地方、把持政权的坏习惯……而帝制思想更深种于人心……割据一方的军阀,更是小朝廷的变相……虽有民国之名,而竟成为割据之实”。“第二,我国过去采用欧洲宪法政治、议会政治制度,仅仅模仿了一个外部。名为宪法,实则成为舞文弄法的工具。名为政党,实际上是三五成群、私利是图的朋党。”“第三,由于欧洲政治思想的纷歧。……其时国民党内部,还有共产党,彼此革命的目的不同,彼此思想不能调和,于是继之而有国共分家之事。分家之后,复继之以剿共,至于国本及国防大计,反置之脑后。”[33]

  

  针对这三种问题,张君劢提出三条“立国之大道”。 “一即是举国一致;二即是政府强固;三即是人民自发自动。”在前述的致函蒋、毛及参与各种政治协商性会议的行动中已着手第一二项实践,至于第三项,除了之前以办刊讲学等方式予以鼓动外,在其此后的行动中亦将有进一步的推动。

  

  而对于这些情况,蒋介石本人也并非完全未能认识到。在党内会议时,蒋便曾多次痛切陈词。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939年成立国民参政会,再次邀请各政治团体“共商国是”。不过,该会在当年9月的第四次会议上很快演变成一场要求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的会议。由此,张君劢等民主人士发动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得以迅速而广泛地展开, “人民的自发自动”的趋势似乎得到了鼓动。而在次年2月,毛泽东也在延安发表了一份系统性论纲《新民主主义论》,对当时的民主宪政运动予以呼应。在该文中,毛泽东针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张君劢《立国之道》的一套囊括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方面的“新民主主义”蓝图。不过,当时的情势演变并未达到足以促成宪政的地步,同时由于当时民盟的基本策略[34],并未能影响及于广泛的社会各阶层,不足以撼动既有的权力结构态势。因此,是次运动最终仍归于消歇。在这种情况下,张君劢对“立宪”事业的期望值恐怕已跌落甚低处。在1940年3月由国民政府主持,召开有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均参加的宪政期成会。张君劢在该会中虽然得以参与修改“五五宪草”。但据其事后回忆,此时他已认识到以“既往经验之昭示,将为有头无尾之局”,只是“以情势难却而侧身其中。”[35]结果如其所料,会后形成的“期成宪草”也在抗战的烽火中与“国是宪草”殊途同归。但张君劢并没有因此完全放弃努力。在“立宪”暂时不成的情况下,他仍继续开展“组党”的行动。很快,张君劢便在先前的民主宪政运动发展变化的情势下,进一步率领国社党,联合其他多个民主党派团体,并作为共同发起的领导人之一,于1941年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通过这一更具规模力量的组织,张君劢试图整合国共两党之外,以知识阶层为主的第三势力,以争取“改组政府”,实现张君劢所希望的“修正的民主政治”。而当时第三势力所促成的“期成宪草”及政治协商模式也确实为战后新一轮的制宪进程奠定了一部分基础[36]。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无论张君劢代表的民盟抑或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其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系统化的组织性和意识形态性的行动,均是对当时国民党政权的权力正当性危机的一种反应。由此也可见出当时国民党所面临的问题之严峻。[37]

  

  (三)战后“政治协商”的再次启动:宪草再修改的契机

  

  但是到了1945年,蒋介石及国民党却再次获得暂时的信任。当年 8月,日本宣布战败,中国抗战取得胜利。在此之前,国民政府经过曲折谈判,已先后与美、英、苏等国签订新协议,废除束缚现代中国近百年的多个不平等条约,进而参与战后最高级别的国际决策,成为”四强之一。蒋介石本人也因此被视为领导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民族英雄,世界领袖。

  

  与此同时,张君劢等民主人士及中共方面鉴于抗战军事需要的终结,再次提出其在《立国之道》或《新民主主义论》等“理想图景”中的主张,要求继续被日军侵华打断的制宪进程。在张君劢等人看来,依据国家实质宪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规定,在抗战胜利,民族重获独立之后,应当 “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因此便需要发动第二次宪政民主运动,以推动这一法秩序中具体规定的效力落实,才能转变近代以来以武力决定政治,进而左右政权正当化方式的问题。

  

  不过,张君劢和民盟需要面对的却是新的内外情势。当时的中国,在重获主权独立的情况下,却仍存在中央政权与个别地方政权之间为争夺东北等问题所产生的武力对抗局面。同时,新崛起的超级强国美国和苏联也取代欧日前殖民帝国展开全球性的主导影响,包括在中国。因此,如何在新的形势与权力结构中,延续辛亥以来的革命道统与共和法统(即保持约法规定的三民主义共和国体),并按主权者的整体意志发展到民主与宪政的新阶段(即改革训政阶段形成的政体),规范和引导国家权力结构作出适时的修正(制定宪法),重构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法权秩序(走向宪法规范下的宪政阶段),成为摆在张君劢和民盟人士面前的重大问题。同样,对于正在争夺中国权力结构中主导地位的国内外各政权势力,这也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基于对蒋斗争策略的需要,毛泽东于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的主题报告。当年12月14日,中共政协代表周恩来、郭沫若等人抵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鉴于中国内战的危险性,其声明强调两条:一是“现下中华民国之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二是“必须将一党训政制度加以修改”。这样,原先苏联主导的重庆谈判时以军队国家化为主题的局面,在政协会议时则转变为以政治民主化为主题。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运作则又限定于国民政府的既有国家权力结构之框架中。

  

  身处当时国家权力结构核心位置的蒋介石,对于此时的内外情势自有一番体认。而他的认知及相应的举措又牵动着当时国民党政权中盘根错节的派系团体,进而影响修正国家权力结构的制宪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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