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承担着推动现代性与提供社会共识和凝聚力的功能。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一方面为追求经济发展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合理性证明，另一面充当中国日益分化和冲突的社会的共识基础。在未来5到10年内，中国共产党为维持它的政治、思想、历史和管理地位而做出的一系列妥协将会带来重大的意识形态挑战，必须从同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重新界定自身的角色，使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的共识，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异议、不满和断裂的压力，重新构想容纳世界和中国的现代性未来。
［关键词］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凯瑞·布朗(KerryBrown)，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译者：吕增奎，中央编译局信息部副研究员。
有些人认为，目前，中国是一个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并只追求经济增长的制度。然而，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似乎与这种观点相冲突。在他们所使用的措辞上，在他们认识世界的框架上，在他们为政策提供的道德和思想证明上，意识形态似乎无处不在。2012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投入了巨大的努力。本文将探讨三个问题：(1)何谓意识形态？(2)它如何体现在当代中国精英领导层的语言和政治行为中？(3)对他们和中国之外的人来说，意识形态为什么重要？
何谓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可能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究竟何谓意识形态？在西方，这个术语本身富有争议，更不用说在中国了。按照一种定义，意识形态“为我们图绘了政治和社会世界。没有它们，我们完全无法有所作为，因为不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就无法行动”。英国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解释了作为行动起点的意识形态的不同含义：
(1)意义、符号和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再生产过程；
(2)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所特有的观念体系；
(3)那些使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思想；
(4)由社会利益驱动的各种思想形式；
(5)话语和权力的结合；
(6)自觉的社会行动者借以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媒介；
(7)由各组信念所确定的行动；
(8)个人借以把他们的生活与社会结构连接起来的不可缺少的媒介。
在本文中，意识形态同权力、语言、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关键领域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这是近年来的文献中探讨得最多的领域。当前的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沿着两个方向运作：一是一种控制和指导关键词汇的手段，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把它们与权力的各种体系连接起来；二是同实践、制度和组织相关的东西，把它们的关键目标合法化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从这种视角来看，意识形态是体系内的骨骼，赋予社会实践以结构、凝聚力和功能性，向关键的阶层和观众证明社会实践的正当性。按照这种思想，意识形态最好被视为一个中性术语，即凡是社会行为、等级体系和话语存在的地方都存在。它存在于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中，也存在于经济、经济管理和经济战略中。在本文中，意识形态被清除了有时具有的贬义。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声称意识形态已经死亡，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张。
在关于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思考中，根本的问题是它与权力之间的关联。这里所说的“权力”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说的“权力场”中的权力，存在于不同行动者之间进行谈判的地带，会受到持续的争论和再定义。所有的政治力量都需要创造一种适当的思想叙事，即创造一种逻辑，证明它们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某些关键领域和权力分配经济中的支配地位是正当的，从而把自己的战略和计划合法化。这种需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动力。在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神权政体或威权主义国家中，意识形态与把权力——通过从选举到协商的各种机制——传递给特定集团的不同手段相关，也同社会俘获的其他手段和社会资本分配相关。
除非同语言存在关联，否则意识形态不可能行得通。尤其是主导性词汇——雷蒙·威廉斯所说的“关键词”——是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旨在支配这样一些权利：运用某些类型的语言以及合法性的环节，并在更广泛的社会世界中激活那种语言的内容。各种机构、信仰共同体和学校都是实现那种支配的中介。福柯之后的哲学家们都致力于研究说什么、谁在说与言说者主张拥有的权力类型之间的这种环节，特别是不同权力体系和行动者之间的谈判。
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
在20世纪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意识形态具有两种功能。第一种是它曾经与推动和实现现代化有关。第二种是它在存在分裂和分歧的领域提供了社会共识和凝聚力。
与现代性的关联或许是最强大的。自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使得关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替代性构想成为可能。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后帝国时代的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与现代性的第一次相遇是一种悲剧。1919年，“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渴望界定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重构本国和那些已经实现大规模经济重构的国家的高度不平衡的工业和技术能力。毛泽东对中国现代性的构想必然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术语适应农业经济占据绝对地位的中国。它同对“别样的现代性”的追求存在密切关系，而这种“别样的现代性”则要“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它的历史目的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假设”。
这种意识形态规划在两个领域中产生了政治影响。在这两个领域中，那些政治影响同毛主义中国的语言和权力结构存在紧密的关系。首先是运用高度明确的阶级标签的巨大努力。阶级的标签可能跨越民族的、文化的和其他的分野，把中国人统一起来，使每个人在革命后的道德环境中获得有意义的政治空间。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标签都得到了精心的调整和修正，失去了它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中的原本位置，被应用于中国——正在从农业生产模式向准工业生产模式转变——的独特环境。一旦被确定和固定下来，这些模式的社会后果在从“大跃进”(1957—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时期展现了出来。公共空间卷入到日益广泛和野心勃勃的社会运动中。意识形态侵入了这种公共空间，并将其政治化。意识形态的高潮时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各种阶级标签在某些情况下变成了生与死的问题。毛泽东以前对矛盾的称赞意味着高度不稳定的思想静止点已经达到，然后遭到破坏，因为党的各种结构本身遭到了各种革命委员会的挑战，并且社会和党内——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那样——出现了替代性的权力结构。
毛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二个因素是政党—国家体制的建立。在这个意义上，毛主义取得了长期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占据了特殊的社会空间，拥有随之产生的意识形态正当性证明，提供了统一、合法性和包罗一切的社会信念体系。这得到了革命解放的历史叙事的支持，但那种历史叙事指向了高度空想的目标。
毛主义的现代性始终遭到质疑，从未拥有完全的霸权，即使在它最深入地融入到后革命的社会时也是如此。1965年提到了“四个现代化”，1975年再次提到“四个现代化”，并且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推动。1978年，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替代性观念变得清晰起来。当时，“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转向的动力。1980年以来，中国逐渐建立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取消人民公社，并代之以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最大胆的是开始容忍非国有企业，然后在市场化进程中承认它们的合法地位。随之变得清晰的是，邓小平使阶级斗争不再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目标，代之以更务实的经济目标。中国共产党的经典文件把上述情况独特地表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党和国家的角色同时也得到了更深入的制度化和界定。干部的专业化和他们的职业结构以及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替代性现代性观念都是上述转向的组成部分。这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的变化。为了维持社会的凝聚力，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需要花费巨大的努力，经常遭到强大的顽固派的挑战。这些顽固派支持一种不同的战略，这种战略更多地以坚持毛泽东时代创造的遗产为基础。
在经济和思想上接受市场与维护党的特权的裁决角色之间存在某种紧张关系。正是在这种紧张关系中，需要持续地解决各种社会条件之间的矛盾，保持意识形态的统一和由此需要的各种霸权。有两个问题令人难以理解：(1)这从内部来看究竟会是什么样？(2)关于如下问题的实际争论和辩论：一方面需要通过共识驱动的政治模式和用来达成并实施共识的最佳语言来维持凝聚力，另一方面需要推进改革和现代性，如何平衡这两种需要呢？从根本上来看，倘若没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合理性证明，改革的进程不会发生，也不会取得经济上的成功。
江泽民时期的意识形态：接受社会的生产性力量
20世纪90年代，当代中国社会的最大矛盾是：非国有部门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国家明确规定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社会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因而必须处理一些人所说的后社会主义制度安排问题。在这样一种后社会主义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需要从意识形态上重新界定它在一个市场化力量越来越稳固的社会中的角色。这个矛盾可能具有深刻的威胁性。在1991年的前苏联，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的种种矛盾成为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突破点。就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所表明的那样，深入的市场化仍然是核心的目标。不过，中国共产党需要解决这样一个困境：非国有部门的GDP产出越来越高，但又要重组国有企业，使下岗工人在当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工作体系外寻找工作。因此，从1997年开始，随着国有企业继续并深化权力的再分配，江泽民谈到了承认那些具有明确经济功能的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企业家的必要性。
用来解决这一矛盾而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是一种坦率的理论，起源于1995年江泽民论述“三讲”——“讲学习、讲政治和讲正气”——的讲话。1997年，在邓小平去世一年后，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正式写入了党章。因此，江泽民能够更全面地阐述他的“理论贡献”。简要地来说，江泽民的“理论贡献”集中于“中国共产党当前应该代表什么”的问题上。这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理论的实际影响是，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私营部门在党章中得到了承认，企业家最终被允许入党。这是一项及时的举措。“自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以来，私营部门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最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主的数量每年增加35%，现在总数已经超过500万人。私营部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到2007年，它贡献了66%的GDP和71%的税收收入……随着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获得了越来越突出的地位，私营企业主也开始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2003年私有财产纳入宪法的保护和2001年中国共产党解除禁止私营企业主入党的禁令，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和制度化。”
胡锦涛时期的意识形态
2007年12月5日，在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数十天后，胡锦涛到河北省西柏坡村视察。在1949年毛泽东进京之前，这个偏僻村庄是最后一个革命首都。革命圣地及其与建国领导人和第一代领导核心之间的联系具有清晰的象征意义。在那里发表的讲话中，胡锦涛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样一来，胡锦涛把“三个代表”与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干群鱼水关系联系了起来。
多年来，中国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快速增长有时给社会带来了高度不稳定的影响。因此，这种面向基层讲话的想法是胡锦涛上台头几个月的主题。2003年，温家宝总理指出：“我国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低，不全面，不平衡，差距主要在农村。”
在2003年7月1日的讲话中，胡锦涛谈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清楚地体现了他本人关于接触尽可能广泛的社会阶层的信念。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是关键的转变时刻，不仅提到了“经济发展”，而且还提到了社会发展。因此，“以人为本”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术语，目标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如果这些是目标的话，那么在留给胡锦涛和其他领导人的历史意识形态范围内，实现它们的手段是什么呢？胡锦涛时代的关键词是“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事实上，2007年，“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已经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贡献写入了宪法。
就胡锦涛代表的意识形态信念而言，他作出了三次重要论述。这三个重要论述包含在2006年6月30日庆祝建党85周年的讲话、2007年10月十七大讲话和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其他重要的内容也包含在2011年1月10日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每一次讲话都包含胡锦涛关于在他领导下的精英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关键部分的论述，都是努力寻求共识和建立集体声音的结果。
胡锦涛2006年6月30日的讲话包含支配21世纪头10年中国精英话语的核心要素。第一，有一种诉诸革命历史叙事来寻求合法性的强烈愿望。第二，继续努力把中国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描绘成中国现代性的主要体现和最重要动力。第三，努力确立后社会主义的信仰体系和接受可能与之冲突或相反的事物之间产生了某种紧张关系。第四，重点是一种为“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提出思想或宣言的政治目标，表明党提供并代表一个能够提供社会安排的最好实体。
2006年6月庆祝建党85周年的讲话是最全面论述“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的讲话之一。在赞同现在已经被接受为“历史真理”的党史叙事时，胡锦涛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接着，胡锦涛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是带领中国走向未来的先锋队和现代性的主要引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托……来源于85年来我们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创造性实践。”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面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实施了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是以历史和科学为基础的进步的保证——这里的“科学”是经验真理和社会发展的具体表述。但是，为了稳步的发展，为了使中国走向“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要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人民的最佳利益的代表，是人民的共同的现代主义希望和抱负的保证。“历史表明，只有深刻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拥护，才能无往而不胜。”
为了做到这一点，为了成为一种与人民的生产先锋队相连的现代化力量，中国共产党必须依靠理论的根本工具和战略政策。这是党的“生命”。拥有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为基础的正确理论认识就是关键。“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不断实现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与时俱进，我们党才能找到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正确道路和科学方法，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在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现代性的影响带来了问题、矛盾、威胁和失衡。胡锦涛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党始终根据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来确定党的中心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是社会走向“先进性”的一切努力的核心，“在不断发展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践中体现党的先进性”。
毕竟，“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永恒课题”。因此，尽管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但是党始终代表人民致力于先进性建设，成为稳定的基础。实质上，党就是进步，建立了能够发展生产力的框架，继续推进从1949年开始的建设“富强国家”的历史性工程。这其中谈到了“发展民主”，一种在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框架内的民主。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仍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唯一先锋队。
在2007年10月15日中共十七大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宣布这是“不平凡的五年”。他继续说道：“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胡锦涛列举了许多成就：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社会建设全面展开”。然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
在这次大会期间，胡锦涛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左翼对引进许多西方思想和进行过多市场化的持续担忧。为了消除这种担忧，他花费了整整一节的篇幅，谈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正确性：“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它也具有历史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继承的。按照这种对党的历史的解读，自1949年以来，总体的方向和战略始终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实现现代性、进步和发展。“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胡锦涛最后的论述强调了改革：“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在这种意识形态阐述之内，领导人的主要任务因而是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其实是加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工作。其中，“科学发展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不仅承认经济上的成绩，而且认识到“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这背后是关于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基础设施是否可持续的激烈争论。自1978年改革时期开始以来，这种争论一直在进行中。城乡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不同的新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在改革后期，人们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执政应该以人为本，追求可持续性，努力实现均衡发展，同时保持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变化的社会。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指出：“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这个共同目标上来。
在这次讲话中，胡锦涛为实现“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所制定的政策目标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弘扬良好思想道德风尚。因此，到2020年，在贯彻落实这些措施之后，“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
单独强调的政策领域是：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除了这些实际的政策目标外，还有一些同样重要、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相关的目标。无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最后，胡锦涛发出了提醒。“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上文已经指出了毛泽东对矛盾的接受，对胡锦涛来说，情况似乎相反，挑战是找到均衡、稳定和解决矛盾的办法。尽管他避免提到“孔子”一词，但是其他许多人开始求助中国古代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追溯到二千五百年前伟大哲学家们的时代。“民为贵”是孔子之后的哲学家孟子的名言。
改革或者灭亡：30年的开放
在2008年12月18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胡锦涛的主要目标是继续推进一项与1978年12月开启的改革进程紧密联系的规划，从而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正是在讲话的开始，他专门提到过去30年来“左”倾错误对党内现代性共识的挑战：“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结束了阶级斗争造成的冲突，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后，现在的重心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过去30年里的伟大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99%的经济活动在中央控制之下)转向市场经济，这是一个“伟大历史转折”。
按照胡锦涛的看法，在崛起成为当时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过程中，自1978年以来中国每年的GDP增长率达到9.8%。这种繁荣状况证明，“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更好保障”。除此之外，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更加和谐”。就像在中共十七大的讲话中那样，胡锦涛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充分显现出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
就像在2007年那样，这一切全都具有意识形态基础，为胡锦涛时代形成的新社会群体创造了社会信念的统一性。胡锦涛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了继续推进至关重要的改革进程，中国必须把党的领导与人民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人民意志的表现，进一步推进自身的发展，把生产力当作关键：“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思想和政治成就之一。新时期要不断推进仍然以工农联盟为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绝不是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协调、平等和稳定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维护中国的主权，坚决捍卫国家的利益。“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因此，必须“统一全党思想”。在执政60年和改革30年后，党现在的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化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
在一个“党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正如2011年1月胡锦涛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宣布的那样——的现代化国家中，党必须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在各种讲话中，胡锦涛的目标显然是以一种能够获得所有复杂利益群体认同的方式讲话。在2011年初的讲话中，胡锦涛提到了“错综复杂的国内问题”和维护稳定的必要性，也提到了必须加强法治建设，维护稳定，解决人民内部可能出现的矛盾。社会对此的质疑是经济快速发展的爆炸性后果，由此带来的挑战是创造新的社会联系，重组某些关键的联系方式，打破其他的联系方式，创造彼此之间存在独特差别的新社会阶层。自毛主义时代以来，阶级问题已经发生了重组，但从未消失。关键是找到谈论阶级的新方法，一种新的框架，解决一些从新的不平衡和不平等中产生的棘手问题，同时避免毛主义末期巨大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混乱。
从根本上来说，在改革初期，意识形态为中国的共产主义精英领导人提供了一种方法，使之能够确立一种政治纲领，解决明显的社会分裂和巨大的权力失衡。在之前的数十年里，共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部落式联盟，创造了民族的共同目标。它也解决了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长期分化，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初步的工业化的政治影响。对毛泽东来说，阶级结构的准确划分为他提供了依据，从而对那些反对新的革命乌托邦纲领的阶级发动永久的战争。他在1957年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对这种看法的经典表述。毛泽东认为：“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
关于如何处理这些社会矛盾，毛泽东的看法一开始似乎是正确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但是，随后的语气更为严厉：“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服教育的方法已经被弃之不顾。当时，全面战争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不同群体之间的主要状态。这些社会群体独立地界定自身，把自己与一系列所谓的合法革命活动联系起来。
自1978年以来，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重新界定。但是，建立新的社会阶级划分标准的必要性并未消失。当然，快速的经济增长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破坏性的，重组了各个社会群体，产生了一批赢家和输家，重新划分了拥有各自权力来源的不同类型的精英之间的界线。
在改革后期，社会冲突以新的形式出现，给国家领导人和党凝聚所有社会群体的努力带来更严峻的挑战。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许多方面比以前更好地运转。主要的问题是为各个社会群体建立新的认同，他们需要找到一种表达和交往的空间。在《接受威权主义》一书中，政治学家特里萨·赖特(TeresaWright)考察了这些新的社会群体。在“改革后期”(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国家主导的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急剧加速和扩张”，中国共产党“从容忍私有部门转变为接受私有部门”，企业家们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更高度的分化”，像洋葱式穹顶一样。“20%最富有的人得到了59%以上的国家财富”，而20%最底层的人只得到了3%的国家财富，贫富之比达到1∶18，而美国则是1∶15。
在这种复杂和日益分化的社会中，中国共产党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和时间，以便与从私营企业主到城市专业人员、私人部门的普通工人、农民工和农民的新社会阶层达成协议和妥协。在私营企业主中，它取得了最大的成功：现在大约三分之一的私营企业主是党员。但是，除了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达成的不同类型的协议外，还补充了这些独立的社会阶层看待自己最大利益的各种方式。例如，赖特认为，“一些私营企业主通过与统治的政党—国家之间的关系获得了财富，对他们来说，政治的变化同样可能威胁他们的经济利益”。赖特还认为，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旨是保护他们的最大利益，但农民可能是例外，他们处于中国经济结构的最底层，他们有时感到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最少，从而使他们“变得焦虑不安，最难以容忍政治现状”。
赖特认为，毛主义的集体化遗产留下了深深的记忆烙印，但是即使像20世纪80年代引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政策也带来了新的权力集团和精英，因为农民能够把剩余产品出售给国家，把收入投入到其他的经济活动中。土地所有权问题、城乡二元制所产生的内在问题以及一系列其他问题意味着“许多农民觉得，社会主义遗产和国家控制限制了他们提高自己经济地位的能力”。改革后期的政策产生了复杂的结果，“在某些方面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减少了他们的政治不满，但在其他的方面产生了新类型的困苦和政治抱怨”。各种市场力量产生了影响，使农业部门遇到了激烈的市场竞争，耕地不断地用于非农业开发。这些都冲击了农民群众对待政党精英的政治态度和中国共产党的“以人为本”思想。“那些仍然依靠农业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出现了绝对而不只是相对的下降。”赖特得出结论说，农民对执政精英的挑战“可能继续增多”。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包括所有这些群体，从高度国际化的海外归国留学生(大约100万人)到私营企业人员(与全球投资体系关系不断深入)和城市专业人员(关注保护他们的财产、生活方式和权利)，再到农民和农民工(显然渴望从前30年的政策所创造的大饼中分得更多的份额)。在国家动荡、贫困和四分五裂的时期，中国第一次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精英领导人如何根据这种话语来为一个正在走向现代的国家建构思想呢？这个问题由于如下事实而变得更为复杂：至少对精英来说，意识形态确实重要——它是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也是使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的具有凝聚力的世界观的基础。无论胡锦涛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哪一种意识形态立场，归根结底，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组织权力，它能否向整个社会证明效率、相关性和合法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后改革时期面临的根本挑战。
未来的意识形态挑战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界定一种具有弹性的意识形态变得越来越困难。精英的语言频繁地提到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一旦偏离这种语言，事情就变得更困难。凯恩斯曾经谈到一些社会如何应对“后GDP时代的生活”所带来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对此具有清醒的认识，正如上文所述，自2002年以来，它不只是强调经济发展，而且还谈到社会发展问题。不再信仰西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意味着“市场社会主义”——仍然规定了国家的中立性角色——的道德权威没有受到损害。但是，正如汪晖在《革命的终结》中所认为的那样，中国近代历史的特征是“每一场大的政治斗争都不可避免地与重大的理论考虑和政策争论交织在一起”。
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尝试成为一种“官僚机器”，“没有独特的评价角色”，但“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结构性的功能主义关系”。在未来5到10年内，中国共产党为维持它的政治、思想、历史和管理地位而做出的一系列妥协将会带来重大的意识形态挑战。
第一个妥协是中国共产党将如何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重新界定它的角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始终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规划，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许多尝试，试图协调上述两方面角色的宪法基础，避免不一致和冲突。然而，自村级以上，在确定主要政策的总责任上，党支部、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问题。目前的主要状况是中国共产党总体上指挥社会的政治方向。
第二个妥协是与上文提到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妥协。在哪些方面他们能够看到中国共产党体现了他们的利益，并把它的核心价值观看做是自己也认同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哪一种谈判是可能的？倘若社会群体不赞同或简单地抗拒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霸权和创造共识的任务，哪些条件会造成某种可能的断裂？在社会可能存在明显的政治差异的情况下，如何从一个提出中立解决方案的中间人的角度来定位中国共产党？
第三个妥协是如何在一种弹性的意识形态内应对日益增加的争论、异议和断裂的压力。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对立词汇的空间得到了控制，但并未受到压制，而且拥有明确的调整和创新机制。
最后一个妥协是现代性的未来构想。在中国共产党精英的话语中，现代性与党的主要政治抱负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然而，随着我们步入一个新的时代，它以更密集的创新、技术变化，尝试努力解决未来50年里的重大能源、环境和政治问题为特征，在这样的时代，制定出中国现代性的经济前景和思想前景仍然是迫切的需要。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