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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西林:“中国经验”带起的困惑

更新时间:2012-08-04 22:33:03
作者: 韩西林  

  主流话语中起定性作用的是“社”,所以,社会主义是“体”;但在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工具方面则更多地使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创造的、已经为实践所证明行之有效的那些东西,因此,资本主义是“用”。

  

  “多样性聚合”会产生一种任何单一形态都无法想象的“互补效应”。这种互补效应使得中国在发展政策方面变得非常灵活,灵活又使国家获得了超强的适应能力。比如,自由市场经济显然能够尽可能地发挥经济的活力,而政府则在风险规避和危机治理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市场与政府都有局限,都有“失灵”和“失效”的时候,这样,最好的选择就是政府与市场共存,“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两手并用。在既有自由市场又有政府控制即所谓的“有限市场经济”或“有限政府控制”的状况下,政府与市场能够实现功能“互补”:在政府“失灵”的地方由市场来补充;而市场力所不能及之处则由政府来“表现”。在“看不见的手”玩不转的时候,马上伸出“看得见的手”来替换;在“看得见的手”作用过度或施展不开之时,则及时缩回“看得见的手”,让“看不见的手”去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

  

  政府与市场的这种互补作用的优势在这次世界各国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和处理中充分地显现了出来,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中国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较其他国家好,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在中国政府与市场的这种互补作用发挥得好,而政府与市场的这种互补作用发挥得好,则归功于中国的决策者在发展方面采用了“多样性聚合”的方针:既通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政府垄断和政府控制,尽可能地改变了完全计划经济状态下那种对经济统得过死,极大地遏止了国家经济发展活力的状态,又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没有简单的否定政府的作用,完全取消政府的调控与监管,从而能够尽量地避免整个经济陷于失控与混乱。这当然很不容易做到,但这只是技术问题。如果政府中吸纳了足够的专业人员,并且这些专业人员在制定具体政策方面能够真正起到决定作用,同时在制定具体政策时能够真正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而只从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国30年来的发展看,计划经济不能简单否定。人和一般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够理性的支配自己的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改造自然,而动物则完全依赖自然,受制于自然,任自然力量摆布。计划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创造的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最能体现人类理性的行为模式。市场经济崇尚“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认为人的无意识的行为产生的客观效果比有意识的主观追求行为得到的效果更好,尽管这得到了大量的经验事实的证明,但从根本上讲,市场经济是非理性的,是不可知论,在市场状态下,人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一种客观的运动,完全受自然力量的支配,这不符合人的本性,也很危险。此外,与民主相对立的专制和极权不允许绝大多数人说话,甚至不允许绝大多数人思考,等于是把大量的人类智慧和理性弃之不用,造成人类智慧和理性的极大浪费,这也不符合理性原则,也很危险。所以,如果崇尚理性就应该崇尚计划经济与民主政治。

  

  计划经济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才能搞好、即怎样才能真正实现的问题。迄今为止,主张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人并不否定计划经济本身的优越性,而只是说人们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有计划地行使自己的经济行为,做不到真正的计划经济。他们也承认计划经济是个好东西,只是难以实现。甚至根本无法实现,是唯美主义,是空想。这种说法很有道理,计划经济是很难,至少比市场经济难得多,并不是每五年制定一个经济发展计划、有一个国家计委、有了集中统一就是计划经济了,远不是这样。毛泽东时期说是计划经济,其实根本不是,“大跃进”是计划经济吗?以钢为纲是计划经济吗?超英赶美是计划经济吗?不是,是胡闹经济!是“想当然”经济!是彻头彻尾的“无计划”的经济!实事求是地讲,那个时期只有政治,没有经济!真正的计划经济是理性经济,是科学经济,这就要求首先要遵守客观规律,而不能与自然、与客观规律对抗。与自然对抗,看上去很英勇,很有气魄,但其实很愚蠢!计划经济不容易搞好,这不能成为否定计划经济的理由,人们最终应该、并且也能够理性、科学、精确地计划自己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这是不容置疑的。

  

  计划只是一种手段,人们无论做任何事情,事前都应该有个计划,计划好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我们这里谈计划,是从纯工具的角度来谈。长期以来,人们对计划经济抱有反感,是因为它被更多地涂上了意识形态色彩,是执政者用计划经济来压制人,而不是帮助人。以下三点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计划经济:第一,计划经济并不是只能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它同样可以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第二,计划经济不等于政府垄断,更不是权贵经济。相反,计划的实质是反垄断的,并且只能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在有垄断和存在着实力强大的豪强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计划的;第三,计划经济不是命令经济,计划起作用不是因为它背后的行政权力的强迫和威慑,而是因为它使人们感到遵循它更够获利,根据理性预期理论,计划是否正确任何经济主体都是能够判断的。

  

  此外,社会主义那种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也不能简单否定,至少在国家发展初期是如此。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不稳定的因素更多,特别是发展初期,社会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型,这时的社会是最不稳定的,而稳定又是发展的前提,因此,在这些国家,至少在发展初期,相对集权的权威政治比分权型的民主政治对造成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面更有利。

  

  比如现在有人讨论集权模式与分权模式哪种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举出中国和印度,说中国基本属于集权模式,印度则属于分权模式。举出的事实是:在过去的30年中,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看,中国是印度增长速度的两倍。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印度快那么多?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政府主导,强力推动——即可以动用国家机器来强行推行发展政策,是中国发展速度远高于印度的主要原因。人们看到,在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中,是党和政府在为国家的发展制定计划,同时用强大的行政力量推行这些计划。然而这些在印度就做不到,因为印度是政府服从民众,而不是民众服从政府。印度总理辛格就曾经公开表示他很同意也很羡慕中国在国家发展中使用的高压政策。发展中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需要以下基础设施:飞机场、高速公路、立交桥、大型电站,大水坝等等,而借助强大的行政力量则可以尽快地建设起这些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这就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因为要这么做你就不能尊重私人财产权,你就不能被公众的意见所左右,而且你要有国家公有制,尤其是土地资产的国家所有,这样才可能低成本、较容易地征用土地,从而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大量地开工和快速地建起这些基础设施。这样的结论隐含的意思是:民主政治与集权政治相比,后者显然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学者的看法,但经验事实是无可否认的。

  

  事实上,凡是实行了英、美式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它们的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它们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战后,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的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实际是专制国家(日本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是军人独裁)。

  

  当然,从长期看,权威政治是不利发展的,但它的短期效应、特别是“起步”效应、即初始推动作用是得到了事实的正面支持的。

  

  福山就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优势不无关系。中国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优势在于能够迅速做出复杂的重大决策、并且相对有效地执行这些决策,至少就经济政策而言是如此。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优势得益于历史传承,“中国在过去两千年中一个伟大历史成就,是创造出了高质量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政府远胜于其它多数威权国家的政府。”(同前引文。)福山也举出印度为比较,认为,“印度的情况与此相反,新投资项目总会受到工会、游说团体、农会和法庭的阻挠。”

  

  中印两相比较,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的选择方面出现了困惑,陷入了两难!

  

  中国发生的事情逼得学者们不断地修改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种种预言。这里还是举福山为例。自1989年发表那篇轰动性的文章以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虽然也曾不断遭到各种质疑和批评,无数次地被人宣告破产,但他本人则一直“顽固地”坚持“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最终胜利”的基本论题。可是,面对中国“奇迹”,人们惊奇地发现:福山的思想居然也出现了松动!2007年10月,福山到布朗大学演讲,在演讲后的酒会上,有人问他:中国发展的事实是否会颠覆他的历史终结论?他回答说,这大概还要等15到20年才能看得清楚,目前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基本判断。请注意:“目前”和“15到20年”这两个时间限定词,语气中的迟疑和犹豫不决是显而易见的。2009年,日本著名政论杂志《中央公论》9月号刊登了福山的演讲和对他的访谈(题为《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福山的演讲和对他的访谈经过中文摘译写成报道,在新华网上发布,已被几百个网站转载。这篇报道文章强调,福山特别肯定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认为它会受到更多国家的钟情。福山在演讲与访谈中,虽然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理念: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任何其他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难以长期维系。但他同时指出,“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是否可以认为,福山此言,表明他对自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的核心观点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并且对修改自己的观点打下了伏笔?

  

  无可否认,中国的发展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也正因为如此,伴随着对中国的赞誉也有许多批评之声,有些批评还相当严厉。但是,肯定中国的议论并不认为中国所做的全都对,否定中国的议论也并不认为中国所做的全都错。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发展的质量上和中国发展的代价上。人们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政策中还是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的,这些经验是否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推广及复制尚不好定论,但至少对发展中国家有着借鉴意义。中国走过的道路对世界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又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谈论中国经验。

  

  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有一个重要的经验事实: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到达一定水平之后,非民主的政体就很难维系,而且民主化转型一旦发生也很难逆转。这样的历史事实导致西方政治学中产生了一个经典问题:现代化与民主的关系。毋庸置疑,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进程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但是经济发展是否必然导致民主政治的发生?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989年以后,肯定一方的观点明显地开始占上风,但是,学者们几乎都有这样的看法:至少在中国这个个案的结果出来之前,谁也驳不倒谁!其实除了最终结论之外,还有很多前期问题无法定论。比如“人均GDP到达一定水平”,这个“一定水平”的究竟是多少?答案一推再推。最早有人说是4000美元,后来又有人说是6000美元(1992年PPP)。而眼下的说法则是:根据经验事实,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除去少数石油输出国之外)全部都是“自由民主政体”。这种语言含混不清,意思模棱两可的说法当然还算不上是严谨的科学结论。

  

  所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结论都将面临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验证——中国发展的验证:年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之后,中国在政治上会发生什么变化?尽管各自心情不同,但大家都在期待着这一结果。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美元左右,而且目前仍然保持着8%左右的年增长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GDP大约10年左右翻一番,按此计算,达到10000美元还要15年左右(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计算福山才说“还要等15到20年才能看得清楚”),为期已经不远,等着看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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