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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论新时期的“十大关系”

更新时间:2012-07-28 08:53:31
作者: 胡鞍钢 (进入专栏)  

  又要鼓励各地方分工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既要促进优质要素向经济集中区聚集,实现经济效益,又要实施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网络化,促进社会公平;既要鼓励人口劳动力地区之间流动,促进人均收入水平趋同,更要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类发展水平趋同。

  我们更要遵循自然规律,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区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逐步形成“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格局;形成“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安全格局;形成“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屏障格局。(15)高效率地使用建设用地,增加单位土地的总人口承载能力、总产出增长;保障农业安全和粮食安全、足够的可耕地;对一些生态极度脆弱和敏感地区限制和禁止大规模的经济开发,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大的绿色生态空间。

  

  五、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

  

  社会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主要包括发展社会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调节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社会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

  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既有联系又不相同。经济建设是社会建设的经济基础,社会建设是经济建设的社会目的。经济建设要服务于社会建设,经济发展要服务于社会和谐。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会自动导致社会建设水平的提高,市场机制也不会自发带来社会公正,甚至会导致社会分化。只有经济增长的发展是瘸腿的发展。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既是经济建设的主体,也是社会建设的主体,社会发展取得重要成绩,在极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创建了一个比较公平、相对较高人类发展的社会。改革以来,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逐渐从经济建设的主体地位转向指导地位,市场逐渐成为经济建设的主体,但同时政府在社会建设领域的职能迅速弱化,出现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2003年以来,党中央首次提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关注社会公正,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构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GDP增长不是政府的政绩,而是市场的政绩,是各种经济活动主体创造出来的;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定位是为市场主体服务的,作用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关注民生、解决民生、改善民生,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知识才是政府的最大职责和最大政绩。

  社会建设的实质就是改善民生,这对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尤为重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其目标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实现上述目标,就意味着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社会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施扩大就业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六、人与自然的关系

  

  大自然是生命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大自然是一种特殊的资产,它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包括提供生命自主支持系统,以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认识发展过程,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是自然的奴隶,人是被动的,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到自然的控制。第二个阶段,人试图成为自然界的主宰,人类无度地向自然界索取。这一阶段既是人类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黄金时期,也是人(需求与消耗)与自然(承载与供给)之间差距不断扩大,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凸显期。这是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黑色发展模式。第三个阶段,人是自然界的朋友,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形成良性循环的关系,进入到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模式。(16)

  中国的自然国情是人均自然资源少,(17)生态环境极度脆弱,自然灾害频繁,而且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的加速时期,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了空前、持久、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发展压力,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重大挑战。我们一直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中国自然国情缺乏全面认识与深刻理解,更大地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长期以来的生态赤字。(18)资源、能源供需矛盾不断尖锐;生态破坏趋势不断恶化;全球气候变化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自然环境。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19)异常气候频繁大面积发生,不断地冲击正常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直到1990年代中期国家领导人才将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关系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关系,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20)中国开始进入生态建设和自然恢复期。(21)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大任务之一,(22)这意味着中国开始从生态赤字进入生态盈余的时代。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需要全社会共同呵护我们的生存家园,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经济增长和社会消费水平提高不能超越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威胁生态安全(尤其是气候安全)为代价,在发展过程中不但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实现代际公平和永续发展。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不只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要实行绿色发展战略,建设绿色中国,实现绿色现代化。

  

  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较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经验表明,市场机制是经济活力的源泉,是提高企业效率的最佳途径,(23)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竞争性行业要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基础性行业要打破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一些公共产品,也要界定产权,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但是,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本身会失灵,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甚至贪婪性的一面,不受监管的市场也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政府正当干预与政府监管,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能够对市场经济和个人活动起催化、促进和补充作用。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问题,既有“缺位”干预不足,也有“越位”过度干预的情况。政府要转变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向宏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其次要建设有效精干政府,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再分配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考核制度,为社会提供公平、可及、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是要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两只手要各得其所,两只手都要硬。它们之间不是相互割裂、相互对立、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24)政府在组织有效市场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基础设施的硬件投资和对公共卫生、教育、知识、信息的软件投资,促进各类市场资源更有效率的配置。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宏观调控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保障民生,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遏制地区发展差距,等等。

  

  八、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基本行政架构为“条”、“块”并存、以“块”为主。这就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面临两个不对称性。第一是信息的不对称性,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大国,人口大国,政府机构层次有共有“五级半”(包括十几个副省级),层次越多,信息不对称性、信息不完全性、信息不确定性就越明显,治理国家的难度就越大。第二是权力不对称性,既有条条专政过度集权、集中的突出问题,也有块块专政过分分权分散的突出问题,既有“高高在上,官僚主义”的问题,也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核心是要解决好这两个不对称性。

  解决“两个不对称性”问题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大幅度降低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两个成本”。依据宪法明文规定,将现存五级半政府改为四级政府(自治州除外),地市级与县市级均由省直管,前者主要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后者主要提供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事务。解决“两个不对称性”问题要建立激励相容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允许并鼓励地方政府自主创新、先行先试,允许地方做中央或国家法律法规不禁止做的事情,中央(领导人及部门负责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向全国推广。同时允许地方犯错误,宽容创新失败,及时帮助总结教训,纠正错误。中央在制定方针、政策时要照顾到不同地方的特点和利益,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不要强迫命令。充分发挥中央积极性,就是要保证中央的权威,保证国家政治统一、法治统一、基本政策统一和市场统一,保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及巨国规模经济效应。

  发挥“两个积极性”要实现集权和分权的相对平衡。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经过不断调整,中国总体上已经从中央集权为主、地方分权为辅转向中央集权为辅、地方分权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但仍保留了政治上中央相对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例如:“党管干部”原则、“省级主要负责人中央推荐、地方人大选举”等,在经济上充满活力与在政治上相对统一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因而才能在各种危机面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家支持、对口支援”,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29)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高度集中、过度僵硬的中央集权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同样高度分散、过度竞争的地方分权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体制模式应当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混合体制,不断摸索、不断调整、不断适应并使之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挥“两个积极性”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分工。凡涉及宏观调控、国防外交等全国性公共物品,由中央集中提供;涉及生态安全等全国性公共物品,由“中央出钱、地方出力”混合方式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利用本地信息优势,主要由地方提供,当地方提供能力不足,且要实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则由国家出钱(财政补助或转移支付)“雪中送炭”。大型交通、电力、通讯基础设施、大江大河上下游治理、区域一体化战略等跨区域公共物品,以地方为主,中央出面制定规划、组织协调,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提供。地方各级政府也要有相应的分工,总体上形成中央决策、国家规划、部门指导、省级政府总负责、地市级和县市级政府实施的分工合作体系和激励相容机制。

  全党服从中央,全国服从国家,同时中央要相信地方,依靠地方办事,支持地方创新,帮助地方纠错,指导地方发展。凡是地方想做而做不了的公共事务就帮助去做。制定科学的考评机制与奖惩机制,打破唯GDP论;政策制定上要打破“中央部门(‘条条’)说了算”的做法,建立上下沟通机制,调研制度,重大问题和重要政策与地方协调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更加透明、公开、公正,从“部门决策”转向“人大决策”。

  

  九、物质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撑。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断满足十几亿人口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体现中华文化在世界多样文化中的软实力。物质建设是硬任务,文化建设是软任务,我们往往重视前者,而忽视甚至无视后者。实际上,文化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水平是衡量物质建设水平、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显著标志,文化发展推动着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同时,更要成为世界文化软实力、文明亲和力的文化强国;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多样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世界文化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曾迎来一次中华文化的建设高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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