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后一个时期，大亚太地区将出现两种截然对立的地缘政治“范式”之争，相关各国将不得不在两种对立范式之间进行艰难选择，其中第一种范式是“零和范式”，即亚太各主要力量围绕中美划线，形成集团对抗； 第二种范式是和平合作范式，即亚太各国以和平合作为手段化解相互间的分歧、冲突，亚太一体化进程不断取得进展。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地缘政治范式及相关各国的地缘政治选择，必然要对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及战略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的亚太地缘战略应力避第一种范式，力争第二种范式，并应积极引导亚太相关力量进行类似的选择。

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与地缘战略选择是个常话常新的大战略课题。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端和亚太地缘中心的特定地理区位及源自“东亚封贡制度”、以周边为重点的特定战略传统、争取和平崛起的现实战略诉求，以及亚太正在成长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现实，都规定了未来中国的地缘战略不能不以重点经营亚太为基本点。因此之故，研究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及地缘战略选择也不能不以研究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与范式的变化以及中国的战略应对为起点。

一、亚太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两种范式

通常认为，格局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起战略支点作用的大国和国家集团所构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结构和状态”，其“基本内核”是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 能力分配) ，或者说是“行为体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它们的实力分配状况”。地缘政治格局也是如此。即是说，地缘政治格局是从地理视角观察相关国际行为体的数量、类型及其实力分配状况。因此，要研究未来 5 －10 年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及其演变前景，就不能不从该地区未来 5 －10 年大国和大国集团、或者说主要国际行为体的数量和类型及其实力分配情况入手。

首先，亚太究竟有多少国际行为体？ 有多少大国或主要地缘政治力量？ 简言之，就是如何从政治地理视角界定亚太？ 亚太范围究竟有多大？ 这些对于欧洲、非洲、拉美等地缘政治结构相对稳定的区域都不是问题，但对于激烈变动的亚太却是一个常常令专家、学者及战略界备感困惑的问题。实际上，亚太是个动态性极强的政治地理概念，其地理范围一直处于嬗变、扩大过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地缘政治研究中不存在“亚太”概念，欧洲人以“东亚”或“远东”概念泛指马六甲以东的亚洲，其地理范围涵盖中国及东南亚、东北亚和苏联远东地区。太平洋战争前，日本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以与拟议中由德意控制的“欧洲圈”、美国控制的“美洲圈”并列，其最初范围主要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各国，不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

率先推出“亚太”概念的是美国人。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战略界、主要是军方正式提出“亚太”概念，其原意是指“太平洋沿岸的亚洲”或者说“西太平洋地区”。这一时期，“亚太”几乎成为美国海军及战略界最常用的术语。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亚太”概念不但被美国战略界反复使用，也被亚洲国家及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东亚”或“远东”概念以及日本的“大东亚”概念则被人们遗忘。

在美国战略界，“亚太”最初的地理范围大体与欧洲人话语中的“远东”或“东亚”相当。及至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人开始热炒亚太概念时，亚太范围已不再限于“太平洋沿岸的亚洲”或说“西太平洋地区”。1989 年美国主导建立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不但包括中日韩及东南亚国家等亚洲国家，也包括澳洲和南北美洲的环太平洋国家。这样一个亚太概念，已经脱离了其原有内涵。它既不是纯亚洲的，又不是纯太平洋的，也不是简单的亚洲加环太平洋。但这一流程演绎出亚太概念的三大逻辑： 一是打破固有的纯地理学区划； 二是开放性； 三是其地理空间在不断扩大。

随着亚太在全球地缘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不但美加俄等国竞相“变脸”、“变身”为亚太国家，印度也试图走出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积极“向东看”，朝亚太国家“变脸”、“变身”。从长远看，没有出海口、地理上相对封闭的中亚各国，也将积极争取亚太身份。实际上，地理上一直属于中亚范畴的蒙古就与中亚脱离地缘圈联系，把自己定位为东北亚国家和亚太国家。总而言之，21世纪的亚太范围将在“东盟加N”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基础上不断扩员，并有可能把南亚、中亚和所有的太平洋国家都吸纳进来。研究今后5－10年亚太地缘政治变局，显然不能不以此为地理基础。

其次，一个扩大版的、涵盖环太平洋各国和亚洲主要国家的、不断膨胀的亚太，在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和力量配置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其发展前景如何？ 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基本明确。从地理禀赋看，大亚太地区最终将包括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太平洋诸岛国以及南北美的环太平洋各国，国家数量大约是欧盟的 2 倍，不会少于 50个； 总人口接近 40 亿，是欧盟的 8 －10 倍，超过世界一半。目前大亚太包括世界上 4 个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俄加中美) 、4 个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印美及印尼) 、世界经济前 3 强( 美中日) 。从政治禀赋看，大亚太集中了世界上 5 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 3 个( 中美俄) 、9 个有核国中的 6 个( 中美俄印巴朝) 以及 10 支最强大军队中的 7 支( 中美俄印日朝韩) 。从经济规模看，大亚太目前仅 APEC 21 个成员国的GDP 总量就占世界同比的 54% ，其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量占世界同比的 44%。最后，从发展前景看，大亚太有中印及东盟等新兴市场国家巨大的劳动人口和市场需求，有中亚、俄远东地区、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美日等国的高技术和管理经验。如果这些经济要素能有机融合，亚太经济增长空间就会呈几何级数持续增大。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亚太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据统计，从 2007 年到 2012 年，尽管全球经济增长率下滑，亚太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总量却扩张约 50%，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也相应增大。下一个 5 年或 10 年，亚太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仍有可能保持同样的扩张速度。考虑到北美经济增速高于欧洲，以及亚太区域化会不断取得进展，届时包括北美在内的大亚太地区经济、贸易总量极有可能向占世界比重 2/3 的高位攀升，而这一比重恰是直到“9·11”前欧洲—大西洋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所长期保持的。

大亚太地区的地理禀赋、经济规模及其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决定了该地区正在取代欧洲—大西洋地区，上升为全球地缘政治重心。未来世界是和平还是战争，抑或是繁荣稳定还是贫困动荡，将越来越取决于大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及各主要地缘政治力量在亚太的博弈。

再次，未来 5 －10 年大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将如何变化？ 亦即大亚太地区主要大国或说主要地缘政治力量将如何分化组合？ 对这一问题，答案最不确定，从而也给战略界提出了最难的战略课题和最大的思考空间。

理论上，未来大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有两种战略前景或者说战略范式。第一种是“零和范式”，也可称之为“冲突范式”。由于亚太地缘政治背景极其复杂，人们在剖析决定大亚太地缘政治博弈范式的各要素时，很难不得出比较悲观的结论： 亚太地缘政治博弈趋向“零和范式”或说“冲突范式”的前景确实严重存在。从意识形态看，亚太有中、朝、越这类“权力集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也有美、日、韩、澳这类搞“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还有印度这类混合型国家以及俄罗斯和中亚各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从发展阶段看，亚太有美、日、加、澳这类经济发达的所谓“后现代国家”，也有中国、印度及东盟国家这类发展很快的所谓“现代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还有缅甸、阿富汗、巴基斯坦这类所谓“前现代国家”。从宗教文化背景看，美、加、澳、菲等信奉基督教； 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国家等信奉伊斯兰教； 缅甸、尼泊尔、泰国等信奉佛教； 中国、朝鲜等总体上是无神论国家。并且，各国间民族种族、语言习俗也差异极大。从力量构成看，亚太有美、日、澳这样传统上倚重海权的海洋型力量，也有中、俄、印这样传统上重视陆权的陆权大国。此外，亚太各国间还存在多种多样的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如，日俄之间、日韩之间、印巴之间、柬泰之间，以及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等南海主权“声索国”之间，都存在领土、领海主权争端； 朝鲜半岛处于分裂状态； 中国大陆与台湾尚未统一； 日本近代以来因发动侵略战争而加害于东亚国家的历史帐未完全算清。更重要的是，中美两个“亚太超级大国”的关系存在不确实性。曾以欧洲为主要竞技场的国际军事竞争有可能转向以亚太为主要竞技场。

大亚太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冲突因素虽然千头万绪，但其中的核心因素是中美地缘战略关系中的冲突因素，其他因素都主要围绕、依附中美关系中的因素，或者消弥、或者激活、或者共振。一方面，中国经济、贸易总量目前皆居亚太第二，也是世界第二。今后 5 －10 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 8% 左右的高增长。2012 年，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也是亚太头号贸易大国； 今后 5 －10 年内，中国经济总量也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亚太、也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届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也会拉大与日、印、俄、韩及东盟等亚太主要力量的差距。另一方面，美国现在是亚太、也是世界头号经济、贸易大国，即使今后其头号经济、贸易大国的地位被替代，其也将长期保持亚太及世界二号经济、贸易大国地位，其头号军事大国地位甚至将维持更长时间。因此，不论其经济、贸易地位是否下降，美国都将长期是大亚太最有影响力的大国。实际上，大亚太之所以迅速成长为全球地缘政治重心，不仅是基于中国的快速崛起并带动亚太一大批新兴国家崛起，也是基于美国为适应亚太崛起而“华丽转身”，由传统的大西洋国家迅速“变脸”、“变身”为太平洋国家。中美两国不论谁“老大”、谁“老二”，两国是分是合，都将对亚太地缘政治组合和战略前景产生根本性影响。

中美两国存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两国宗教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完全不同，两国间还有过长期的、烈度极高的冷战对抗历史，两国目前在经贸、知识产权、人权、台湾、西藏、南海、亚太区域化进程、全球变暖、反恐反扩散方式及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摩擦、冲突。最重要的是，中国是新崛起大国，美国是“现状”大国，中国在亚太的崛起必然要“挤占”美国在亚太长期积累、过分膨胀、不合理的“利益份额”。因此，根据美国“新保派”和现实主义者的思维逻辑，美国在大亚太是“现状”国家，而中国在亚太反而是“帝国主义”国家。按照这些人的主张，美国要确保其在亚太过分膨胀的“权力”，就要强力阻止中国崛起； 而要强力阻止中国崛起，就不能不采取对华遏制甚至战争政策。一旦其主张成为美国决策界的主流见解并转化为政策，中美在亚太的地缘政治博弈就会循“零和范式”演变，并带动大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转向“零和范式”。在此情形下，亚太各国只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亚太地缘政治冲突最终会转变为集团对抗。这种对抗不但具有大国争夺亚太主导权特性，还兼具陆海对抗、意识形态对抗、文化价值观和国际制度对抗特性，其烈度、广度将不逊于 20 世纪的美苏冷战对抗。

未来大亚太地缘政治博弈的第二种范式是和平合作范式。大亚太地缘政治结构中虽然存在诸多冲突因素，但也存在多种合作因素。首先，在经贸、投资方面，亚太各国已经形成俱损俱荣的相互关联。中国贸易总量有 60% 左右源于与老亚太各国的贸易。如算上与环太平洋的美加澳等国，则中国与大亚太各国的贸易量超过中国外贸总量的 3/4。美国与亚太各国的贸易总额也超过其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任何区域的贸易额。并且，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美国对亚太国家的贸易顺差及中国对亚太国家的贸易逆差之间，存在相互抵消的联动，这恰恰反映了大亚太国家间的利益关联与互补。其次，在政治安全领域，亚太国家间虽然存在不少冲突因素，但各国普遍寻求以和平、合作、协商方式，而不是以战争方式解决分歧、冲突，并为此建立了多层次的区域合作组织、机制，顶层的如 APEC、“东盟加 N”等，次一级的如上合组织、六方会谈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组织、各种区域论坛等，这为继续深入合作准备了条件。最重要的是，在理念上，亚太各国普遍求和平、求繁荣、求合作，即使曾经发动过太平洋战争的日本，也无意以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实现其利益诉求。因此，大亚太存在实现第二种地缘政治博弈范式的可能性，而且后一种可能性较前一种可能性更大。

二、中国在亚太的地缘战略机遇与挑战

中国崛起与亚太崛起具有同步性，二者相互借重，互为依托。一方面，中国崛起是亚太崛起的主要内容，正是中国崛起拉动了亚太崛起； 另一方面，亚太崛起又给中国崛起提供了有利环境和“起飞”场地。简言之，没有中国的崛起，亚太崛起就不成调；而如果没有亚太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就是空中楼阁，会严重缺乏后劲。中国人口占大亚太总人口的 1/3左右，贸易量占大亚太贸易量的 1/4 左右，经济总量占大亚太的 1/5 左右。目前中国约 2/3 的外贸是在大亚太范围内实现的。例如，2011 年中国与包括美、加、澳、印等在内的大亚太国家的贸易总额接近2． 2 万亿美元，约占中国当年外贸总额的 66% 。亚太包括日韩澳及一些东盟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都以中国为其头号贸易伙伴。今后 10 年，随着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中国的贸易和经济总量在大亚太占比还会有较大幅度上升，以中国为头号贸易伙伴的大亚太国家还会进一步增多。

在战略上，亚太与中国也是相互借重、互为依托的。中国幅员辽阔，倚陆跨海，陆地边界长达 2 万多公里，海岸线也近 2 万公里，直接与 20 多个亚太国家或陆地毗邻、或隔海相望。正是中国的辽阔幅员对亚太起了地理上的“粘贴”作用。与此同时，亚太迅速崛起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也为中国成长为世界核心大国提供了“捷径”，由此，亚太崛起对于中国向世界核心大国迈进具有“助跑”作用。由于亚太的崛起，中国成长为世界核心大国的进程就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先成长为亚太主导型大国，尔后再向世界核心大国迈进。显然，先成长为亚太主导型大国较之直接成长为世界核心大国要容易得多。

然而，中国如要抓住机遇，依托亚太而崛起为世界核心大国，也会遇到不少需要解决好的战略难题。首先，中美在亚太存在严重的地缘战略竞争。未来10 年，中美在亚太的地缘战略竞争除前述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人权、民主及地区稳定、亚太一体化进程、经贸、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以及涉台涉藏等问题外，还存在亚太主导权及军备竞争等。最可能深刻影响中美关系范式及亚太地缘政治竞争范式的是后两种竞争。正是这后两种竞争的存在，引起美国担心其是否会被崛起的中国从亚太“挤出去”。美国最近大张旗鼓地重返亚太，是这种疑虑在战略上的反映。此外，中美两国有过战争与冲突，两国都一度把对方视为主要敌国，反美或反华，无论在中国或在美国，都有一定的情感基础、民众基础及政策基础。中美两国国内都存在所谓“悲观派”、“鹰派”、“极端派”，他们用悲观的观点观察中美关系及其在亚太的竞争关系，主张把对方视为敌国，采取强硬的、对抗式的对美或对华政策，甚至认为中美必有一战，以及不惜准备中美一战。

其次，中国与不少亚太国家之间存在多层面、多类别的利益冲突与分歧。第一类冲突与分歧涉及领土、领海等主权利益。如，中国与印度存在领土争端； 与越南、菲律宾、文莱、印尼、马来西亚等在南海海域存在海疆划界争端； 与日本存在东海划界及钓鱼岛主权争端； 与韩国也存在海域划界争端。第二类冲突与分歧涉及复杂的历史与情感关系。历史上，亚太曾长期维持一种被称作“东亚封贡体制”的国际体系。由于当时中国曾长期维持亚太“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这种“东亚封贡体制”的内涵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以中国处于优势地位的东亚地区秩序安排”。其结果是，中国与周边的朝、韩、越、缅、尼( 泊尔) 等国存在程度不等的所谓“宗藩关系”，中国是所谓“藩主”，其他一些国家是“藩属”。此外，近代以来，日本曾长期侵华，两国围绕日本侵华历史问题的分歧迄今仍未完全解决。第三类冲突与分歧涉及民族、宗教、文化及心理因素，是第二类冲突与分歧的延伸。历史上中国的版图变化频繁，“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版图差异很大，从汉唐到明清，中国的版图在所谓“极盛”时期甚至囊括蒙古、俄远东地区、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中亚地区、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北部等。历史上变动不居的边界线不但易造成领土争端，也产生大量的跨界民族问题。如，中国境内的朝鲜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及云南广西一些边民，都是跨界民族，境外都有其本民族建立的独立主权国家。第四类冲突与分歧涉及一般成熟国家间的日常分歧，如经贸、投资、跨国河水资源共享等。最后，还有一个结构性问题，即中国国家规模大，相对于周边的亚太国家，处在“一大对群小”的地位。如果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普遍积极、友好，这种结构就对中国有利。一旦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麻烦，就很容易滋生所谓“中国威胁论”，甚至出现周边两个以上国家同时与中国对抗的复杂局面。2011 年以来越南、菲律宾等国同时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并召来印度“介入”就是一例。以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各类利益冲突与分歧虽然有虚有实，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激荡的内在关联性，很容易产生“共振”。凡此种种，也正是中国与一些亚太国家之间存在“信任赤字”，中国快速崛起导致这些亚太国家一方面想搭乘中国崛起的“快车”、另一方面又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采取对华防范策略的深层根源。

第三，大亚太涵盖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和不下五六十个大小国家，其内部也存在多层面、多类别的利益冲突与复杂关系。除前述各国间在领土领海主权、发展阶段、意识形态、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争端、分歧及由此引起的“信任赤字”外，最主要的麻烦在于亚太还存在严重的冷战残留物，包括冷战结构残余及冷战思维残余。前述朝鲜半岛分裂和中国未能统一台湾、各国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历史问题未完全清算、领土领海等主权问题的存在，以及由此引起的“信任赤字”等，都根植于或部分根植于历时约半个世纪的冷战史。以此为背景，亚太已成为国际热点集中区域，朝鲜核危机不时形成高潮、各国围绕领土领海主权的争端时起时伏、阿富汗战争久拖不决等，加剧了地区不稳定感。尤其严重的是，作为亚太头号强国的美国，依然存在严重的冷战思维，企图继续维持其在亚太的旧同盟体系这种冷战架构。美国战略界有人批评美国亚太战略过于“理想主义”，主张回归现实主义，甚至呼唤美国出一个“新梅特涅”，以应对“太平洋世纪”的到来。即使是布热津斯基这样提出“G2”论、主张中美合作的对华“现实派”，也念念不忘要美国汲取 19 世纪英国的欧陆均势政策，继续在亚太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他主张美国一方面要坚持与中国“接触”、“对话”，同时要继续维持美国的亚洲同盟体系，尤其要继续加强美日、美韩同盟，拉住印度等，以求减小“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减小中日、中印、中俄之间出现“战略误判”的可能性。综而论之，要在亚太推进以和平合作为基调的地缘政治范式，最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如何解决一些具体议题上的麻烦，而在于如何消除亚太各国间的“信任赤字”，促使美国放弃其视为战略基石的亚太冷战同盟体系以及其自鸣得意、以不信任中国为思维基础的“离岸平衡手”定位。

第四，由于亚太各国内部的多层次矛盾关系，以及普遍存在的“信任赤字”，加上美国奉行名为“离岸平衡”、实为挑拨离间的亚太战略，亚太已成为国际军备竞赛的新灾区，这反过来又会加剧地区紧张，加深各国间的“信任赤字”。当前亚太军备竞赛呈现四大特点，一是各国普遍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最新报告，2012 年亚太地区( 不包括美俄) 的军费开支总和已经超过欧洲，这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表明全球军事力量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亚太。在亚太军备竞赛中，印度一马当先，其 2012 财年的军费开支较上年增长17． 6%，达400 亿美元。东南亚尤其是亚太军备竞赛的重灾区。2011 年，东南亚军费开支总额为 245 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了 13． 5%。预计到 2016 年，东南亚军费开支总额将增至 400 亿美元。二是各国普遍大量采购先进军事装备。印尼 2006 年军费开支仅为26 亿美元，2012 年增至 80 亿美元，其新增部分主要用于进口军事装备。用这些钱，印尼新从美俄等国进口了包括 F －16 战机、C － 130 运输机、海军战舰等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2012 年 1 月，印尼又签订总额为 11 亿美元的军购合同，增购潜艇、坦克。越南增购了 7 艘以上的新护卫舰以及订购了 6 艘俄制“基洛级”潜艇。菲律宾为增购军事装备，2011 年军费开支也增至 24 亿美元。目前，世界上进口军事装备最多的前 5 个国家都在亚太，包括印、巴、韩等。新加坡只有区区几百万人，2012 年军费开支竟高达97 亿美元，并名列世界军事装备进口国前五位置。三是美国对亚太军备竞赛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奥巴马政府宣示未来 10 年美国虽然会大幅削减军费及裁减驻欧军事力量，但将继续加强驻亚太军事力量、继续保持 11 个航母战斗群； 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开辟新基地，进驻 2500 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等。这本身就是亚太军备竞赛的一部分。美国还是亚太不少国家进口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国。美国长期抵近中国海岸搞海空侦察、不时刺激朝核问题及南海问题，导致亚太国际关系长期“适度紧张”，以及坚持其同盟体系和“前沿驻军”，也是导致亚太军备竞赛加剧的重要根源。四是不少国家加强军备有“剑指中国”的意图，如越、菲、印、日等，这也是所谓“中国威胁论”在军备方面的反映。

最后，亚太一体化处于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进入 21 世纪以来，亚太一体化确实取得了很大进展，其突出标志是东亚峰会的召开、“东盟 + N”扩员为容纳印澳美俄的“东盟 +8”、APEC 年年“欢快聚会”，以及一些次区域组织的活跃。然而，亚太一体化仍有许多重大问题未能解决。一是领导权问题。环顾全球，所有的区域一体化组织都由区域大国领军，如欧盟由德法英三驾马车领军、独联体由俄罗斯领军、非统由埃及等领军、南锥体由巴西等领军，唯独亚太一体化由一群小国领军，是所谓“小马拉大车”。原因在于，亚太各主要大国身份尴尬，一时不适合担当亚太一体化的领导者： 日本是战败国，且未完全清算“侵略历史”； 中国曾在亚太长期受美国孤立、打压，又奉行“韬光养晦”战略； 美俄印等曾是域外国家。不仅如此，这些大国还相互牵制。这就给了东盟领导亚太一体化进程的机遇。问题是： 当亚太一体化进一步扩大、深化时，一群小国是否还能胜任领导角色？ 二是一体化的地理范围问题。亦即亚太一体化是扩大到“大亚太”还是限于“老亚太”甚至限于“老东亚”？ 三是机制问题。是以“东盟 +N”或以 APEC 为基础还是另起炉灶？ 机制问题又与领导权、地理范围等问题相关联。四是区域机制与次区域机制的关系问题。有一些次区域机制，如中日韩合作机制、东盟峰会、大湄公河流域合作组织可以认为是亚太区域化组织的补充，但美国策划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 以及上合组织则可能与亚太区域化组织存在不和谐音。此外，还存在一个美国与亚太一体化组织的关系问题。美国一方面不能容忍一个排除美国的亚太一体化组织，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全心全意推进亚太一体化，这与美国的区域身份定位仍未彻底解决相关联。尽管奥巴马、希拉里等反复声称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并加紧“战略东移”，但在政策实践中，美国又一步三回头。诚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言，亚太对美国而言“仍然不过是全球多个区域中的一个”，美国不可能像中国一样毫无悬念地“扎根亚太”。正因为如此，美国一方面参加东亚峰会和“东盟 + N”，另一方面又另搞 TPP； 一方面宣称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做出融入亚太的姿态，另一方面又以离岸国家身份对亚太搞“离岸平衡”。美国这样做无疑加剧了亚太一体化进程的复杂性。

三、关于中国亚太地缘战略选择的思考

在探讨中国的亚太地缘战略选择时，首先要弄清中国在亚太的地缘战略诉求。未来 5 －10 年，中国在亚太的地缘战略诉求、或者说地缘战略目标简单而明确： 争取并积极“塑造”一个和平的亚太战略环境，包括积极、有利的经济、贸易环境和安全环境，以保障中国经济能继续保持 8% 左右的年均增速，进而保障中国沿和平崛起方向继续向前迈进。为此，未来 5 －10 年中国的亚太地缘战略应主动选择和平合作范式，力避“零和范式”，并以积极“塑造”姿态，克服亚太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各种消极因素，引导亚太各国普遍以和平合作范式解决相互间的地缘政治分歧，推动亚太地缘政治竞争沿和平合作范式演变。

首先，调整观念，明确思路，树立把大亚太打造为“战略依托带”的大战略观，并以此种全新的大战略观指导亚太地缘战略及具体政策，摆脱简单的、生意经式的“损益计算”。综观古今战略史，任何大国崛起，都存在一个如何经营战略依托带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提供了较为成功的例证。美国从世界大国进化为“两超”之一、直至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并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保持胜利方记录，除了其固有的禀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后院”相对稳定，有南、北美洲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可靠的战略依托带。美国在打造南、北美战略依托带时，并未拘泥于蝇头小利，而是立足长远。如，美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边界是开放的，美也向南、北美国家提供了不少“公共产品”。在手法上，美国对邻国并非一味恃强凌弱，采用武力。如，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在美国鼻子底下安全生存了数十年； 查韦斯不断向美国“叫板”，美国并未大动干戈。反观前苏联，1956 年出兵匈牙利、打压波兰，1968 年占领布拉格，1979 年入侵阿富汗，对中国也搞“老子党”，结果其战略依托带解体，成为埋葬前苏联的坟场。中国要接受历史上大国经营战略依托带正反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按和平合作原则经营大亚太战略依托带，力争与所有的大周边国家、尤其是与近邻和平解决分歧，建立积极、全面的合作关系，消除相互间的“信任赤字”，争取无敌国。为此，中国在处理与亚太国家关系时，一要在经贸等方面继续坚持长期互利原则； 二要承担起亚太大国的“责任”，依据国力向亚太提供“公共产品”，在亚太国家遇到困难时尤其要发挥崛起中大国的作用； 三要在处理与相关国家的重大分歧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传统，从长计议，挡住算计一城一地得失的诱惑； 四要在涉及领土领海主权、容易激起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上沉住气，坚持能合理解决就解决，不能合理解决就“搁置”，既不逆来顺受，也不恃强凌弱。要使民众明白，好的战略不能只进不退，好的外交也不能只赢不输。

其次，积极推进亚太一体化进程，承担相应的责任，拿出自己的主张。一是在“大亚太”还是“老亚太”问题上，要坚持大亚太观，坚持开放主义，推动建立一个容纳美俄印澳及中亚各国等在内的大亚太区域机制，先虚后实，并努力使之成为建立“和谐亚太”的组织形式。二是在“东盟 + N”机制中，继续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但在大亚太区域机制中，要设想中美日印俄等如何发挥大国的领军作用。三是处理好次一级区域组织与大亚太区域机制的关系。要继续巩固上合组织及中日韩合作机制，使之成为大亚太区域组织的补充。如能推动“东盟 + N”成为新的大亚太区域组织的框架基础最好，如不能，也要使之成为大亚太区域组织的主要支柱。奥巴马政府已邀请中国参与 TPP。中国可考虑参与谈判，但要谨防美国借 TPP 另起炉灶，垄断亚太一体化主导权、甚至冲垮亚太一体化进程。

第三，在坚持“不干预”其他国家事务等固有原则的前提下，可考虑在受邀情况下参与并帮助和平、协商解决大亚太国家、尤其是周边近邻国家间的冲突与分歧，以此作为中国发挥亚太大国作用、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一直坚持“不干预”原则。对周边邻国相互间的分歧、冲突，中国一般是“隔墙观望”。“不干预”由此已经内化为中国战略文化的一部分。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亚太主要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日增，亚太不少国家希望中国在亚太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中国自身也需要建设一个“和谐亚太”。因此，中国要做好更多地参与、帮助解决亚太国家间分歧与困难的准备，为解决亚太国家间的“信任赤字”做贡献。如，目前中国已经积极参与并主导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今后，如出现印巴冲突、泰柬冲突之类的问题，中国在受邀情况下可考虑发挥调解作用，做“和事佬”。但要避免主动介入，尤其要避免支持一方、打压另一方。

第四，加强与美俄日印等亚太主要大国的互动合作，力避与任何一个亚太大国、尤其要力避与美国形成对抗关系。中美之间虽然存在不少地缘战略利益冲突因素，但双方的地缘战略合作需求更多。例如，中美两国经济已形成深度相互依赖，美国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以单个国家计算) ，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目的地。5 － 10 年内，中美将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债务持有者。在促进亚太稳定、繁荣等方面及在亚太反扩散、反恐怖等问题上，两国也互有所求。美国国内虽然有一些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媒体、舆论及国会议员主张按“冲突范式”处理中美关系，但美国决策层总体上主张中美合作，奥巴马政府及其团体尤其越来越趋向于积极推进中美合作。美国民主党政府最近一方面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副主席访美，一方面又为尼克松总统 40 年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一事举行隆重庆典，甚至不在意尼克松是共和党人，有过“水门事件”污点。这些很能说明美国政府确实重视中美关系。在2012 年 3 月 7 日美国官方举行的庆祝尼克松访华40 周年纪念会上，希拉里国务卿发表长篇讲话，其中提及“中美联手虽然不可能解决全球所有问题，但若没有中美参与，世界上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她还表示希望中国成为美国“完全的利益攸关方”，积极扮演“全球主要玩家”的角色。鉴此，今后 5 －10 年，中美关系走合作路线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如果中美关系果然沿“合作范式”发展，则亚太地缘政治竞争范式也大体会沿“合作范式”演变，而不是相反。

最后，中国在力推亚太地缘战略竞争沿“合作范式”演变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注意适当加强战略能力建设。其一，大亚太兼陆跨海，纵横万里，地域辽阔，中国如要在亚太发挥建设性大国作用，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就要努力培育这方面的能力。如，中国要参与亚太地震、海啸等灾祸的救援活动，就要有可靠的远程投放能力，而中国在这方面与美俄等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也与亚太大国身份极不相称。其二，中国虽然力推亚太地缘政治竞争沿合作范式演变，并可望收到预期的积极效应，但和平、合作并非一蹴而就。在国际矛盾极为复杂、仍然盛行现实主义和领土主权至上主义的亚太，并不能保证所有国家都会积极响应以和平合作范式解决地缘政治分歧。“为了和平，就要备战”，古罗马人这句名言仍有其战略价值。为保障和平合作范式受到普遍支持，中国适当加强军事能力建设也是必要的。其三，中国是亚太大国，尽管亚太军备竞赛浪潮主要以中国为指涉对象，但中国军事力量相对于亚太诸中小国家有巨大优势，因而中国适当加强军事能力建设显然不是对当前亚太中小国家搞军备竞赛的回应。美国虽然是中国在亚太的最主要合作对象，但美国也是亚太唯一有能力对中国军事安全构成根本性威胁的国家，中国军事能力建设也主要是为了应对这类战略性威胁。但中国也不应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不应像美国那样每年耗费上万亿美元军费，更不应追求类似美军那样无节制的全球投放能力。中国军事能力建设的重点应是在继续加固核威慑能力的同时，适当加强海空能力建设以及加强太空、网络等高新军事能力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