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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三土:民粹主义与中国的民主化

更新时间:2012-07-24 12:14:15
作者: 林三土  

   以对民粹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研究为例。整个60-70年代,社会科学笼罩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之下,学者普遍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政治这个“上层建筑”。相应地,民粹主义研究界流行的看法是:民粹主义是特定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民粹思潮需要一定的社会阶层作为载体,因此研究者的一大任务,就是从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民粹现象中,分离鉴定出共通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以及阶级基础。

   这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是现代化理论和依赖理论两大学派。前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这一历史阶段的阵痛,是受到现代化最强烈冲击的那些社会阶层对现代化的自发的集体回应。当然,不同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遭受冲击的阶层也会有所不同。他们既有可能像19世纪晚期美国的“人民党”那样,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利益受损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Hofstadter, 1955),也可能是虽然已经不从事农业和手工业,但仍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怀旧的“农耕神话”,对由“城里人”与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满怀疑虑和敌意的村镇居民——后一种情况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民粹主义谱系中尤其显着,从三K党的死灰复燃(20年代中期成员数量约达四百万众,并控制了多数南方州的地方政府机构),到20-40年代形形色色的(准)法西斯主义,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Huey Long)独裁式领导之下的“分享财富”运动、考格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风靡一时的反犹主义电台节目、杰拉德•史密斯(Gerald Smith)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十字军”等等(Ferkiss, 1957),再到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大行其道(Shils, 1956; Lipset, 1960),无不与远离现代化大都市的村镇居民的狂热支持密切相关。

   相反,假如某个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动力不是内生于这个社会之中,而是源于同外来(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则最先被民粹主义裹挟的阶层将是经过西式教育、或受到西方观念直接冲击的知识分子,而非农民或村镇居民(Shils, 1960)。沙俄时期的“民粹派”(Walicki, 1969),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转向(Gu, 2001),以及亚、非殖民地国家的诸多案例(Shils, 1960; Saul, 1969),都属于这种情况。

   至于拉美则又有所不同,以瓦尔加斯时代的巴西、庇隆时代的阿根廷为代表的『经典民粹主义(classical populism)』,其阶级基础既非知识分子,也不是(或不限于)被边缘化的农民,而是伴随急遽的工业化、城市化而产生的大量新兴劳工阶层、城市贫民、城市中产阶级(di Tella, 1965; Hennessy, 1969; Germani, 1978)。这些新兴阶层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的愿望,但社会经济的急遽发展所引发的仓促的群众参与,却又使得新政体的建立难以平缓有效地进行,于是形成依靠财政挥霍与过度再分配的办法讨好城市中下层选民的『经典民粹主义』统治模式(Cardoso & Helwege, 1991)。

   一般而言,现代化理论家对政治发展的前景是持乐观态度的:毕竟现代化只是社会发展的其中一个阶段,如果说民粹主义是伴随这一历史阶段而来的阵痛,那么随着现代化的完成、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民粹主义现象大约也会渐渐淡出政治舞台吧?比如有人认为,民粹主义“运动”与社会民主“政党”挤占的是同一个政治生态位,一旦后者发育成熟,前者便失去了用武之地(di Tella, 1965)。

   当然,持悲观态度的也不乏其人。比如于1960年第一个提出『民主社会可根据其中法治的强弱程度分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与民粹民主(populist democracy)两类』这个命题的柯恩豪瑟(William Kornhauser),就认为一个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民主化转型究竟通往何处,取决于民主化转型的前夜及其过程中,既有的权威究竟遭遇了多大的信任危机:这种危机越剧烈,民粹主义大众运动爆发的危险便越高;而转型时段的民粹运动反过来又会阻碍法治的发展,使得未来民粹主义发作的势头无法得到遏制。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民粹主义运动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常态,构成(半)制度意义上的“民粹民主”(Kornhauser, 1960)。

   与现代化理论基调乐观的“历史发展阶段论”针锋相对,另一大学派依赖理论并不认为任何社会都有望由落后欠发达步入先进发达的行列。在覆盖全球的、牢不可破的“世界体系”中,占据体系中心的只能是少数国家,其它国家则渐次分布于从接近中心到体系边缘的位置不等,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隐性)资源剥削是这一体系的必然后果(Frank, 1966; Wallerstein, 1979)。

   为了实现产业升级、摆脱世界体系中较边缘与依赖的地位,拉美国家在30-80年代间普遍采取了“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的经济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前期的“进口替代”阶段,从中产阶级到劳工组织到农业出口部门等各种社会力量,极有可能在政治上结合起来,以民粹主义的方式推动工业化政策的落实(O’Donnell, 1973; Cardoso & Faletto, 1979)。70年代末民粹主义浪潮在拉美这个重灾区的一度消退,以及与此同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型的基本完成,看似验证了民粹主义与国民经济依赖密切相关的假说,也使得有学者(Drake, 1982)在80年代初郑重其事地宣布:『拉美民粹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让我们为民粹主义奏响安魂曲吧!』

   但是另一方面,“世界体系”这个内在悲观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拉美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升级,其实不过是因为边缘的角色转由新独立的亚非前殖民地国家承担了而已。后者不但处于更加边缘的位置,而且由于基本上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尚未出现剧烈的阶级分化,因此鼓吹一种同质化的人民观的民粹主义很可能就是它们未来唯一可以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Worsley, 1964)。

   (3.2)无论现代化理论还是依赖理论,都潜在地把民粹主义视为“落后阶段”或“欠发达社会”才有的一种现象,要么发生于传统农业社会、发展中国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要么发生于美国这种“例外”国家——尽管属于发达国家之列,但其现代化大都市与乡村地区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心理上都存在遥远的距离——内部的“偏远”地带。

   80年代以前欧洲民粹主义运动的相对稀少——被公认为民粹现象的只有50年代法国的普加德主义(Poujadism)等寥寥几例——看似验证了这种把民粹主义与社会经济结构落后相联系的倾向的正确性。然而事实上,正如科学哲学家汉森(Norwood Russell Hanson)在其1958年的名著《发现的模式》(Patterns of Discovery)中所指出的,观察结果中总是已经渗透着理论,民粹主义研究中这种理论倾向的存在本身就影响了对案例的认知与接受。比如60年代末欧美风起云涌的左派学生运动,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民粹元素(Mudde, 2004),但当时几乎没有人想到要将其与民粹主义联系起来。

   更让学者们大跌眼镜的是,80年代初拉美研究者们“民粹已死,有事烧纸”的话音刚落,它却又以形形色色的新面貌,迅速地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以拉美各国为例,阿根廷的梅内姆(任期1989-1999)、基什内尔(2003-2007)、巴西的科洛尔(1990-1992)、秘鲁的藤森(1990-2000)、加西亚(1985-1990、2006-2011)、委内瑞拉的查韦斯(1999迄今)、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2006迄今)等等政治人物,尽管在具体上台方式、选民基础、执政联盟搭建模式、意识形态归属、实际政策内容、行事风格等方面千差万别,但学者一般承认,这些人背后无一不涌动着民粹主义的暗潮,而他们的执政也都对民主制度造成了轻重不一的破坏(Weyland, 2002; Roberts et al., 2007)。

   如果说拉美民粹主义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复兴尚能勉强以传统的结构主义思路来解释,将其视为现代化转型不完全的产物,或者此前数十年“进口替代工业化”经济政策的后遗症,那么对于几乎与此同时在欧美日等发达民主国家涌现出来的种种民粹现象,试图以社会经济结构解释民粹主义发生的现代化理论与依赖理论,便完全束手无策了。比如近几年的美国,乡村民粹传统的延续或许可以用来解释右翼的“茶党”运动,却无法解释左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至于欧洲,尽管近年来左翼民粹主义运动也不少见,但声势更为浩大、威胁也更迫切的,要数以右翼政党(或者非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面目出现的“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包括法国的国民阵线(其前身即名为“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保障联盟”的普加德主义组织),奥地利的自由党,意大利的国民同盟、北方同盟、意大利力量党、自由人民党,瑞士的提契诺同盟、瑞士人民党、联邦民主同盟,以及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其它国家不那么知名的各种小党(Betz & Immerfall, 1998; Müller, 2002; Surel, 2002; Tarchi, 2002; Rydgren, 2004; Albertazzi, 2006; McDonnell, 2006; Berezin, 2009)。

   单单列举这些政党的名称,或许难以令人体会事情的严重程度。兹举两例:

   【奥地利自由党】在以纳粹继承人自诩的海德尔(J?rg Haider)于1986年出任党主席后,原本温和的奥地利自由党(FP?)迅速民粹化,主张排犹、反外来移民、反建制,并在经济政策上提出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口号,既主张小政府、减税、减少干预市场,又主张提高福利、加大再分配力度。2000年,出乎观察家的意料,该党居然一举在大选中获胜,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并参与组阁,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欧盟各国,以及美国等其它国家,先后对奥地利施加了外交制裁,以迫使其解散政府,重新选举。

   【瑞士“清真寺尖塔之争”】比起举世瞩目的法国“头巾法案”,同样针对穆斯林的瑞士“清真寺尖塔之争”受到的国际关注要少得多,却(因为不像头巾法案那样尚能找到“保护女性平等权益”、“维护国家安全”之类借口)更加毫无争议地反映出欧洲新民粹主义对民主自由的破坏力。从2005年开始,以瑞士人民党、联邦民主同盟为首的民粹主义者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游说,力图通过修宪的方式禁止在瑞士境内修建任何清真寺尖塔式建筑。尽管从瑞士政府到议会到各级法院均对该动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种做法严重侵犯了宗教自由与平等,但是仍然无法阻止民粹主义者以全民公决的方式,于2009年将『禁止修建任何清真寺尖塔式建筑』堂而皇之地写进了瑞士宪法。如果说“头巾法案”、“爱国者法案”之类由议会通过的立法,还可以被狡辩成“议员的暴政”而非“多数人的暴政”的话,那么瑞士的这次公投修宪,就(与层出不穷的其它类似案例一道)无可辩驳地打破了不少人“(当代民主社会中)多数暴政只是一个迷思”的迷思。

(3.3)80年代以来民粹现象的频繁化与多样化,首先表明其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历史发展阶段、阶级基础没有必然联系。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别不会影响到民粹主义爆发的概率和强度。问题在于,民粹主义并没有单一的诱因,现代化转型可能诱发民粹主义,全球化体系可能诱发民粹主义,削减福利可能诱发民粹主义,扩张福利可能诱发民粹主义,贫富分化可能诱发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冲突可能诱发民粹主义,政治腐败可能诱发民粹主义,外来移民可能诱发民粹主义……基本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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