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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三土:民粹主义与中国的民主化

更新时间:2012-07-24 12:14:15
作者: 林三土  

   (2.3)对文献的不熟悉与不擅检索,导致李宇晖将赖克的《自由主义对抗民粹主义》一书(恐怕是他读过的唯一标题里带有“民粹主义”一词的文献)视为对民粹主义概念的权威阐释,进而得出 (a)“英文学术文献与日常对话对‘民粹主义’一词的用法不同”的错误结论。他自以为是地断言,当代『最有影响的对民粹主义的描述来自赖克(William Riker)1988年的《自由主义对抗民粹主义》一书。赖克是一个虽然有些过时但是历史地位非常之高的政治学家,他的用数学模型研究政治学问题的方法开创了一整个学派。我几乎可以肯定,在那之后凡是提到民粹主义的英文学术文献(就是说不包括大众媒体或日常对话),基本上使用的都是赖克的定义』。

   将《自由主义对抗民粹主义》一书所述视为对民粹主义的权威定义,是我今年在行内听到的最好的笑话,没有之一。实际情况是,赖克此书虽然以“民粹主义”为标题,内容却丝毫不涉及对民粹主义这一社会政治现象的分析考察,而是一本从社会选择理论角度探讨不同民主观的可辩护性的著作。说此书提供了“民粹主义”一词的权威定义,无异于说一本以《囚徒困境》为题的博弈论著作提供了“囚犯”一词的权威定义;至于说在赖克之后的『凡是提到民粹主义的英文学术文献』都要使用他的定义云云,更是信口开河。

   其实只要读文献时稍加用心,就可以避免这种缘木求鱼的错误,因为赖克本人在该书注释中已经特别做出声明,他对此词的使用不同于罗伯特•达尔(Dahl, 1956);而后者在其书中又表示自己的定义沿袭希尔斯(Shils, 1954),强调民主社会中民粹主义与法治以及多元主义的冲突。——前面提到,民粹主义作为指称一种普遍现象的概念,正是由希尔斯一手引入英语世界的。在希尔斯之前,英文中“populism”一词只有两个特定的用法,一是专指19世纪末美国由“人民党(People’s Party)”代表的、以反对金本位、坚持银本位(从而在当时保障农民与小工业者的利益)为主要政策诉求的激进乡村运动,二是被研究俄国史的学者用来翻译俄语中的“narodnichestvo”,亦即19世纪60、7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民粹派”主张(Allcock, 1971)。正是希尔斯通过对麦卡锡主义的研究(Shils, 1956),首先提炼出如今被冠以“民粹主义”之名的种种现象之间的某些共同特征,才使得人们开始以“民粹主义”统称这些现象、并使其成为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对象。换句话说,是希尔斯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奠定了整个研究传统(以及之后的日常对话)的基础;相反,赖克对“民粹主义”一词的使用与学术界(或者至少与其主流)则有着很大的区别,实则不过在其理论中借用这个词语而已,就像量子力学家在命名夸克时完全可以借用“红”、“绿”、“蓝”等词语一样。

   (2.4)那么英文学术文献中对“民粹主义”一词的使用与日常对话(包括中国的网络辩论)中究竟是否一致呢?本文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各个研究者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选取一些专业性较强、并且公认较权威的工具书为例。这样的工具书我手头方便查阅的有两部,一是政治学巨擘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1995年主编的四卷本《民主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Democracy),另一部则是前面提到由卡尔霍恩主编的2002年版《社会科学辞典》。且看二者分别如何解释“民粹主义”:

   《民主百科全书》:【民粹主义】一种政治运动,强调普通民众——作为掌握特权的精英的对立面——的利益、文化特质、以及自发感受。为了占据合法性,民粹主义运动通常会——通过群众集会、公投、或者其它大众民主的形式——直接诉诸多数人的意愿,而不太在乎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或者少数派的权利。(以下详述历史上的各种民粹主义运动,从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民粹派开始,到后来欧美、亚非拉的各种民粹主义现象。从略。)

   《社会科学辞典》:【民粹主义】(第一段介绍19世纪末美国以“人民党”为代表的激进乡村运动。该党化用拉丁文“populus”亦即“人民”,平日以“Populists”自称——这正是英文中 “populism”一词的词源。从略。)

   更一般而言,民粹主义被用来指称某种政治修辞的模式,这种修辞模式鼓吹以人民的集体行动来对抗精英的威胁。民粹主义既有左翼版本也有右翼版本——尽管经常也将两者相结合,以拒绝公然的意识形态立场。结果就使得民粹政治表现出变化多端的形态。其某些版本力图跨越对阶级与种族的传统社会划分,建立广泛的联盟;另一些版本则利用族群与种族上的替罪羊,来作为界定得更狭隘的群体内部的黏合剂。许多版本在其权威结构上高度个人化,导致其领导人经常被人谴责是蛊惑家;许多版本强烈地诉诸民族主义,或者诉诸表面上的传统价值。

   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圈外人修辞,依赖于——事实上的、或者至少是装出来的——与制度化政治之间的距离。它几乎总是与各种形式的群众政治联系在一起,而其最民主的版本则几乎总是与试图增加政治过程的包容性与问责度的各种改革联系在一起。对民粹主义的绝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伴随经济现代化而来的社会转型的一种反应。工业化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引发了民粹运动,从最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到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民粹活动通常针对的是“权威”与“变动”这两者的代理人——非人格的国家官僚机构、工业资本家、现代品味与世界观的供应者——或者是以少数族群为替罪羊,指责正是他们导致了这些变动。这种解释在研究十九世纪美国与俄国民粹运动的兴起时最为有用,但是在理解二十世纪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上就不那么有帮助,因为后者的譬如庇隆主义等等民粹运动都是拥护经济现代化的。民粹主义还常常与其它意识形态以及运动相结合。事实上,所有诉诸人民群众的一体性、以及他们与生俱来的良好判断力的做法,或多或少都带有民粹性。

   ——很显然,这些定义与日常对话(包括中国网络辩论)中对民粹主义概念的理解基本一致,并不存在后者对这一概念“误用”的问题。

   (2.5)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民主百科全书》与《社会科学辞典》对民粹主义的定义存在不少差别。比如前者视之为一类政治运动,而后者则将其理解作一种政治修辞模式,然则“政治运动”与“政治修辞模式”明显不是一码事,等等。

   工具书词条之间诸如此类的差异,反映出的是学界内部在如何使用这一概念、如何理解其所指涉的现象上的分歧;民粹主义究竟应当首先(但并不必然完全)被视为一种政治运动(Minogue, 1969),还是一种修辞模式(Laclau, 2005; Panizza, 2005),又或者是一种意识形态(MacRae, 1969; Mudde, 2004)、一种政治策略(Weyland, 2001)、一种社会症候(Wiles, 1969; Arditi, 2007)或其它什么,只是研究者聚讼已久的诸多问题之一而已。不但如此,许多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都承认,对这个概念给出一个能够让所有人一致认同的定义,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希望渺茫的(Worsley, 1969; Allcock, 1971; Weyland, 2001; Mudde, 2004; Canovan, 2005; Laclau, 2005; Panizza, 2005)。

   有些人或许会认为,既然“民粹主义”一词就连在学术文献中也缺乏一致而明确的定义,那就表明,(b)的说法不仅对日常对话、就连对学术文献而言也是成立的: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从根本上就是意义含混的,无法作为讨论的基础;更大胆地说,不但我们在日常对话中、而且学者们在研究中,也应当『停止使用“民粹”这个含混概念』。

   这种想法背后隐藏的是对概念性质的一些惯常的误解,本文无法就此展开详细的讨论,只能简单解释一二。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科学中的绝大多数概念,比如“法律”、“社会”、“民族”、“民主制”、“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等,都是缺乏公认的明确定义的,不独“民粹主义”使然。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正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953)告诉我们的,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过程,不同现象之所以被纳入同一概念范畴之中,往往并不是因为它们共享着某种特定的“本质属性”,而是因为它们能够以“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的方式相互联系;因此无论是一个概念“缺乏明确定义”还是对其的定义“缺乏一致认可”,都并不意味着其“意义含混”,或者人们无法“以此概念为基础展开讨论”。比如我们永远无法给“游戏”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哪些娱乐活动可以算作游戏,哪些则不行。事实上,对社会现象作一般性描述的概念,大都如此。另一方面,由于绝大多数政治概念都或多或少隐含着规范性、评价性的意味,因此也就具有盖里(Walter Bryce Gallie)所指出的这类概念在所难免的“本质争议性(essential contestedness)”。从“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到“法律”、“主权”、“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等看似描述性的概念,都无法摆脱因为内在评价性而导致的围绕适用范围的争议(Gallie, 1956; Mason, 1990; Gaus, 2000)。

   因此很多时候,一个概念的难以定义,往往并不表明其无用,而是表明其所指涉对象的复杂;而如果说民粹主义比其它别的“主义”更难定义,那只能说明民粹主义现象本身具备更高的复杂性(Allcock, 1971)。以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四者为例。尽管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同样——部分因为家族相似,部分因为本质争议性——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它们作为思想传统,好歹各自有其大致连贯的思想脉络与比较公认的经典文本(比如密尔的《论自由》、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反,像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样更具自发性的思潮,不可避免地要比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更加难以获得公认定义(Worsley, 1969)。此外,与“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这些既有人爱又有人憎的标签相比,“民粹主义”一般总是被作为贬义词(最多是中性词)来使用,这就使得围绕这个词的使用所展开的角力加倍地激烈(Panizza, 2005)。

   事实上,一个概念是否有意义、是否应当被引入讨论,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就其定义达成明确的共识,而在于其是否能在熟悉度、简约性、区分度、融贯性、深度、理论效力等一系列标准之间达成有效的平衡(Gerring, 1999);换句话说,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借助对这个概念的一系列阐释,更好地理解相关现象。如果说对于试图理解民粹主义现象的人而言,工具书中的词条提供的并非标准答案,而是追问的起点,那么同样,词条之间的分歧也并不否定答案的存在,而是使得继续思考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如本文接下来将要展示的,正是通过对民粹主义的界定特征、内在逻辑、社会经济条件、症状诱因、政治后果等方面的分析,我们才得以更好地理解民粹主义与民主之间这样一种看似悖论的境况:一方面,民粹主义与民主精神的内生关系,使其成为民主(化)的附骨之疽,对其威胁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觉与防范;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以此作为在实践中鼓吹放慢民主化步伐(比如主张首先提高国民素质)、甚至拒绝民主的理由。

  

   三、民粹主义:现象、条件、性质、特征

  

(3.1)前面提到,比起其它许多“主义”所指涉的现象,民粹主义有其特别的复杂性与多变性。短短数十年的民粹主义研究史,可以说正是逐渐认识到这种特殊的复杂多变、并在此基础上调整研究范式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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