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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勇:英国学派的研究方法及其演变

更新时间:2005-01-24 19:38:47
作者: 郭树勇  

  

  内容提要:英国学派有两个最基本的方法论立场,一是人文主义或非实证主义方法论;二是从整体主义的、文化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以巴特菲尔德、怀特、布尔、文森特等对国际社会的不同理解方法为例,可以看出英国学派的研究方法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大体上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从历史神学方法向比较史学方法转变,从传统研究方法向社会科学方法转变,并逐渐靠近社会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等多元方法。英国的历史与学术传统、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的变化、学派本身的发展规律与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意识以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思潮的影响,这些因素推动了其方法的演变。

  

  关键词:英国学派;方法论;演变;启示

  

  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方法

  

  研究国际关系,正如研究一切社会科学一样,大致有三个层次的方法。第一个层次是哲学方法论(methodology),在这个层次上,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有经济学方法论和社会学方法论之分,或者集体主义方法论与个体主义方法论之分。时下学界讨论较多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也是在这个层次上展开的。第二个层次是方法、方式(approach),这个意义上的方法与学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历史学方法、伦理学方法、未来学方法、法学方法、分类学方法,一些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理论),也常常被称为方法,如比较史学方法、历史地理学方法、政治经济学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法、国际政治社会学(IPS)方法。第三个层次是比较微观意义上的方法(method),这种方法比较具体,类似统计、调查问卷等使用的方法。我们讲英国学派的基本方法论立场,主要针对第一个层次即哲学方法论层次,本文所讲的英国学派研究方法演变,主要是指在哲学方法论总体不变的框架内,其他方法发生何种变化。

  

  英国学派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影响日益彰显的一个思想流派,其核心成员包括爱德华·卡尔(E.H.Carr)、查尔斯·曼宁(C.A.W.Manning)、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eld)、马丁·怀特(MartinWight)、赫德利·布尔(HedleyBull)、约翰·文森特(JohnVincent)、亚当·沃森(AdamWatson)以及近年来活跃在英国理论界的巴里·布赞(BarryBuzan)等人。①近半个世纪的英国学派发展史,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以近现代欧洲为主要背景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及其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二是有固定的学术交流机制,几代学派领袖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比如巴特菲尔德是怀特、沃森的老师,怀特是布尔的老师,布尔又是文森特的老师;三是学派具有鲜明的方法论立场。

  

  英国学派的基本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英国学派的人文主义(humanity)方法论,它与实证主义(positivism)相对。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两者的争论集中表现为20世纪50-70年代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研究要不要自然科学方法的论战。在一定程度上,这场理论争鸣的一个结果是英国学派的形成。1959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在美国学者肯尼思·汤普森(KennethW.Thompson)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简称英国委员会),坚持传统主义,抵制来势凶猛的行为主义革命。其时,美国学者莫顿·卡普兰(MortonKaplan)、卡尔·多伊奇(KarlDeutsch)和戴维·辛格(DavidSinger)等人坚持实证主义,主张以“科学行为主义新方法研究国际问题”,运用数学、计算机、系统论、心理学、统计学、控制论、博弈论等自然科学方法,以求比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更加科学地预测和准确地反映“国际关系未来之发展”,出版了《计量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分析》、《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等有影响的著作。②英国学派则认为,国际政治不同于自然科学,国际事件之间的联系不一定就是因果联系,在很多情况下国际关系只能阐述(interpret)不能说明(explain),只能描述不能预测,国际关系研究应该紧紧把握传统的历史研究、个案研究、规范研究和释义学的方法,应当采用历史学、哲学和法学的视角。怀特就此指出:“尽管公认的经典性政治研究是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但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惟一得到认可的经典之作却是修昔底德的一部历史著作。国际政治的性质、对外交的优先关注,更多地是在历史著作中,而不是在政治理论或国际理论的著作中体现和表达出来的”,即使二流的历史著作,“比起近来以新的方法论为基础的理论著作,它们更好地表达了外交政策的本质以及国际体系的运作。”①国际理论是有关生存的理论,如果有什么国际理论的话,就只能是历史哲学了。

  

  布尔持有相同观点。他认为,历史是理解事实的最好的、事实上也是惟一的向导,任何国际政治环境都需要用时间来定位,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自身的主要伴侣,这不仅是因为历史是社会学家的实验室,是对一般论题进行证实或证伪所依靠的资料来源,而且因为理论本身就有历史;②卡普兰、多伊奇等科学行为主义理论家的许多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如果人们试图把国际关系研究限定在严格的科学范围内,那么从它需要逻辑或哲学的论证或者严格的经验程序的检验这一方面来看,这种努力是有害的。我也认为,卡普兰所谓关于古典与科学方法之间的‘新的伟大争论’进行的时间够长了。人们关注方法论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这种做法是不好的研究迹象。”③从英国学派几代学者的代表作品来看,以历史学为主的人文主义方法论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到巴特菲尔德的《对历史的辉格派诠释》和《历史与国际关系》,从怀特的《权力政治》和《国家体系》到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从沃森的《国际社会的演变》到文森特的《不干涉与国际秩序》,从布赞和利特尔(RichardLittle)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到张勇津(ZhangYongjin)的《1949年以来国际社会中的中国》等,都贯穿了这条历史方法主线。这种人文主义关怀以及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立场,也直观地表现为各位学者对历史经典著作的高度崇敬。

  

  英国学派基本方法论的第二个方面,是它的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holism),即社会学方法。它与个体主义方法论之间的争论,有时被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之争,或经济学方法与社会学方法之争。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基本上都奉行方法论个体主义。沃尔兹虽然承认结构对于个体行为体的影响,但把国际格局等同于几个大国的军事能力对比,实际上把结构看成是可以还原成个体行为的东西,故“国际政治体系正如经济市场一样,本源上是个体主义的”。①新自由主义用博弈论、企业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微观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条件下个体行为的理性选择。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则采用整体主义方法论,从外在于个体(国家)的国际社会因素入手,强调超越于国家之上的共同体及其规范、价值观念和国际制度乃至全球文化对于国际体系的整合作用和维系功能;它们不大关注大国关系、国家利益、政府外交之类的微观层次分析,而是从宏观历史的角度,考察“由一群意识到一定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的国家组成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起源、变更、扩展和维系的条件。②

  

  同历史方法一样,整体主义方法论也一直主导着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及外交实践研究。怀特从国家体系概念出发提出“国家体系社会学”建议,因为他所谓的三种国家体系实际上是三种文化共同体,体系内成员之间若非存在文化统一性,体系就无从成立,这种文化共同体包括共同的道德、共同的准则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战争规范、人质扣押规则、外交豁免规则以及外交避难规则等等。③布尔则论证了国际关系的社会性,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理论。布尔与沃森对国际社会扩展史的研究预定了一个前提,即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社会化的可能。文森特在《人权与国际关系》中,批判了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人类学关于人权研究的错误方法,强调各种文化形态下所具有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人权观念,论证了全球社会与全球文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现实性,提出了“人权研究的社会学途径”。④不难看出,对国际社会、全球社会与世界社会的任何研究,不可能离开整体主义方法论。

  

  人文主义和整体主义是英国学派的两大基本方法论立场,这主要是从哲学方法论角度而言的。从研究方法的第二层次看,英国学派也具有一些共同的方法,如分类学方法(taxonomy)、比较方法、归纳法等。以分类学方法为例。怀特对此极为推崇,认为在“人文研究中分类法十分管用”。①他对国际关系三大思想传统的分类,对三种国家体系的分类,均堪称范例。这种方法亦见于布尔对于社会与正义的分类,以及文森特关于人权文化观的分类。英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既有稳定性,又有一定的发展性。由于学派成员的学术背景与个人经历不同,所处的思想时代不同,研究对象与侧重点不同,因而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些差异。下文仅以其主要代表人物为例进行分析。

  

  从历史神学方法向比较史学方法的转变

  

  作为英国学派的精神领袖,巴特菲尔德主要关注历史和历史哲学,在神学史、科学史和外交史等领域成就卓著。二战结束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国际关系与外交研究上,但主要切入点和研究方法还是神学和历史方法,《基督教与历史》(1949年)、《基督教、外交与战争》(1953年)和《20世纪的国际冲突:基督教的观点》(1960年)等著作在国际关系研究界影响颇大。他在《基督教与历史》中指出,二战中德国的失败是上帝对德国人民所犯罪行的惩罚,但从更大范围看,全世界人民都犯有一定程度的类似德国人的军国主义罪行,因此,上帝应该审判所有人类包括现存的秩序以及西方文明。②基督教对于国际关系的意义主要不在于采取什么样的现实政策,而在于提供一种有利于人们施展才能的观念环境或文明精神。通过基督教教义,人们能够认识到人性中存在着原罪;人性中固有的原罪即人的邪恶,促使个体间相互疑惧,从而产生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两难”。③基督教的责任在于,对那些为达到目标而追求过分使用武力的人们的主权意志加以压制,使其转而有意识地服从上帝的旨意即天命。对于冷战,巴特菲尔德认为,战争与和平最紧迫的问题是安全权力两难,这种两难引发的国际冲突根本上是一个实践道德困境问题,走出这个困境就需要某个大国从人类前途出发做出牺牲,实现大国间的缓和与共存。巴特菲尔德为此呼吁美国领导人和民众不要对苏联威胁过分焦虑,不必为热核战争过分担心,要采取战略审慎。①

  

  巴特菲尔德的史学方法———技术史学(或描述史学)和神学(天命史学)———对怀特影响很大,对此汤普森表示,“怀特的思想里还有宗教的成分。他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笃信英国国教,他强烈地受到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影响。”②

  

  怀特终其一生都或多或少地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从文化角度研究国际体系。比如,怀特在二战爆发之前撰写了《基督教和平主义》,冷战开始后不久发表了《教会、俄国与西方》,在1966年他与巴特菲尔德共同主编的《外交探究》一书中也不时借用神学语言。怀特同绝大多数英国学派代表一样,竭力反对建立所谓的一般意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他实际上是运用史学和神学方法间接地反对这种意图。他认为,康德的普遍主义和进步主义学说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国际理论,但这种理论的最终归宿可能不得不求助于上帝,怀特以其对神学特别是康德神学思想的深刻把握,对普遍的国际理论表示不以为然。但他并没有绝对断言国际政治理论的神学归宿,反而从格老秀斯那里看到了人类前途的另一种选择,不过这种选择能否成功他还是没有把握。③早年对和平主义的追求,中年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念,晚年对西方文明与价值体系命运的判定,甚至对于国际关系一般理论之可能性的极度悲观,都无不体现了他的宗教情怀和神学方法。但是,怀特并未沉迷于神学方法,而是逐渐转向历史比较方法,从而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如果说史学在巴特菲尔德那里只不过是人与上帝的对话,是神的意志在人不同发展阶段和群体中的实现,其历史描述不时受上帝意志的侵扰,那么,在怀特那里则是不同民族在不同国家体系类型下的比较,他追求的是客观地比较真理在古今国际时段中的异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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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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