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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尧:从虚拟集聚到社会运动——网络民粹主义的躁动

更新时间:2012-07-18 10:21:30
作者: 陈尧  
在任何一个重大公共性事件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网络民粹主义的身影。网络民粹主义不仅在网络这一公共空间践踏理性,而且也试图在现实生活中掀起波澜。

  

   三、网络民粹主义与社会运动

  

   在某种程度上,网络民粹主义是普通民众对在现实困境的表达受阻后所寻求的一种另类途径。作为对现实社会问题和权力支配关系失衡的不满,网络民粹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展现了普通大众的力量,表达了来自社会底层的诉求,重申了改革过程中的公平性,对改革的精英主义战略提出了批评,为自觉地反思和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个警示。网络民粹主义在推动政治廉洁和社会进步方面也作出了一定贡献,通过揭露官员腐败、抨击社会不正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政府责任和社会正义,促进了社会责任和公共道德的建立。

   然而,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非理性、极端化的宣泄,也扭曲了网络的理性思维和平等宽容。少数网民在缺乏对真相了解的情况下针对公共事件随意发言、混淆视听,并往往借用弱势群体、人民大众的名义进行利益表达、散布言论,故意制造大众与精英、民间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激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不信任和仇视,在客观上造成了激化社会矛盾、分裂社会的后果。在特定的情况下,网络民粹主义容易被少数别有用心的精英分子所利用,在民主的假面具下实施多数人的暴政。网络民粹主义发展到极端就是网络暴力的普遍化。

   如果民粹主义仅仅停留在网络,其负面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网络民粹主义并不满足于制造“网络集聚事件”,因为仅仅通过点击率、跟帖或发言来表明观点、立场是难以满足民粹主义的现实关切的。在家乐福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重大事件中,民意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虚拟世界的表达、声讨和抗议,而是通过网络来联络、煽动、组织,使诉求和意愿得到具体化,以此来推动公共事件在现实中的蔓延、加剧。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民粹主义天然地具有与现实中的民粹主义社会运动相结合的冲动。

   网络具有自发性、互动性、扩散性的特点,很容易转化为对社会的动员、组织。诺里斯曾经将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动员功能,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会导致新的政治行动;二是强化功能,认为互联网将强化(而非转变)既有的政治参与模式。(12)杨国斌更多地关注网络所具有的组织、结社的功能,认为互联网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一种新的政治行动即网络辩论,推动了社会问题的表达,对政治产生一定的监督;社会组织在网络上建立虚拟社区,有利于联络、组织公民社会的活动;提供了新的抗议形式,可以传播信息、确定目标和制定战略、识别反对者和组织抗议事件。所有这些,均以低成本、快速并且不招致个人严重风险的形式发生。(13)邰志学在研究了网络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后指出:网络本身具有政治行动的特点,它能够触发政治行动的产生,并影响其进程;网络有能力将具有相似观点的人们联合起来集体行动;网络是一种有效的大众动员和组织的工具;网络民粹主义对政府的要求、工作重点和运行机制构成了威胁。(14)可见,网络不仅塑造了一种公共空间,而且其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集体行动”,对现实政治生活施加了压力。

   近年来,一些带有民粹主义性质的群体性事件具有明显的从网络民粹主义转化而来或受其推动甚至组织的特点。由于现实生活中公民抗争遭到国家的严格控制而具有风险,以网上抗议、签名等为形式的网络集聚事件便成为网民表达不满和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重要途径。相比现实的抗争运动,政府管理层对这些网络行为表现出了更多的容忍。这部分是因为网上的抗议行动对现实不构成明显的威胁,部分是因为技术上还无法完全消除网络集聚。网络民粹主义通过在网络上进行动员、组织、联络,制造了吸引成千上万人关注的网络集聚事件,在网络上向政府或社会施加一定的舆论压力。此时,政府的反应将构成特定的政治机会结构。(15)如果政府及其控制的网络管理者及时地进行阻断或疏导,就可能加大现实集体行动的成本。反之,政府采取置若罔闻、敷衍塞责或“宽容”的态度,网络集聚事件就有可能演变成具体行动,从虚拟转化为现实。在近年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如家乐福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中,网络民粹主义就在发起抗议(确定时间、地点、路线)、寻找目标群体、传播与抗议有关的信息、联络沟通、组织集会或游行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地方政府对此的默认或处置不力也成为抗议得以发生的重要因素。然而,这样的政治机会结构在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出现,政府往往出于对政治稳定的考虑而实施严格的限制措施。郑永年和吴国光认为,尽管网络公共空间推动了社会互动和认同政治,从而有助于集体行动的产生。但是,如果一个集体行动被认为破坏了国家的合法性,就会遭到国家的阻止,这样一种行动注定会失败。为了避免受到压制,一些网络行动者采取了与国家合作的策略。但是,对大多数社会团体而言,比较可行的方法是采取一种“发出声音”的战略(由网络推动提出诉求,但不会对国家构成威胁):一是因为其风险和成本较低,二是因为它可以有效地推动国家政策的变化。(16)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多数情况下,网络民粹主义还是停留在虚拟空间,而未转变为现实的民粹主义运动。

  

   四、消解网络民粹主义之路径

  

   鉴于网络民粹主义在传播敏感信息、动员群体性事件、组织集体行动中的功能,政府管理层制定了许多关于网络舆情的对策和管理措施,包括对热点问题比较集中的网站、网页、论坛等进行全面的监控,对有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信息进行过滤等来引导网络舆论。当然,如果网络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网页、论坛甚至网站可能遭到关闭。但是,仅仅通过消极的政府管制来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显然是不够的。在保证民众诉求得到有效表达的前提下,政府应对网络民粹主义加以疏导,对民众关注的公共事件及时、客观地公布真相,积极地利用网络进行说服、教育和引导,尽可能缓解网民中间存在的极端情绪。同时,与现实中的伦理道德建设一样,政府和网站也必须加强网络的道德教育,健全网络伦理规范,培养网民的自律意识,塑造网民的独立、宽容、权利、责任等公共精神。针对网络民粹主义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则必须运用法律加以约束和惩处。

   目前对网络民粹主义的遏制、监督和引导,在本质上与以往对民粹主义社会运动的控制方式并无差异,而且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很难实现“无缝隙”的监控。说到底,作为一种思潮的网络民粹主义,其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它产生于一个社会的文化、心理、体制所构造的社会生态之中,不会因为管理层对信息、舆论的严格控制而平息。简单的技术手段不可能消除民粹主义滋生的社会基础。

   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消极影响,最根本的方法在于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前提下的社会公平、公正。网络民粹主义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平民大众的诉求,反映出底层社会对当前社会分配结果的不满,其根源则在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如何解决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配套措施相对滞后。

   对于一个值得追求的和谐社会而言,效率、公正和秩序乃是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具有同等价值的目标。当效率和秩序得到基本实现时,体现公正的正义便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17)正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即使在秩序良好的社会里,我们的人生前景也深受社会偶然性、自然偶然性和幸运偶然性的影响,以及受基本结构(及其不平等)使用这些偶然性来满足社会需要之方式的影响。……如果我们忽视人生前景中产生于这些偶然性的不平等,让这些不平等自动地发挥作用,而没有能够建立起保证背景正义所必需的规则,那么就不能建立一种公平的社会合作体系”(18)。另一方面,“虽然初始状态可能是正义的,并且后来的社会条件有时也可能是正义的,但是个人和团体所达成的众多分散并看来公平的协议,经过长时期的积累,其结果则非常可能会破坏自由和公平的协议所需要的背景条件”,因而,“除非基本结构被不断地加以调整,否则早期各种财产的正义分配不能保证后来的分配也是正义的”(19)。这就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社会基本善如自由、机会、收入、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能够被平等地分配。对制度的选择,“必须不仅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道德和政治基础上”(20)。也就是说,应当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出发调节和处理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尤其是利用差别原则来调整社会经济中客观存在的不平等,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分享基本利益以实现其自尊。

   那么,在制度安排中如何体现差别原则?或者说在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如何实现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确保经济领域的分配正义?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除了实行法治、加强对政府机构的监督外,还应完善普通民众和底层社会政治参与的途径,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最大限度地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畅通利益表达渠道。网络民粹主义的泛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弱势群体维权艰难、底层民众诉求表达不畅的事实。网络的诉求表达与现实中的诉求表达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当现实中的参与诉求表达不畅时,必然会将这些诉求分流到网络空间。因此,从加强民主建设的角度来保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公平正义,才是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根本路径。

  

   来源: 《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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