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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兵 彭志刚:安乐死刑事政策之选择

更新时间:2012-07-12 09:11:49
作者: 李长兵   彭志刚  

  使之达到不构成犯罪的程度。根据上述硬性条件,注射毒药的安乐死行为在实施手段上不符合伦理原则,因而不能被允许。

  

  三、积极安乐死的刑事政策

  

  从刑法理论以及刑法条文的规定看,对被告人是否减轻处罚,其最终的依据也是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相关刑事政策所决定的。所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传统刑法学理论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法益侵害的质和量;二是主观恶性的质和量。由此观之:首先,积极安乐死行为侵害的法益是人的生命,和其他任何故意杀人罪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这其中应该存在量的区分。或许有人认为对于生命而言不应该存在量的区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既然侵犯其他财产方面的犯罪可以存在量的区分,为何故意杀人罪就不能有呢?而且,故意杀人罪也没有规定绝对法定刑,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故意杀人罪量的方面的区分。显然,侵害一个可以预见到的即将死亡的生命和侵害其他健康的生命相比,其危害性肯定要小些。其次,积极安乐死行为的主观恶性和故意杀人罪也存在量的区分。行为人明知安乐死行为会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仍然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其主观恶性是故意,但是,犯罪的主观方面并非只包括故意过失,还包括动机、目的等,就积极的安乐死行为而言,其目的是希望解除被害人的痛苦,基于一个善的目的,因而应减轻处罚。另外,积极安乐死的再犯可能性低也是其减轻处罚的依据之一。对于行为人而言,如果不是被害人身患绝症或其他严重影响生命质量的疾病,并强烈要求行为人杀死自己,积极的安乐死行为就不会发生。对于特定的行为人而言,客观上这种情形再次具备的可能性很低,主观上再犯的可能性也很低,因而应减轻处罚。再次,民众的法律情感也会影响行为的可罚性及其程度。刑法的目标在于实现正义,司法者解释和适用法律亦需接受正义的指引。而“正义”说到底是一种社会的约定,[9]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民众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10]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评价,其间,民众的法情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民众的法情感是刑事政策形成的重要根据之一。在此意义上,积极的安乐死也应减轻处罚。

  至于减轻处罚的幅度,则不宜突破罪刑法定的尺度。在我国的安乐死司法实践中,从判决的结果看,都没有超出故意杀人罪最低量刑幅度。但笔者认为,缓刑和实刑区别还是很大的,实刑未能更好地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不符合安乐死应采取的宽和的刑事政策,相较而言,缓刑在贯彻罪刑法定的基础上,能够比较灵活地实现上述目的。

  

  四、助杀安乐死的刑事政策

  

  在我国,助杀安乐死在实践中也比较常见,如刘河波案[11]和“重庆宋翁”[12]案就属于助杀安乐死,并都被判处故意杀人罪的最低刑罚。但在笔者看来,上述判决是存在一些问题的,理由如下:

  首先,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已经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根基,也是刑法必须贯彻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刑法第三条将其概括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即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即使具具有再大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得定罪处罚。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帮助自杀,将帮助自杀作为犯罪处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其次,将帮助自杀解释成故意杀人罪依据不充分。比如审理重庆宋翁助杀安乐死案的开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宋某明知自己提供农药的行为会帮助被害人曾某自杀,而对该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在主观上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在客观上,被告人宋某实施的提供农药的行为,对曾某自杀成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与曾某的死亡后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法院认为宋某的行为已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很显然,在此案中,法院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采取的是条件说,即在实行行为和结果之间,只要存在“如果没有前者的话,也就没有后者”这种条件关系,就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13]该说从纯自然——逻辑的角度出发,认为每一个对结果的产生具有决定作用的条件,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任何在时间上先于结果存在,在逻辑上是结果发生必不可少的条件都是原因。只要在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如无前者即无后者”这种条件关系,即认为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但是,条件说致命的缺陷在于不当地扩大了处罚的范围,何况提供农药等自杀工具的行为显然不是一种实行行为。

  最后,从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看,对待助杀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的态度太过悬殊。即使退一万步讲,助杀安乐死的行为和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按照对待助杀安乐死的因果关系的理论,则消极的安乐死和患者的死亡之间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定其中的因果关系之存在。如此双重标准很难让人信服。

  因此,对于助杀安乐死,既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其为犯罪,则不宜以犯罪论处。

  

  李长兵,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后。彭志刚,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注释】

  [1]Report of Select Committee on Medical Ethics(HL Paper 21—I of 1993—4)para.20.

  [2]When Death is Sought:Assisted Suicide and Euthanasia in Medical Context(Report of New York State Task Force on Life and the Law(1994)X.

  [3]Raphael Cohen—Almagor,Euthanasia in the Netherland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Boston,London,Doradercht,2004),P:23.

  [4]Hunt T,Ethics issues.In Person J,Fisher R(eds).Palliative Care for People with Cancer.Londeon:Arnold,1995,p:11—22.

  [5]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6页。

  [6]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200页。

  ⑺参见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156页。

  [8]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第四版),成文堂1994年版,第18页。

  [9]参见苏力著:《道路通向城市》,法律出版社2004版,第299页。

  [10][日]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11]1994年9月8日,当事人刘河波的妻子吴秀云因患肝癌疼痛难忍,多次要求刘河波协助其安乐死,并为此立下了遗嘱。刘河波经不住妻子的再三请求,加之又不忍看着妻子继续忍受病痛的折磨,遂给吴秀云喝了半杯“1605”农药,致其死亡。但吴秀云的娘家人怀疑是刘河波谋杀了吴秀云,于是将刘河波告上法庭。法庭经过调查确认刘河波是出于安乐死的动机帮助妻子自杀的。但是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接受他人委托并帮助其自杀的,仍按故意杀人罪论处,因而判处刘河波有期徒刑三年。http:// wuxizazhi.cnki.net/Article/KJJT19961007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5月14日。

  [12]重庆市一位八旬老人因瘫痪在床只求一死了之,隔壁一位七旬老翁深表同情,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帮她购买了毒药,瘫痪老人服毒后经抢救无效身亡。帮助他人自杀的被告人宋某,因犯故意杀人罪一审被重庆市开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http://www.chinalawedu.com/new/1900a21a2010/2010915chengf16532.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5月14日。

  [13]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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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检察》2012年第2(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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