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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民众意识中的盛世

更新时间:2012-07-08 23:39:12
作者: 孔飞力  

  

  乾隆年间的中国,经济确实是生气勃勃。然而,它对社会意识有着怎样的影响,却是一个实际上未经探讨的问题。社会传播就是一个例子。密集的商业网络在十八世纪的全景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几乎使每个人都同某一市场有着固定的关系。关于各种地区性与全国性事件的消息见闻,也沿着连接各个村庄与各个市镇的商路,随着商品和外出旅行者流传开去。那种在今天的中国作为对于由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的补充而显得特别重要的“小道消息”,在帝制晚期便已经有了发展。而且,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各地的“小道”即便在那个时代便已同地区性和全国性的信息网络联系在一起。关于别的地方存在着什么机会、或有着什么危险的消息,是当时中国村民(更不必说城里人了)的日常生活中须臾难离的。

  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对于生活正向何种方向发生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是变得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等问题的态度,同我们期待在经济发展时会发生的情况,可能大相径庭。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力。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

  谈到十八世纪晚期的意识,又带出了两个更大的问题:第一,不管中国的经济成长从绝对值来看给人以多么深刻的印象,它是否能够抵消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第二,存在于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又对人们关于自己生活安全的看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人口、物价与金钱

  

  1748年稻米价格的猛涨向全国性的官僚机构敲响了警钟并立即对民间的秩序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影响。在苏州和长江下游其他一些向来从上游进口稻米的城市发生了暴乱。然而,帝国各地的官员们对于米价上涨与人口压力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无所知。陕西巡抚陈宏谋写道,米价上涨的根源在于人口与土地之间比例的长期变动。“米价日增,原非一时顿长,实由生齿日繁。……各省沃土皆已开垦,山坡水滨,旷土尚多,但地气浅薄,种一年,需歇一二年。”全汉昇:《乾隆十三年的米贵问题》,载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新亚研究所(香港)1972年版,第560页。一位有经验的官员汪辉祖曾就这些情况对他的家乡萧山(毗邻杭州,二十年后将成为叫魂大恐慌爆发的地方)所产生的影响作过评论:“忆十余岁时,米价斗九十,或一百文,间至一百二十六文,既讶其贵。乾隆十三年,价至一百六十文,草根树皮具尽。地中产土如粉,人掘之以资生,名曰观音粉,有食之死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乾隆五十七年条,转引自林满红:《货币与社会》,第294页。

  这不是一个短期性的问题;稻米价格在十八世纪的整个下半叶持续上涨。然而,它对地方社会的冲击却显然因货币供应的增加而得到缓和。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中国业主开始在安南开采银矿;同时,作为对中国货币的支付手段,墨西哥银币加速流入,扩大了白银的供应量。根据一个权威性的估计,在1752—1800年间,中国的白银供应量增加了大约二亿七千四百万墨西哥银元。林满红:《货币与社会》,第267页。然而,正如下表所示,白银流入的急剧增加发生在进入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上海)1958年版,第605页。

  年份白银(盎司、两)

  1681—1690189,264

  1691—1700139,833

  1701—1710769,665

  1711—17206,312,798

  1721—17302,287,676

  1731—17402,528,338

  (乾隆统治始于1736年)

  1741—1750642,000

  1751—1760412,800

  1761—17703,411,453

  1771—17807,564,320

  1781—179016,431,160

  1791—18005,159,542

  1801—181026,658,835

  1811—18209,932,442

  1821—1830(2,282,038)

  1831—1833(9,922,712)

  乾隆初年,白银供给的减少可能使得要在人口增长的压力面前维持生计变得更为困难。而白银供给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突出增长,以及在整个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力量聚集,又使得当时的人口虽十分密集,却仍有可能出现繁荣。然而,由白银所带来的利益只是缓慢地渗入到地方社会中去。就长江下游而言,转折点看来出现于1780年左右。至少,对这个关键性的地区来说,与质量有关的证据显示,十八世纪为人称道的“盛世”的开始不可能大大地早于这一时间。使我们了解到萧山方面情况的汪辉祖写道:“十余年来,此(米价昂贵)为常,或斗二百钱,则以为贱矣……夏间,米一斗钱二百三四十文。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对此应作何解释?汪辉祖认为,这是因为大约在1780年以后,通货膨胀已不仅仅局限于人们对之很敏感的稻米价格,而是扩展到了所有的商品上:过去,稻米价格虽高,其他商品的价格却不受影响,“今则鱼虾蔬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具可糊口”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乾隆五十九年条,转引自林满红:《货币与社会》,第294页。。对这种转变的一种解释,便是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当每个人手里都有更多钱时,商品出售者就可以对所有种类的商品都开出更高的价格了。林满红:《货币与社会》,第295页。虽然证据尚不很多,但汪辉祖的记述为根据白银供应的数据作出推断提供了可信的地方性实例。

  要更全面地理解十八世纪的经济变化(尤其是人口增长和钱币的较易获得)怎样决定人们对周围社会环境的认识,必须要从事更多的研究。首先我们必须做到分期准确:是周围发生的哪些变化使得人们意识到他们生活中的机会发生了变化?如果汪辉祖对于时间问题的感觉是对的,那么,我们在1780年以后所看到的便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幸事。“盛世”的真正繁荣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延伸到了十九世纪的头五年(其时,世界性的白银短缺降低了国外购买中国货物的能力——而大约与此同时,鸦片的进口又导致了白银的灾难性外流,并造成了我们历来将之与近代的开端联系在一起的全国性的心理沮丧)。虽然据彭信威的图表(参见第44页)所示,白银输入的负增长始于1821—1830年间,但这一数字(来自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未将当时正勃勃发展的鸦片走私包括在内,因此,白银的倒流也许在至少十年前便已开始了。如果情况正是这样的话,叫魂危机恰恰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货币供应的增长已开始缓解人口压力的前夕。在长江下游人口过于密集的地区,稻米的价格对普通平民百姓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在1768年,外部世界还只是刚刚开始在为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支付账单。

  

  不平衡发展

  

  如果说,就连高度发达的杭州地区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前亦已经历了某种程度上的困难时期,那么,偏僻的山区又如何呢?人们无需远离已经商业化的中心地区,便可以看到赤贫、失业与秩序的混乱。距叫魂危机的发源地德清县大约一百三十里处,恰恰是在长江下游的核心苏杭地区的边缘,两个相互毗邻的政区代表着两种形成鲜明对照的情况。广德是安徽省的一个州,坐落于距太湖西岸大约百里处。一个州可以被视为一个县级单位,尽管在行政体制中,它的地位要稍微高一些。浙江安吉县是广德的东邻,有水道与大运河相连,丝绸工业极为发达,甚至使桑蚕的养殖扩展到了该县的山区各乡。然而,除了长江下游各山区县份所共有的人口流入现象以外,经济发展却绕过广德而去。1739年,李姓知县奏请皇上豁免当地的粮贡,以便将之用于补给当地的赈济粮仓。他写道:“窃照广德一州,僻处万山之中,与徽郡接壤,可耕之田无几,兼以水少潴汇,田皆瘠薄。而生长其地者,既无车牛服贾之人,又乏百工糊口之术,所赖存活惟望岁耳。休养日久,生齿浩繁,岁丰一年之收,仅支一年之食。上年偶值偏灾,粥不敷。”《广德州志》(1881年版),第50卷第13页;《安吉县志》(1871年版),第8卷第29页;韦思蒂(StevenCAverill)曾对进入江西的移民作过研究,这一过程看来与广德及毗邻地区的移民情况有相似之处,参见韦思蒂:《棚民与长江沿岸高地的开发》,载《近代中国》(ModernChina),第9卷第1期(1983年),第84—126页。由于用于运输的道路失修,难以及时从别处购来粮食。如果官方从当地购粮以充实赈济粮仓,则会给当地人造成极大的困难。就在当年夏天,人们便曾因为洪水的威胁而陷入一片恐慌,并将谷物囤积储藏起来。李知县的结论是,在整个江南地区,没有哪个政区在为民觅食上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此外,我们还知道,尽管官方一再禁止,广德溺杀女婴的比例仍然高得异乎寻常。《广德州志》(1881年版),第24卷第10页。毫无疑问,奏请豁免税收描绘了一幅极为严峻的图画。然而,正如本章以下将对乞丐的讨论所揭示的那样,一代人以后,在叫魂大恐慌爆发前夜发生的种种事件,又极为生动地证明了这幅图画有多么精确。

  这一长期遭受灾害的地区是否与别处有特别的不同?虽然这可能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个案,但广德的生态环境却并非独一无二。层层叠叠的小山脉在北边构成了一道长达五百余里的屏障,处于丘陵地区的各县东北起自太湖附近,西南抵达江西省界。颇有意思的是,社会史家们通过来自位于这一地区西南角的徽州商人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成功,来说明清代的商业生活是何等生气勃勃。然而,徽州本地的经济,却与我们刚刚作过描绘的广德的情况非常相近:这里地处丘陵,土地贫瘠,因沿海地区过于拥挤而离乡背井的无地农民来这里安身立命,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尚未商业化的农业地区。在徽州,存在于那些长期定居此地、以务农为生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近于农奴制的体系之上的,这同平原地区自由发展的农庄经济形成了生动的对照。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特别参见第232—302页。从整体上来说,由于受到将一直持续到下个世纪的移民浪潮的影响,这一地区的人口数目大大膨胀。1843年的一份报告提及,来自更为贫穷的浙江西南各府的流民,正大批涌入广德—徽州的丘陵地区,成为生荒地上的“棚民”。许多流入此地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也许便如我们以下将要叙述的那样,构成了那一大群在十八世纪的广德四处游荡的乞丐暴民。《大清会典事例》,第158卷第296页。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名士汪士铎曾作为难民生活于这一地区(徽州府绩溪县),他对当地的情况作过这些描述:长期贫困,人口过多,基本商品缺乏。尽管女婴被溺杀的比例甚高,由于人们成婚的年龄极早(甚至达到了男子“三十即可为祖”的程度),人口增长仍在继续。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文海出版社(台湾)1967年重印本,第1册第13页,第2册第10页。他所记述的这个县份,出口茶叶、木材制品,偶尔还出口贵金属和铅。但这里的基本状况却是糟糕至极:“环县皆山,力农者层累而上,尺耕而寸刈之。旱则忧槁,雨则忧冲。虽终岁勤勤而衣牛马之衣,食犬颙之食。”《绩溪县志》(1755年本),台北绩溪同乡会1963年版,第83页。虽然绩溪是地区性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核心地区的商业化发展,才使得绩溪的少数出口商品有可能得到出售——但绩溪及其周围的地区却同苏州与杭州所处的那个世界形成了惊人的对照。当那些大都市受到困难时期的冲击时,绩溪一类的内地县份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在论述十八世纪的经济时,没有人能够抹煞存在于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以及富庶的三角洲与贫瘠的山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与经济地图上这一倾斜趋势同时而来的则是人口的持续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人们外出旅行,有的是为了雄心勃勃的事业,有的是基于献身精神,有的则是出于绝望与无奈。由旅行者汇集而成的人流,不能不对人们的意识发生影响。谷井俊仁在当时文人的笔记文章基础上,就十八世纪旅行者们拥塞于中国道途的情况描绘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图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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