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民国初年在法律上是由临时总统、内阁、临时参议院分享权力，北京临时参议院中以同盟会议员为代表的势力希望通过建立政党责任内阁控制权力，袁世凯为维护自己的权力坚持混合内阁的主张。参议院多数抓住陆徵祥不善演讲的机会，轻率地想通过否决陆内阁六总长显示权威，但是由于不能得到社会舆论和多数势力的支持，遭受严重挫折，反而加强了袁世凯的地位，这一事件生动地揭示了以议员为代表的新兴势力政治上很不成熟，并预示了民初议会制度由于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必然失败。
主题词：内阁、北京临时参议院、袁世凯、陆徵祥
The Frustration of Senate in the Cabinet Crisis in 1912
Abstract: In 1912, the newly founded temporary senate wanted to control the power of the nation through changing the cabinet. This plan caused a serious conflict with the president Yuan Shikai. With the help of local powers and public opinion, Yuan won the game and the senate met a humiliating frustration. The event revealed that the Chinese democratic faction was not mature and had not enough social support in 1912, the democracy was likely going to the failure.
Key Words: Cabinet, Senate, Yuan Shikai, Lu Zhengxiang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根据《临时约法》建立了议会制共和国，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任内阁总理，4月政府从南京迁到北京，临时参议院北迁后发生很大变化，经改组人数从四十多人增至一百多人，原来同盟会的优势已经失去，形成共和党、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三足鼎立的局面。唐绍仪坚持同盟会责任内阁的主张，对袁世凯的权力构成了威胁，因此受到袁的压迫，6月愤而辞职。
一、陆徵祥出任总理
唐绍仪辞职后，袁世凯继续坚持成立混合内阁的政见，直言不讳地对政党内阁、责任内阁、甚至临时约法中的有关规定提出批评。他在因唐内阁辞职问题接见同盟会代表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时，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刊登在《政府公报》上，可以认为是袁氏在民初的政治宣言书，其主旨就是反对责任内阁制，认为权力应集中于总统。
袁世凯认为“吾国今日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甚至假惺惺地说“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才辈出，届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他的主张即所谓“但问其才与不才，无论其党与不党”。袁进而批评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同意权使人才裹足，“盖一经参议院不同意，则一生名誉扫地，人亦何苦轻于尝试耶！” 最后袁世凯着重阐发总统责任，实际是反对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度：“临时约法特设总理，大总统不负责任。以余观之，所谓不负责任者，亦有大小之区别。譬之商店，国民如东家也，大总统如领东也，国务员犹掌柜也。商业之计划布置，银钱货物之经理出入，固掌柜之责任，然苟掌柜不得其人，驯至商业失败，濒于破产，则领东不能不负责任，东家亦不能为领东宽。现在国务员当行政之要冲，一国政务罔不赖其筹划，政务之得失自属国务员之责任。然苟国务员之失职，驯至国随而亡，或虽不亡，而至于不可救药，则大总统究能不负责任否？国民能不责备大总统否？”[1]
6月29日，袁世凯提请任命前外交总长陆徵祥为总理，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到参议院说明原因，征求同意。梁士诒说明任命陆为总理的理由虽分内政、外交两方面，但仍以外交为主：“目前悬而未决者，如东三省、蒙古、新疆伊犁、片马外交之事，此数处于各国均有关系，而俄国之关系犹大，东三省、蒙古、新疆均无一不与俄国有关系。陆君久居欧洲，而在俄国又有十一年之久，深知俄国之内情，将来与俄国之外交上必可得优胜之地位。况当此交涉纷纭之际，非有深于外交、持重不变而为国民之所信仰者，必不能任总理。陆君既深谙外交，则将来出与列邦相见必可得列邦之信用，庶可以收折冲樽俎之效。”[2]
共和党支持超然内阁的主张，6月20日曾通电全国：“对外对内同盟会员实不宜再为总理，而本党组织内阁之机亦尚未成熟，应由大总统遴择无党派者，任为超然总理。”[3]所以梁士诒刚介绍完毕，共和党张伯烈马上发言支持：“本员对于大总统任命陆徵祥君为总理非常欢迎、非常赞成，理由稍为说明：其一，当此危急存亡之秋，不能不有急于救济之策，陆君外交本有信用，中国对于内政固甚紧要，外交犹为紧要，此次陆君任外交总长时，各友邦非常信用，当其受任之初，各国公使不待陆君拜访，首先拜访陆君，其对于他人从无有此举动，可见陆君久为外人所信仰；其二，位置可超然，本员立言本无所谓党见，但与其有党，总不如超然之为愈。”[4]
同盟会对陆徵祥出任总理也不反对，因为同盟会的政党内阁主张主要着眼于将来，特别是正式国会成立后的正式政府，对于组织过渡性的临时政府并不特别积极。所以后来9月下旬陆内阁因张振武案倒台时，本有宋教仁出任总理之议，而国民党中最有总理抱负的宋教仁却“坚辞决绝”，其理由即为“临时政府期内，为时太促，不能多所展布”，认为以在野地位培养声望是更好的策略。[5] 并且同盟会四代表6月20日面见袁世凯时，已经表示：“此次唐总理及同盟会国务员之辞职，实因政治不能进行，深恐贻误大局，绝非对于他党别有意见，此次辞职之后，无论大总统任命何人组织内阁，同盟会无不力表同意，竭力维持。”[6]
在共和党的积极支持和同盟会、统一共和党的消极认可下，任命陆徵祥为总理以74票对10票的绝对优势顺利通过临时参议院。 但是，由于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王正廷相率辞职，熊希龄、施肇基也跟着辞职，到7月14日，除北洋派掌握的外交、内务、陆军、海军四部仍旧外，财政、交通、工商、农林、教育、司法六部总长都出现空缺。于是7月18日袁世凯、陆徵祥提出周自齐（财政）、章宗祥（司法）、孙毓筠（教育）、胡瑛（农林，后改王人文）、沈秉堃（工商）、胡惟德（交通）六人到参议院征求同意，原以为可以像上次一样顺利通过。不料，各种因素凑合到一起，竟然导致六人全被否决，并进而引发推倒总理陆徵祥的运动，意外地掀起了一场震动全国的政治风波。
二、否决六总长与倒阁风潮
导致陆徵祥内阁风波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它们基本上是彼此独立的：
第一个因素，同盟会鉴于唐绍仪混合内阁的失败，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表示不谋求本党组阁，但声明本党党员不加入混合内阁。但是袁世凯一方面为了打击政党内阁的思想，一方面为了表示对同盟会的重视，提出的六人中竟然仍有孙毓筠、胡瑛（后改王人文）、沈秉堃三人是同盟会员。不料，这反而引起同盟会的不满，宋教仁斥之为逼奸政策，遂决议对于同盟会以外之国务员同意与否自由投票，对于沈、胡、孙三人一律投不同意票。[7]这样同盟会对国务员提名大体持反对态度，不过当时党纪不严，不少议员并不赞同党议，也不一定按党议投票，且此时同盟会仅反对国务员提名的不当，并无推翻陆徵祥之意。
第二个因素，统一共和党由于在内阁改组中遭到各方冷落心怀不满，有意通过否决显示自己的实力。本来统一共和党的立场与共和党稍近，也是主张维持政府的，但混合内阁名单提出后，发现不仅没有本党党员，而且事先竟然未与本党协商，遂大感失落。有记者探访到不少内情：“自发生新国务员问题后，总统府并无人正式与统一共和党接洽，已心怀不乐，继见所拟任命者无北方人（此为吴、谷两派之心理）。最重要之原因则以国务院秘书长王广圻于十六日晤吴景濂，告以总统因共和党反对胡瑛已改王人文。在王秘书长就事论事，不甚知党派之关系，率然言之，而吴则引为大戚，当时神情冷淡异常，嗣谓他人曰：‘总统专取共和党的话’。”后来19日投票时，作为议长的吴景濂请假缺席，或许是有意回避。又有统一共和党员对记者透露：“共和党目中未必有统一共和党，至大总统亦仅知有同盟会与共和党，故本党人甚为不平，实言之，此次新提出之国务员意在全体反对。”[8]
有这前两个因素，已经使六名新国务员的通过面临很大困难，特别是同盟会的孙毓筠、王人文、沈秉堃三人很可能遭否决，18日议场的紧张空气已经显示出这种迹象。当日上午政府任命六国务员的咨文在参议院宣读，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主张当天投票，共和党因出席人数不全，主张明日投票，以便疏通。双方剑拔弩张、拍案大骂，刘成禺和李述膺几乎动手打架，后议长决定19日投票。[9]（请加注释）此时对立双方虽然情绪激动，但当时党议约束力不强，大量议员观点游移，态度并不明朗，因此投票结果还难以预料，而18日上午陆徵祥到院介绍新国务员的演讲使形势戏剧性地急转直下。
这第三个因素极具偶然性，陆徵祥介绍新国务员的讲演引起了参议员的不满，导致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代表的许多议员临阵倒戈，改变了原来支持或游移的立场，并进而由否决国务员发展到推倒总理陆徵祥, 引发了一波政海巨潮。陆徵祥18日上午在参议院发表的这篇有名的讲演，主要内容如下：
“徵祥今日第一次到贵院与诸君子相见，亦第一次与诸君子直接办事，徵祥非常欣幸。徵祥二十年来一向在外，此次回来又是一番新气象。当在外洋之时，虽则有二十年，然企望本国之心一日不忘。公使三年一任之制尚未规定，所以二十年中回国难逢机会。然每遇中国人之在外洋者，或是贵客、或是商家、或是学生、或是劳力之苦民，无不与之周旋，因为徵祥极喜欢本国人。在衙署之时，不过一小差使而已，并无了不得，厨役一层亦要烦自己之开单。此次回来，本国朋友非常之少，尚望诸君子以徵祥在外洋时周旋本国人来对待徵祥，则徵祥非常厚幸。二十年间，第一次回国仅三个月，在京不过两星期，第二次回国还是在前年，在本国有十一月左右。回来之时，与各界之人往来颇少，而各界人目徵祥为一奇怪之人物，而徵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还有亲戚亦不接洽，谓徵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所以交际场中极为冷淡。此次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之人，居然叫他来办极大之事体，徵祥清夜自思，今日实生平最欣乐之一日，在外国时不知有生日，因老母故世颇早，此回实可谓徵祥再生之日。 以上所说之话，不在公事之内，今且言政事，今日徵祥到院，为说明提出国务员之理由。（既是完整引用，何以此处又省略？）……以上数君，分任部务，皆甚相宜，尚望贵院诸君子赞成通过，使内阁早日成立，因为有数部总长十四日起已经不到部视事，当此存亡危急之秋，断不能使内阁一日不成立，今日提出六君子，甚望贵院诸君通过。”[10]
陆徵祥的讲演，态度很诚恳，内容有些琐碎，但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妥之处，但由于声音细弱，又操上海一带吴侬软语，在参议院大庭广众之下，只听得嗡嗡然不知其所云，江苏以外的议员或许只能听出“厨役”、“开单”、“吃花酒”、“借钱”之类的单词，听不出连贯的意思，与议员们原来期待的，国务总理第一次到参议院，发表雄才大略的政策完全是南辕北辙，多数议员大为失望。
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本来与共和党同抱支持新内阁的态度，至此转向反对，使得立宪派生了分裂。共和建设讨论会不以政党自命，在参议院的六、七个议员大多跨党，势力并不大，但其清高的态度颇为舆论所推，再加上汤化龙、刘崇佑等的个人威望，对为数众多的各党边缘议员影响很大。当日共和建设讨论会开议员谈话会，认为“陆总理出席无政治家资格，大失希望”，“议决对于陆总理不能信任，对于所提出各国务员不主张通过，各党亦多同意。”[11]统一共和党事后的通电亦称：“自唐总理辞职，共和党主张超然内阁，本党亦表同情，故陆总理提出，参议院同意者有七十四票之多，即此次提出之国务员，本党原非全不同意。不料陆总理第一次到院发言，猥琐支离、毫无政见，旁观骇异，全院失望，故翌日投票不同意者占多数，非仅六总长问题，实为陆总理不信任问题。”[12]
本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对于否决国务员的意见并不统一，统一共和党中殷汝骊、周钰等南方人多主维持，同盟会中杜潜、刘星楠等亦不主否决，两党坚守党议的核心议员很难否决全部国务员，并且两党事前都没有反对总理陆徵祥的意思。到陆发表讲演之后，议员大多不满意，反对派因意外得此大好理由而异常兴奋，中间派动摇起来，共和建设讨论会由赞成转向反对后，带动了一批立场游移的议员，三种力量汇合到一起，已经在参议院占有优势，而且否决已不再是针对国务员个人，而是要推翻总理陆徵祥，彻底改组内阁。
19日晨参议院气氛极为紧张，与往日大不相同。平时议员们相当懒散，虽然规定上午九点开议，但一般到九点半甚至十点以后才能凑足将近六十人的法定半数正式开会，而19日刚刚九点，议员已到九十多人，赞成和反对双方都是有备而来，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氛令人窒息。袁世凯已得知18日许多议员对陆的讲演不满，多党正在策划以否决国务员推倒陆内阁，所以19日一早就咨文到参议院要求推迟表决，但遭到拒绝。临时参议院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有98名议员参加了投票，结果周自齐得35票、章宗祥得38票、孙毓筠得11票、王人文得41票、沈秉堃37票、胡惟德得36票，无一人得票超过半数49票，全被否决。从投票结果可以看出共和党党议是否决孙毓君一人通过其他五人，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都决定否决全体以推倒内阁。结果揭晓后，反对派议员鼓掌欢呼，统一共和党领袖“谷钟秀出场语人曰：‘吾看共和党气焰还了得，今日看他怎么样’，言次撚髭仰面微笑。”[13]而共和党议员悲愤异常。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在这次党派最为分明的斗争中，仍有部分议员无视党议坚持自由投票，比如同盟会刘星楠不仅投赞成票，开票后并且“起云：‘今日国务员全通不过，即陷国家于无政府之地，本员实觉二十四分悲观，乃复拍掌，真无心肝。’言次，泣下沾襟。”[14]共和党则立即通电全国，谴责同盟会、统一共和党推倒内阁、破坏大局。
反对派表决获胜后，欢欣鼓舞，兴冲冲地筹划改组内阁。陆徵祥组阁失败，立即提出了辞职，同盟会“跃跃欲试，宋教仁、蔡元培之声又震耳鼓，某语记者曰：‘刻下同盟会又有组织内阁之机会，如统一共和党要求加入一二人于国务院，可勉强承认，若共和党则汤化龙或有商量之余地，其他绝对的不要。’”[15]共和建设讨论会则在19日当天下午就开临时大会，急忙发起院内各党协议会，提出改组内阁三项主张：一，新总理只看人不论党派；二，认可新总理就通过其提出的所有国务员；三，参议员一律不入阁。[16]一时间，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似乎确有联合组阁的机会。
三、倒阁不成，参议院反遭重创
但是议员们实在太天真了，他们以为法律条文上规定的权力就是真实的权力，没有看到自己权力的真实来源，没有看到议员作为代表一旦违背了其支持力量，就会瞬间变得虚弱无力。议员们以为自己掌握神圣的立法权，可以自由行事，没有看到当时中国真实政治力量给他们的活动空间极为狭小，稍有动作，就会碰到坚硬的墙壁上。当他们像一群恶作剧成功的孩子在参议院欢呼鼓掌、安排新内阁时，竟然没有预料到他们将要得到的不是内阁权力的奖赏，而是来自全国声讨斥骂的怒潮和强权者的打击。
六总长被否决的消息一传出，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纷纷严厉批评参议院轻率举动，日本桂太郎访俄签定有关满蒙密约和英国在西藏将自由行动的消息刚好在此时披露，更加剧了舆论对参议院蓄意挑起内争的不满。撇开相互攻讦的各党机关报不提，专以南北最有影响的两大无党派报纸上海《申报》和天津《大公报》为例，大致可以代表当时的舆论倾向。7月22日《申报》头版评论称：“吾今而后知亡国之惨不在远矣！内而匪徒四起，兵警时闻，未裁之军旅岌岌可危，已撤之士卒流为盗贼；外而日俄谋于东，英逞于西，德法美伺隙于旁，借款决裂，万事棘手。今日救国之第一策，在新内阁之成立而已矣，盖缺是则为无政府之国，以吾国危象环生，有强有力之政府以为之斡旋，犹惧其不济，而况陷于无政府之地位者乎，天下皆望之若云霓，而参议院诸公若故靳之而不予，此何为者也？……陆总理蜚声于国际之间十数年于兹矣，外人信用之，国人亦信用之，参议院于此正宜力为之助，以受折冲樽俎之效，而顾力持破坏以实行消极的推翻主义，参议院诸公亦尝一辨其利害之所在乎！”7月28日《申报》头版题为《论参议员不足以代表人民之心理》的评论，更是直接提出了“议院专制”的说法：“参议员之罪案，昭昭也。我民而不承认此种主张者，参议员为身受委托之人，受委托而不能尽职我民，当然有严词诘责之权，或别思所以惩戒之法，不能听其养成议院专制之习，而使堂堂古国常陷于无政府之恶境也。”
《大公报》7月21日头版又发表题为《参议院否认六总长之骇闻》的评论，对参议院竭尽揶揄讽刺之能事：“乃不顾时局，不恤人言，各持党见，以争一日之胜败。始则以投票不投票之争，拍案不已，互相辱骂，辱骂不已，几至群殴，议场秩序，为之大乱；继则不待讨论，强迫投票，全案推翻，则其所谓预备者，不过运动反对之预备，非研究事实之预备，不过把持选举之预备，非徵取意见之预备；在破坏者之目的，固已达矣，在破坏者之心，固已快矣，其如大局何？”当时舆论对于不同党派的抨击亦有所不同，对于共和建设讨论会往往称其别有一种眼光，并无私意；对于同盟会谓其固执党见，不顾大局，但总算有一种政策；而对于统一共和党最谓严厉，称其反复无常，专谋私利。[17]（请加注释）
甚至同盟会报纸《民立报》对于本党在参议院的卤莽举动，也持批评态度。血儿称：“参议院于提出之新国务员竟至全数否认，使政府不能早日成立，其失计莫过于此。”章士钊也评论到：“昨报陆总理所提出之国务员参议院悉行反对，致使北京无政府之状态日甚一日，惹外人之轻视，重国内之葛藤，参议院之不顾大体一至于是，此记者所为深惜者也。”啸秋亦悲叹到：“新阁员之不得参议院同意也，国可亡而意气不可息，种可灭而私见不可除，人心死矣，谁能救之？呜呼！此可为痛哭者也。”[18] 同盟会党报对本党参议员严厉批评，又一次生动地说明了民初政党组织极为松散，政党的五个主要部分：领袖、职员（本部、支部）、议员、报纸和本党地方势力各不统属，意见分歧，很难形成一支强大的有组织力量，相比之下，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以个人效忠为纽带，以家长制的权威为中心，这种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组织方式反而更严密有力得多。
来自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人物对袁世凯的支持态度决定了政治形势的基本格局。袁世凯在取得优势之前，非常注意对各省实力派的拉拢。六总长否决后，袁世凯于22日通电各省都督备诉苦衷：“十八日提出参议院，乃提出之后颇闻院内议论不能一致，深恐一旦决裂，无可挽回，特具函请其展缓投票，再行协商，世凯之委曲求全，盖已无所不至。不意此日参议院宣言此函作为无效，即日投票，六总长全数否决。此六人者，或久历外邦、或有功民国、或学有专长、或富有经验，纵不能全予同意，亦何至无一可用之才，乃始则拒绝协商，继则全体否决。”[19]
各地实力人物们没有让袁世凯失望，“黎副总统及沿江各都督俱电致袁总统，以参议院不足代表国民公意，若再拘执党议必至亡国，语皆激烈沉痛。”[20]黎元洪电曰：“六部改组，竟成泡影，谁为厉阶？遂使莽莽神州陷于无政府地位。国之不存，党于何丽？筹思及此，五内俱焚。……惟有诉请各都督共扶危纲，以救危局。”[21]此电明显暗示凭各督实力压迫参议院，甚至置参议院于不顾。江苏都督程德全电称：“民国告成，已越半载，建设之事百无一闻，尔来党见分歧，争持激烈，内阁竟难成立，大有陷于无政府之险象。溯我民国缔造之初，奔走国事力尽义务者，皆爱国之志士及忠勇之军人，其他侪辈率皆匿迹销声，不知所在。目下局面粗定，向之伏处不出者，今则大言庞庞，党同伐异，悍然破坏大局而不顾，我军人志士生命血肉所构成之民国，行将断送于空言横议之徒，言念及此，能无痛恨！”[22] 此电则明显暗示军人可能干涉政局，一贯以稳健著称的程德全竟如此激烈，影响更大。统一共和党的主要实力赞助者云南都督蔡锷电京，“痛斥统一共和党为卑污无耻，淆乱国是，宣告脱党。”[23]另外，直隶都督张锡銮、河南都督张镇芳、浙江都督蒋尊簋、第二军军长徐宝山、第五军军长朱瑞等皆通电声讨参议院，各省军政要员大多致电参议院谴责，一时间参议院每日函电盈尺。[24]（请加注释）江苏省议会亦通电称：“参议院前日信任总理，甫经旬余，未见政事成败之迹，忽又以不信任闻，国民索解不得，益滋疑骇。贵院诸君宁不以国为前提，国苟不存，党于何有？”[25]北京军警也连日集会示威，向参议院施加压力，原湖北第四镇统制邓玉麟（此时在京）竟致函参议院，声称议员不惜亡国，军人即不守法，誓必以铁血溅之，引起议员恐慌。[26]（请加注释）此时，袁世凯通过国务院通电请各省选派代表三人驻京，直接与中央保持联络，明显有架空参议院之意，解散参议院、大总统直接任命国务员待正式国会解决的呼声也不时响起。[27]（请加注释）
有了各地实力人物的支持，袁世凯压服参议院的决心越发坚定了，总统府传出消息：“此次提出阁员，尽可再不通过，好在能做阁员者甚多，再通不过，政府又再提，又再通不过，政府又再提，只要议会本身能站得住。”[28]袁世凯首先召见陆徵祥，“语之云：日俄外交紧迫，君之辞职，于国危否？请凭良心筹之。”陆沉吟良久，“慨然云：我本抱牺牲一切之见，总统既掬诚相示，我决不再辞。”[29]稳住了陆徵祥之后，袁世凯本可更加强硬一些，但他并不出此，却于21日约见全体参议员疏通意见。这正是袁世凯的成熟老练之处，不到有绝对把握之时，决不轻言决裂，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在表面上则尽量满足对方的虚荣，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反对。是日大雨滂沱，议员到者77人，袁世凯的演说很客气也很严肃，在介绍了国内、国外的险恶形势后，他说道：“贵院与政府一德一心共谋救国，譬诸同舟遇风，国民为乘客，诸君为船主等职员，居发踪指示之地位，鄙人勉为舵工，受命以行于所欲达之方向。若因不受命而误方向，鄙人之罪，若指示不适宜，诸君宜有以对乘客。一切惟希谅察。” 袁世凯口才极好，“演说大气盘旋足以囊括一切”，[30]并且富于表演天才，“神情激越，声泪俱下”，远非陆徵祥可比，相当一部分议员本无定见，多数“鼓掌感动”，[31]副议长汤化龙致答词亦称：“各地秩序渐复，全赖大总统之威德，同人实深感戴。至外交、内政，但政府定有方针，本院无不同心赞助。”[32]就这样，参议院与袁政府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在各方面出乎意料的强大压力之下，许多参议员的态度已经明显转变，加之袁世凯的软硬兼施，参议院中改组内阁的狂热梦想已经显得不切实际。参议院的组成实际是一种联邦制的结构，各省不分大小选派5名议员代表地方，失去了地方的实力支持，纸上的法律不能给参议院带来任何力量，而且作为人民代表的议员也不得不服从舆论的总体趋向，这是代议制的基本原则。参议院只能屈服，也只有通过屈服才能幸存下来，否则就可能毫无困难地被解散或改组。统一共和党无“全体辞职之决心”，已放弃倒阁，对新提出的六名国务员，决定同意范源濂、许世英，对周学熙自由投票，不同意陈振先、朱启钤、蒋作宾，只有谷钟秀等少数不肯妥协，随即提出弹劾总理案，但以出席人数不足无法开议；同盟会内部分歧，已无法坚守原意，大致成为自由投票的状态；共和建设讨论会劝共和党组阁不成，汤化龙、刘崇佑也无法再坚持倒阁，只是拒绝到会投票，以示消极。[33] 7月26日对于再次提出的国务员举行投票，到会议员91人，旁听者竟有300多人，虽然预料多数议员态度已经转变，但气氛仍相当紧张，共和党中性格最为暴烈的刘成禺竟然携枪入场，旁听席中更有带枪的危险人物––––号称要血溅议员的原湖北第四镇统制邓玉麟，考虑到第二天即7月27日河南省议会就发生死伤9人的枪击惨案，当时参议院中流血的危险并不是虚幻的。好在投票结果周学熙（财政）得54票、范源濂（教育）得70票、许世英（司法）得70票、陈振先（农林）得57票、朱启钤（交通）得47票获得通过。议员中全投赞成票的有39人，应该是共和党；全投反对票的只有11人，应该是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中的少数强硬分子；另有41人多数投赞成、少数投反对票，是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的转变立场的多数派。只有原陆军次长蒋作宾改任工商总长明显不妥，只得44票（仅差2票）被否决，8月2日又提刘揆一也获通过，陆徵祥内阁总算在名义上成立了。[34]（请加注释）
四、结语
经过陆内阁危机的较量，议会和政党的声誉的越发降低，越发孤立无援，地位岌岌可危，而袁世凯的威望明显上升，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地位日益巩固。《民立报》引外电报道；“袁总统经此挫折，益显其强毅之态，此后恐参议院将不易施其掣肘之术。”[35]此后，这一升降模式不断重复，日积月累，直到袁世凯取得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本来，在民国元年袁世凯能够控制的只有几师的兵力和三省地盘而已，在全国八十多个师的兵力和二十几省地盘中并无支配性力量，但是他通过苦心经营把为数众多的中间力量逐渐拉拢到自己周围，一点一点变得强大起来；反观代表新兴力量的议会和政党，本来就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长期积累的合法性，在革命之后声望和势力急剧升高，却不能以如履薄冰的态度谨慎保持，以为大功告成、惟我独尊，提出多数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政策，结果把庞大纷杂但举足轻重的的中间力量推到对手一边，随着基础和力量一点一点丧失，到1913年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彻底击败。
原稿发表于《近代史学刊》第9辑（2012年5月）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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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公报》1912年6月22日。
[2] 1912年6月29日参议院会议速记录，见1912年7月9日《政府公报》附录。
[3]《共和党主张超然内阁通告全国政团电》（1912年6月20日），《时报》1912年6月22日，见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页。
[4] 1912年6月29日参议院会议速记录，见1912年7月9日《政府公报》附录。
[5] 《答<民立报>特派员问》（1912年10月7日），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22页。
[6]《政府公报》1912年6月22日。
[7]《组织第二次内阁之结果》，《申报》1912年7月27日。
[8] 《呜呼统一共和党之作用》，《申报》1912年7月23日。
[9] 北京特派记者函：《否认阁员旁观录》，《民立报》1912年7月26日。
[10] 1912年7月18日参议院会议速记录，见1912年8月《政府公报》附录。
[11]《二次阁员否认后之各政党》，《申报》1912年7月29日。
[12]《北京统一共和党本部电》，《申报》1912年7月24日。
[13]《组织第二次国务院之结果》，《申报》1912年7月26日。
[14]《组织第二次内阁之结果》，《申报》1912年7月27日。
[15]《组织第二次内阁之结果》，《申报》1912年7月27日。
[16]《二次阁员否认后之各政党》，《申报》1912年7月29日。
[17] 《组织第二次国务院之结果》，《申报》1912年7月26、27、28日连载。
[18]行严：《北京政局之大波动》，血儿：《时局伤心谈》，啸秋：《哀哉人心死矣》，《民立报》1912年7月21日。
[19]《北京大总统电》，《申报》1912年7月28日。
[20]《北京电》，《申报》1912年7月22日。
[21]《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222页。
[22]《程雪楼痛责参议员》，《申报》1912年8月1日。
[23]《北京电》，《申报》1912年7月21日。
[24]《公电》，《申报》1912年7月27日。
[25]《江苏省议会电》，《申报》1912年7月25日。
[26]《北京电》，《申报》1912年7月26日。
[27] 《申报》1912年7月24、25日。
[28]《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第222页。
[29]《北京电》，《申报》1912年7月22日。
[30]《总统招待参议员》，《申报》1912年7月28日。
[31]《北京电》，《申报》1912年7月22日。
[32]《总统招待参议员》，《申报》1912年7月28日。
[33]《咄咄不可思议之总理弹劾案》，《申报》1912年8月3日。
[34] 《申报》1912年7月27日、8月3日。
[35]《西报译电》，《民立报》1912年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