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定学:“合而为一”是一个正确的哲学命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5 次 更新时间:2012-06-30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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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定学  

内容提要:1964年,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的哲学争论,杨献珍先生所提出的“合而为一”被批判为“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和“修正主义理论”。本文认为,“合而为一”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哲学命题,离开了“合而为一”,很难全面、正确地揭示矛盾和对立同一规律,所以“合而为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杨献珍先生用“合而为一”来解释矛盾和对立同一规律,委婉地批评毛泽东关于矛盾只“分”不“合”、只斗争无合作的错误观点,试图从哲学的角度纠正毛的极端主义和片面性,纠正日益猖獗的“斗争哲学”和极左思潮,这种不畏权势、敢于独立思考、勇于批判错误潮流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必将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闪光的一页!

1964年,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震惊全国的哲学大争论,这就是“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之争。“一分为二”、“合而为一”原本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所提出的两个哲学命题,所谓“一分为二”是指一个统一的事物分裂成为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而“合而为一”则是指两个对立面构成一个统一的事物。毛泽东认为矛盾的真谛就是“分”,就是一个统一的事物分裂成为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就是两个对立面进行绝对的斗争,所以他经常用“一分为二”来表述、解释矛盾和对立同一规律。中国明末清初的哲学家方以智最早提出“合而为一”这个哲学命题,他认为“两者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也,相反相因,因二相济,而实无二无一也。”“交也者,合而为一也。”[1] 1964年4月,中国著名哲学家、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在中央党校讲课时,阐述了自己对“合而为一”的认识,他认为“合而为一”的“合”字,就是构成的意思。它和“不有两,则无一”“合有无谓之元”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一是由二构成的,统一的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这都是中外思想家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表述方法。[2] 毛泽东认为矛盾就是“一分为二”,而杨献珍却认为,“合而为一”也是对矛盾和对立同一规律的一种表述。对“合而为一”“一分为二”的不同认识原本只是学术之争,然而,毛泽东却表态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而合而为一恐怕是修正主义”,“伟大领袖”一声令下,于是这场学术之争就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政治大批判和大围剿,“合而为一”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杨献珍也被撤消职务,“文革”中又被投入监狱,“监护审查”达8年之久,而支持、赞成“合而为一”的人也都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之争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争论的两个主角——杨献珍和毛泽东——都已离开了人世,虽然杨在毛死后得到了平反,但是,“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在学术上的争论仍然没有盖棺论定。杨献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经对中央党校青年教员解强说:“我至今弄不清楚‘合二而一’错在哪里,如果有人能够说明它与‘一分为二’的关系,我会衷心感谢他。”[3] “合而为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哲学命题?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合而为一”?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反思、探讨这些问题,希望能从理论上阐明“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的关系,希望能给“合而为一”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告慰杨献珍先生的在天之灵。

1964年批判“合而为一”的时候,作者正在高中读书,由于热爱哲学,所以对这场大批判十分关注,那时我就认为,“合而为一”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一分为二”也并不全面,我的这些认识也被学校批为“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成为我的一大罪状。近半个世纪以来,作者反复思考、反思、探索这些问题,作者认为,毛泽东以及当年的批判者们对“合而为一”的批判和攻击是蛮横无理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大批判也是错误的,“合而为一”根本不是什么“形而上学”和“修正主义”,而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哲学命题。“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并不矛盾,二者分别表述、解释了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方面,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假如缺少了“合而为一”或“一分为二”,都无法对矛盾和对立同一规律做出全面、正确的解释。我们为什么说“合而为一”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哲学命题?为什么说“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并不矛盾?为什么说它们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呢?我们的理由如下:

(1)“合而为一”是“一分为二”的基础,假若没有“合而为一”的“一”,那么“一分为二”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毛泽东说矛盾就是“一分为二”,所谓“一分为二”就是指一个统一的事物分裂成为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然而,一个统一的事物又是如何分裂成为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的呢?可以肯定的是,首先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事物”,然后这个“统一的事物”才有可能“分裂成为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假若这个“统一的事物”根本就不存在,那又如何能够“分裂成为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呢?这就是说,在“一分为二”的时候,首先必须有“一”( 即“统一的事物”)的存在,然后才有可能“一分为二”;假若“一”( 即“统一的事物”)根本就不存在,那么“一分为二”也就根本不可能发生。那么,这个“一”即这个“统一的事物”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科学和无数的事实都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由更小的事物或元素组合而成的,也就是说,所有“统一的事物”都是通过“合而为一”的方式构成的。正是由于“合而为一”“合”成了那个“一”,这才为“一分为二”奠定了基础,而“一分为二”才有可能发生。

作者在《究竟什么是矛盾》一文中曾明确指出,矛盾的本质是关系,它所反映的只是事物之间一种特殊的关系,而构成这种矛盾关系的主体则是事物。[4]这就是说,必须先有事物这个主体,然后矛盾关系才有可能形成。那么,主体即事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系统论告诉我们,事物或者说系统是由元素组合而成,而“矛盾的主体”也是由相应的元素组合而成的,这就是说,必须先有若干元素“合而为一”,“矛盾的主体”才有可能产生。当元素“合而为一”形成了“矛盾的主体”之后,主体之间才有可能发生关系,才有可能产生、形成矛盾。例如工人和资本家是一对矛盾,但必须先有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矛盾主体”的存在,二者才有可能产生、形成矛盾;假若在远古时代,工人和资本家还没有出现,那二者的矛盾也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没有元素之间的“合”,没有“合而为一”,就不会有事物,不会有世界,也不会有“一”。假若没有事物和世界,假若没有“一”,哪里又来的“一分为二”?哪里又来的矛盾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矛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是相辅相成的,有“分”必有“合”,有“合”也必有“分”,二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够更全面地揭示矛盾。毛泽东只承认“一分为二”,不承认“合而为一”;只承认“分”,不承认“合”,并且把“一分为二”与“合而为一”、 “分”与“合”完全对立起来,这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十分荒谬的。

(2)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无休止的“一分为二”。

毛泽东完全否认“合而为一”,认为矛盾就是“一分为二”,矛盾的精髓就是“分”,这就是说他认为矛盾就是一个纯粹的、无休止的“分”的过程。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纯粹的、无休止的“分”吗?假若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无休止的“分”,假若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内部都进行着无休止的“分裂”,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就必然会成为一个分崩离析、支离破碎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就必然会土崩瓦解,变成一盘散沙,而世界也将不成为世界。正如曾彦休先生所说的那样:“1964年,全国大批‘合而为一’,说宇宙间的一切永远只有‘一分为二’,而绝无所谓‘合而为一’。照此,就水也没有了,人也没有了。”[5] 所以,毛泽东关于只有“一分为二”、 绝无“合而为一”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

有人可能会辩解说,毛泽东所说的“一分为二”并不完全是指事物的“分裂”,而是指对立面之间的“斗争”。然而,对立面之间也并不是只有“斗争”,更不是无休止的“斗、斗、斗”,因为对立面之间也存在着和解、团结与合作,也存在着“合而为一”。 例如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成为两个国家——东德与西德,东德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而西德则属资本主义阵营,二者互相对立,形成了一对矛盾。然而在20 世纪的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柏林墙被推倒,东德加入了西德,对立的双方“合而为一”,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3) “合而为一”、“一分为二”是矛盾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二者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若干元素通过“合而为一”构成了“一”,即一个“统一的事物”,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这个“统一的事物”的内部又出现了对立,于是对立的双方“一分为二”,分裂成为两个对立面。当两个对立面形成之后,二者之间又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例如斗争、对抗、团结、和解、合作,等等。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它们的改变,而随着两个对立面的改变,那个“统一的事物”也会发生大的改变,甚至有可能解体。“统一的事物”改变了、解体了,构成这个事物的诸元素(有时还会加入新的元素)又会重新组合,并构成一个新的“统一的事物”,这就是新的“合而为一”。从“合而为一”到“一分为二”,再从“一分为二”到新的“合而为一”,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表达如下:

……——“合而为一”——“一分为二”——新的“合而为一”—— ……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在矛盾的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着“一分为二”,也存在着“合而为一”, 二者是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们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兴衰史,起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合而为一”),但由于王朝内部矛盾丛生,对立面之间互相争斗、残杀(“一分为二”),最后这个王朝灭亡,一个更新的王朝建立(新的“合而为一”),所以王朝的兴衰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合而为一”和“一分为二”不断交替的过程。我们以周朝为例,周朝之前是商朝,商朝的后期天下大乱,武王伐纣灭商,并于公元前1046年建立了新的王朝——西周,从此国家趋于统一,这就是一个从“一分为二”到“合而为一”的过程。但周王朝建立之后,它的内部也逐渐产生了复杂的矛盾,各种对立面互相争斗、残杀,于是国家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分裂、动荡和战乱时期,这就是“一分为二”的阶段。经历了长达500余年的战乱之后,秦始皇终于在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秦,于是又形成了新的“合而为一”。

从“合而为一”到“一分为二”,再由“一分为二”到新的“合而为一”,通过矛盾的发展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出,“合而为一”、“一分为二”是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互相交替,构成了曲折的矛盾发展过程。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矛盾的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着“一分为二”,也存在着“合而为一”,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合而为一”就没有“一分为二”,没有“一分为二”也不可能有“合而为一”,二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合而为一”和“一分为二”分别揭示了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方面,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矛盾,所以矛盾既是“一分为二”,又是“合而为一”的。

根据以上结论,我们就有可能对“合而为一” 做出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合而为一” 揭示了矛盾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方面,离开了“合而为一”,我们很难全面、正确地揭示矛盾和对立同一规律,所以“合而为一”完全是一个正确的哲学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长期以来,毛泽东认为矛盾就是“一分为二”,就是对立面之间无休止的分裂和斗争,这种只“分”不“合”、只斗争无合作的矛盾观,必然会导致极端主义和片面性,必然会导致“斗争哲学”和极左思潮,必然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作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和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先生对毛泽东的矛盾观是非常清楚的,然而,他仍然坚持用与“一分为二”迥异的“合而为一”来解释矛盾和对立同一规律,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他这是在委婉地批评毛泽东,批评毛关于矛盾只“分”不“合”、只斗争无合作的错误观点,并试图从哲学的角度纠正毛的极端主义和片面性,纠正日益猖獗的“斗争哲学”和极左思潮,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这种不畏权势、敢于独立思考、勇于批判错误潮流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哲学家范缜,撰写《神灭论》,与梁武帝萧衍以及御用学者64人公开论战,其不畏权势、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和风骨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杨献珍先生的精神和风骨堪与范缜媲美,他必将会像范缜那样,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闪光的一页!

2012-6-23于郑州

注释:

[1]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9页。

[2] 《杨献珍文集》,第1卷,第304-305页。

[3] 梁志学、陈 霞:《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对“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反思》,《博览群书》2007年第7期。

[4] 陈定学:《究竟什么是矛盾》,见爱思想网—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5] 曾彦休:《斗争哲学曾被认为是反共哲学》,《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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