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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肯尼亚宪法改革模式与埃及革命模式——非洲两国模式比较及启示

更新时间:2012-06-30 10:26:45
作者: 李勇  

  尽管这些年埃及的国家财富增长不少,但认为自己“生机勃勃”的比例自从2007年一直在降低,“遭受痛苦”的人则与其他国家比起来高很多,埃及的比例大约为31%,而利比亚为8%,苏丹为13%。仅仅最富有的20%的埃及人认为2010年比过去的一年更好。

  2、国家自身的缺陷

  公众对于政府提供的创业机会、就业机会、可预的经济条件、住房、社会服务、公共交通、自然环境、教育水平、年轻人发展的潜力激发等方面的满意度都呈下降趋势。2010年调查显示,仅房地产价格2010年较2009年就增长了10%;在保护环境方面,26%的民众满意目前政府对于保护环境所做的努力;而2009年的数字为41%;对教育体系的满意度也从2009年的61%跌到了2010年的56%。

  3、民主愿望得不到实现

  调查显示,埃及人除了崇拜西方的技术,还有他们的民主思想。97%的人希望制定一部“新宪法”并保障言论自由;而四分之三的人提出了类似于埃及实现自由的希望。埃及人认为,民主能够促进社会进步,但在埃及无法实现。革命前认同这个思想的比例高达89%。是盖洛普调查的150个国家中比例最高的。而仅有4%民众认为,他们能够向官方表达他们的意见,这组数据则是被调查的150个国家中最低的。

  2005年和2010年,埃及分别进行了两次政治选举。但代表们并没有真正成为民众的意见代表,民众也无法向代表表达自身的利益。由于这些政治挫折,埃及人对自己自由的满意度再创新低。由2005年的77%将至2010年的47%。

  (二)革命后埃及人的现状及愿望

  1、坦诚当前状况恶化但对未来充满希望

  2011年6月,盖洛普中心为了继续探寻埃及走向,在埃及一次革命刚刚结束,即2011年3、4月间对埃及境内不同地区、年龄超过15周岁的1000个埃及公民又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调查。调查显示,人们不再相信任何领导,没有政治党派的支持率超过15%。埃及的经济局势、有关人民生活的医疗保障等正在恶化。更多的人表达了对犯罪率升高的担忧。受访者对当前生活水平的预期与前四季度相较呈下降趋势;但对未来的预期则有更多的埃及人表示乐观。83%的人认为,这个社会将会变得更公平、更自由。有趣的是,这次革命后,尽管埃及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但更多的埃及人原意留在埃及,而不移民他国。盖洛普调查了2008年、2009年秋、2010年春、2010年秋,2011年春对当前生活标准的满意度,分别为72%、79%、76%、70%、63%。也就是说公民对于革命后的生活满意度最低,但却有更多的人愿意呆在国内,是这五个时间点中最高的。这也表明从长远看,埃及人对国家的信心。在“后穆巴拉克时代”,64%的埃及人认为,这个国家可以通过构建民主政府来解决埃及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比较而言,只有34%的人认为这个国家必须由一个强人执政才能变得更好。

  2、理性对待重建

  埃及人相信非暴力的方式是纠正社会不公的最有效的方式。在对待传统的宗教问题和宗教冲突上也表现出冷静、理性的态度。在宗教问题上,埃及人表现出了中东少有的宽容态度,三分之二(67%)的埃及人不反对他的邻居有其他的宗教信仰,这个比例在中东地区仅次于黎巴嫩的76%。这为宗教多元化和宗教宽容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针对宗教领袖的地位,调查问卷提出,(1)宗教领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建议作用;(2)宗教领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绝对的权威;(3)宗教领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发挥作用。(4)不知道。关于这个问题答案的比例分别为69%、14%、9%、8%。

  3、对未来领导人的希望

  这次民众还对未来领导人提出以下希望:(1)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伴去保证国家实现健康的过渡。埃及领导人必须举行人民所希望的自由与公正的选举和宪法公投。接受采访的十分之九的公民希望选举是公正、公开和真实的。在三月的宪法公投中,司法监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0%的公民对司法体系有信心,认为未来的选举应当继续利用司法监控系统。94%的民众对军队保障选举有信心,并希望电视等媒体能够教育和鼓励民众去投票。(2)创造新的商业和工作机会。(3)通过强化国家统一和公民平等增进宗教间的和谐,而不是简单地推进“世俗国家”。(4)改革当地政府和机构。包括:地方的管理者从政治指派向直接选举过渡;研究创建当地警察部队的可行性来代替国家警察,重建对警察的信任;通过社区共建,邻里互助降低犯罪率。(5)全身心地去解决“巴以冲突”(6)重塑埃及形象,与美国构建良好的关系,实现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4、在埃及美国关系问题上希望与怀疑并存

  大约三分之二的埃及人不相信美国是真心实意致力于埃及的民主化建设,68%的埃及人认为,美国不是希望埃及人民能够掌控自己国家的未来,而是正在试图对埃及的未来政治施加影响。在对待美国援助上,虽然埃及当前十分需要经济上的支持,但大部分人(75%)反对美国针对某些特殊政治组织进行援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88%的民众仍然将美国作为他们的建国榜样。这也说明埃及人对待美国援助方面的冷静态度。他们明确反对的是美国的有目的的政治援助,而不是反对美国的政治原则。

  民众对美国提出以下建议:(1)通过支持民主原则保护埃及政体的独立性,而不是支持个别政治派别。(2)把资金投在那些社会需要的、可视的贸易中,而不是所谓的“民主促进”上。(3)全身心地去解决“巴以冲突”。

  (三)教训

  当然,这次埃及革命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和经济的巨大损失。包括:1、造成巨大的人员伤害。这次革命和示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其中很多是年轻人。2、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旅游业是埃及主要经济支柱,为埃及提供13%的就业岗位和11.3%的GDP。由于政局动荡,今年埃及游客数量比与去年同期减少40%,损失超过20亿美元。埃及800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占40%,30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50%。3、革命的果实有被武力拥有者窃取的可能。在政治层面,革命将独裁者穆巴拉克送进了囚笼,却可能迎来军人独裁,“除了没有穆巴拉克,其他一切都没改变”。军方在交权方面拖拖拉拉,军方控制的临时政府还在2011年10月份提出了制定“新宪法”的“指导方针”,规定100人的制宪委员会中,80多人要由军方指派;未来军方行事和军方开支,不受文官政府监督。这样的政治进程,完全背离了埃及社会的期待。

  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民主模式,埃及的未来朝哪个方向过渡埃及人当前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毫无疑问,更广泛的全民参与,明确选举条件,宪法改革的范围和顺序等将成为埃及未来必须要做的。而当下,军队在埃及民主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建立独立的司法体制,有效的安全部门都是必不可少的。

  

  三、两种模式的比较及启示

  

  (一)社会过渡方式不同

  肯尼亚模式的社会过渡方式是由上而下的,是统治者面临内外双重压力以及社会机遇顺应历史潮流而为。而埃及模式则是自下而上的,是底层发现改革无望而诸多社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后的失望最终演化而成。

  (二)社会破坏程度不同

  肯尼亚模式只在零星枪响后就实现了宪法改革,对于社会及经济的破坏性很小;而埃及模式则造成了大量的伤亡,经济损失也比较惨重。

  (三)宪法理性程度不同

  肯尼亚宪法改革确定后,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因此有时间、有条件进行广泛的社会讨论和比较全面的理性型构;而埃及则是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可以说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没有明确的一揽子纲领,因此来不及理性型构宪法,革命后在社会中还存在巨大的思想差异,只能依靠革命后不断试错,从而找到社会治理中共同接受的方案。

  (四)公民意识的普及不同

  公民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正常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培养公民意识一方面是权利意识,一方面是规则意识,也就是守法意识。二者往往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毕竟守法的前提是能够保护公民权利的良法。肯尼亚宪法制定过程中广泛征询意见,几乎每一个公民都能够深刻理解社会科学特别是宪法科学的科学性,成为一次重要的有利于社会治理的公民意识普及活动,未来也会更加理性平和地争取社会进步。而埃及模式则激发了人们不遵守法律通过暴力解决问题的意识。埃及本来就有不管“有理没理”都去游行示威的惯例,这次革命必然会加重这种意识。

  (五)社会效果不同

  肯尼亚模式实现了权力合法化,而实现的途径并未大幅度触及原来社会成员的核心利益,从长远而言也就是维护了他们的利益。肯尼亚模式通过社会公平体制的重构,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而埃及模式则彻底剥夺了穆巴拉克为代表的传统势力的利益。埃及革命者明确表示,所有穆巴拉克及其家族在位时剥夺的广大人民的财富都要“吐出来”,而穆巴拉克这位阿拉伯世界的枭雄在笼中受审的一幕也足以让人震撼。然而,革命的果实现在仍然没有完全回到民主派的手中,反而被军方所窃取。

  虽然尚不具备充分的时间条件检验肯尼亚宪法改革与埃及革命后的效果。但可以想见的是,制度,特别是顶层制度设计科学,其他权力配置就会更顺畅,经济运行就会更有活力,人民的权利就会更加有保障,人民生活就会更加有尊严和顺心。所谓顶层制度设计科学,核心就是宪法设计科学。判断一部宪法是否科学,关键在于是否是符合人性,符合人性的宪法既有助于促进社会公正,也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人性中有善有恶,有野心有欲望也有互助友爱的一面。激发人性的野心就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比如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倡导人权后,同样大小的中国土地却养活了比改革开放前多很多的人口。把人性中的恶设置上枷锁,通过权力分立与制约,权利滥用的限制以及责任与义务把恶性放在盒子里,那些妄图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人随时都可能被确定无疑的制度所惩罚。同时张扬人性中的“善”,用制度保障“善”得到尊重和鼓励,促进人的素质提高和社会良好风气形成。

  

  注释:

  感谢洪堡学者肯尼亚的peter otieno以及埃及的Ayman Abdel-Hamid,Hamada Elsayed Ali提供的很多宝贵资料。

  参考文献:

  [1]The constitution of Kenya revised edition(2001)(1998)

  [2]The constitution of Kenya(2010)

  [3]A New Constitution for Nairobi by Joel D. Barkan and Makau Mutua

  [4]Egypt: The Arithmetic of Revolution by ABU DHABI GALLUP March 2011

  [5]Egypt From Tahrir to Transition by ABU DHABI GALLUP June 2011

  [6]Popular Protest in North Affica and the Middle East(I): Egypt Victorious? Middle East/North Africa Report N°101 – 24 February 2011

  

  出处:《政法论丛》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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