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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成:不可忽视GDP——当前中国经济走势分析

更新时间:2012-06-21 09:28:03
作者: 刘树成 (进入专栏)  

  我们简要回顾一下2008年应对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侧重点由“保增长”到“稳物价”,再到近期转为“稳增长”的过程。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的两年半期间,为了迅速扭转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趋势和促进经济企稳回升,宏观调控的侧重点是“保增长”。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了“一揽子”刺激计划,到2009年第二季度之后,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急速下滑的态势,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总体回升向好,走出一个“V”形回升轨迹。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9.2%,仅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2010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10.4%。随着经济回升和货币信贷超常增长,从2010年1月起,物价开始新一轮逐月攀升,连续破三、破四、破五,到2010年11月居民消费价格月同比上涨率攀升至5.1%。

  在此背景下,201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强调“坚决防止借‘十二五’时期开局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强调“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这样,在“稳物价”的努力下,2011年7月物价涨幅攀升到6.5%的峰值后,又逐月回落下来,到2011年12月回落至4.1%。与物价涨幅的回落相伴随,201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至9.2%,比上年低1.2个百分点。进入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5月份回落至3%,这就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宏观调控实施适度宽松的微调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到2012年5月,当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以及进出口增长等经济指标出现明显下降之时,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此,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与2008年至2010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相比,这次的刺激力度不需要那么大。这样,如果国内外经济环境没有重大的意外冲击,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进入小幅回升通道,明年经济增速有望略高于今年。

  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看,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第11轮周期)。到今年年底,本轮周期已进行3年。2010年、201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4%和9.2%,2012年预计为8.5%。本轮周期不会像第9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2+7”周期,即2年上升期加7年平稳回落期;也不会像第10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8+2”周期,即8年平稳上升期加2年回落期。本轮周期有可能走出一个新的轨迹,即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

  

  四、内需动力:重消费,但不可忽视投资

  

  与前述忽视GDP倾向相伴随的,还有忽视固定资产投资的倾向。

  有学者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的动力结构不可持续,必须改变。这里,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说近十余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的动力结构需要改变,这是正确的。因为统计数据表明,近十余年来(除2005年),我国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和拉动。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则不符合实际情况。从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的统计数据看,1979年—2001年的前23年间,除1993年、1994年、1995年的3年外,其他20年均是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大于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只是从2002年起至2011年的近余十年间(除2005年),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才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同时,数据表明,1979年—2011年的33年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5%的只有10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超过2个百分点的只有7年。从支出法GDP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并不起主导作用。

  近十余年来,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主要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结果。在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既会带动消费上升,也会带动投资上升,但相比之下,对投资的带动更大,这也反映在支出法GDP总量中,投资所占的比重即投资率不断上升,而消费所占的比重即消费率连续下降。图中绘出了我国1952年—2010年消费率、投资率和城镇化率3条曲线。从图中看到,消费率从2001年—2010年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投资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1年的48.2%,下降了14.1个百分点。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11年的49.2%,上升了13.9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率首次超过消费率。

  从图中我们还看到,2001年—2011年,城镇化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与投资率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关系。1952年—2011年,从投资率与城镇化率的相关关系来考察,可以分为七个阶段(见图):

  (1)1952年—1960年的9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初期阶段,投资率上升,城镇化率亦上升。城镇化率由1951年的11.8%,上升到1960年的19.7%,年均上升0.88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同向上升中的强正相关,相关系数高达94%。

  (2)1961年—1964年的4年,处于“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期,投资率下降,城镇化率亦下降。城镇化率由1960年的19.7%,下降到1964年的18.4%,年均下降0.33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同向下降中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51%。

  (3)1965年—1977年的13年,这是处于“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投资率上升,但城镇化率下降(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镇化率由1964年的18.4%,下降到1977年的17.6%,年均下降0.06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一上一下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56%。

  (4)1978年—1982年的5年,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调整期,投资率下降,而城镇化率上升。城镇化率由1977年的17.6%,上升到1982年的21.1%,年均上升0.71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一下一上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98%。

  (5)1983年—1993年的11年,投资率上升,城镇化率亦上升,与上述第(1)个阶段相同。城镇化率由1982年的21.1%,上升到1993年的28%,年均上升0.62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同向上升中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55%。

  (6)1994年—2000年的7年,这是一个应对1992年—1993年经济过热和随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时期,与上述第(4)个阶段相同,投资率下降,而城镇化率上升。城镇化率由1993年的28%,上升到2000年的36.2%,年均上升1.1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一下一上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96%。

  (7)2001年—2011年的11年,这是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投资率明显上升,城镇化率亦明显上升。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上升到2011年的51.3%,年均上升1.37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率上升最快的时期。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像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样表现为强正相关,相关系数高达94%。

  可见,近十余年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主要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结果,有其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还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城镇化过程。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今后一段时期内,城镇化率的提高不一定有前十年那么快,但是还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质量的进一步提高,都还需要适度的投资。同时,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不是说说而已,也需要一定的投资。比如:发展现代农业;加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保障房等民生工程建设,都需要一定的投资。要重在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向我们的经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在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中,我们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据此,我们要重消费,但也不可忽视投资。一定的、适度的投资,仍然是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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