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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黎元洪的“人性” 

更新时间:2012-06-20 09:10:40
作者: 余世存 (进入专栏)  

  

  黎元洪 (1864年—1928年)字宋卿,汉族,湖北黄陂人。1888年,入海军服役。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继任总统。1928年6月3日,因脑溢血在天津去世。死后,以国葬的形式葬在土公山(现华中师范大学东南门附近)。

  

  对历史人物的解读和评论是一件冒险的事,我们极易囿于时代的偏见或误判,或谬托知己。举例来说,生活在阶级斗争年代的论者一定相信,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拖出黎元洪来做他们的领袖,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与软弱性”;而以为自己站在人性立场上的人则会分析,黎元洪是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墙头草”……这些说法都有其自身立场上的正确性,但跟黎元洪本人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比起孙中山、黄兴等开国之父,黎元洪被矮化、丑化了。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考察他的一生,其实可以看到:他虽缺少崇高和壮美的风采,但他的宽柔亲和是更具有“现代性”的国民理性。

  黎元洪出身贫寒。父亲黎朝相为谋生到天津投军,黎元洪和姐姐衣食无着。13岁时,父亲接他们到天津,生活才稳定一些。1883年,为了拿奖学金,19岁的黎元洪报考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教育家严复、海军将领萨镇冰等人是其恩师。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黎元洪随舰队北援。舰船被击沉,黎元洪投海后因穿救生衣而逃生。甲午战后,两江总督张之洞深感练兵重要,组建南洋新军。黎元洪投奔张之洞。短短几个月内,帮张建成西式炮台7座、弹药房8间、总药房6间、暗路4道等众多的工程。张之洞亲自手书“智勇深沉”相赠。

  此后,黎元洪成为张之洞最为赏识的将官。但不学无术的将领张彪娶了张之洞的丫环,被称为“丫姑爷”,地位反在黎元洪之上。复杂的官场里,黎元洪表现出了宽容大度、老成持重的性格,人送外号“黎菩萨”,谐音“泥菩萨”。

  1906年,清军改制,黎元洪任协统。次年,张之洞奉调入京,黎元洪则成为南洋新军真正能一呼百应的首领。有人说,晚清两大汉人官僚集团,袁世凯是李鸿章系的继承人;黎元洪是张之洞系的继承人。在某种意义上,南洋新军的文化程度更高,故辛亥革命最终能在南洋新军内部发动。

  武昌起义了,然而彼时黄兴、宋教仁远在上海,孙中山远在美国,义军只能寻找近水楼台,黎元洪众望所归。但他一时作难,躲到部下刘文吉家中。追踪而来的革命党人要他出来,对他喊话:“今日举动,实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对我公绝无残害之理,请公速出,主持大计。”革命党人朱继烈甚至要自杀以逼黎元洪就范。因为这段插曲,黎元洪后来被妖魔化:人们说他是“床下都督”;还说义军到时,他连说“莫害我,莫害我”……这些都没有事实根据。

  10月13日,黎元洪最终同意出任都督。他在革命党人的劝说下剪掉辫子,摸着光头笑道:“有点像弥勒佛了。”一反此前“不合作”之态,即刻主持会议,称“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与诸君共生死”。

  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乘舰艇在长江上观望。他原以为这是一小撮士兵作乱,当听说乱军首领是黎元洪时,顿时绝望。清政府派萨镇冰率舰队前来镇压,黎元洪在给恩师的私信里如此表白:“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萨镇冰见信后沉吟良久,最终选择了弃军而走。

  学者周锡瑞断言:“确定黎元洪领导新的湖北军政府,这恐怕是在武昌起义过程中做出的最关紧要的选择。他成了袁世凯在长江流域的重要同盟者。更重要的是,他创立了一种由军界上流人物与绅士及官僚的支持者结合起来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延续到军阀时代。”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不久,袁世凯被选为大总统,黎元洪仍在湖北。8月,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诱杀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黎元洪平生最为人诟病处即是此举。

  张振武在武昌首义中与蒋翊武、孙武并称“三武”。军政府成立后,他担任军务部副部长,贪污受贿,迅速腐化。但他毕竟是元勋,黎元洪在国人的眼中由“菩萨”变成了“屠夫”。黄兴发电质问,黎元洪回电列举张振武的罪行,说:“但当为民国固金瓯,不当为个人保铁券。”此电一出,舆论才渐渐平息。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身亡,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人流亡海外。没有掣肘的袁世凯把黎元洪当作心腹大患,软硬兼施要他进京。从此,黎元洪只有名位,再无军队实力。这也是北洋军与南洋军的差异,北洋军文化偏低,成为袁世凯及其部将段祺瑞、冯国璋们的私家军,黎元洪统辖的军队没有这种意义的效忠。但黎元洪仍有实力,他的德望也是一种政治力量。为了拉拢黎元洪,袁世凯让第九子做了黎家的女婿。

  袁世凯想当皇帝,曾数次试探黎元洪口气。有次问他:“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接着马上又表白:“这些人当然是胡闹。”黎元洪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做了皇帝,怎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帝制闹剧甚嚣尘上时,黎元洪说:“项城(即袁世凯)如有野心变更国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但袁世凯决心更大,黎元洪以辞职的方式消极抵制。称帝失败,袁世凯的政治遗产落到段祺瑞之手。1916年6月7日,在段祺瑞的支持下,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半年后,他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精英云集北大,中国的头脑风暴终于诞生。有报道说:“北京政府有这个度量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到国民党人蔡元培手里,在北洋时代,没有谁比黎元洪当政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

  但头脑的风暴尚不能左右肢体的乱动。段祺瑞认为黎元洪是自己一手扶上总统宝座的,打心眼里瞧不起他。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曾写通知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所有总统的信件皆要送到国务院开拆,直到徐世昌一日来访,问及所寄的信件,黎元洪才知晓此事。还有一次,徐树铮送公文盖印,内容是山西省变动3名厅长,黎元洪问原因何在,徐树铮竟不耐烦地说:“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

  1917年,段祺瑞绕开黎元洪跟日本签订军事借款,媒体披露后舆论大哗。黎元洪借机罢免了段祺瑞。徐树铮联合北洋督军准备在天津建立临时政府,推翻黎元洪,再拥段祺瑞上台。没有武装实力的黎元洪病急乱投医,邀请张勋入京调停,不料张勋倒戈,反而让溥仪复辟。

  北京城里再挂大清龙旗。为挽救民国,黎元洪不计前嫌,致电身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让他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又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

  平定张勋之后,段祺瑞亲自接黎元洪回总统府,黎坚辞不愿当总统。少了黎元洪的北京政府,就像少了黏合剂,大批议员南下,在广州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一国出现了两个政府,民国至此彻底分裂。一个悠久的文明国家的政治舞台不得不由暴力决定一切,历史学家称此为“民国史上之最大不幸”。

  透过这种戏剧化的大时代中的人物命运,我们大概能够想到,黎元洪非通常所理解的那么简单。他绝不是一个投机分子,也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弱者。通观黎元洪一生,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情感丰富、有人格尊严的中国人。他自己承认,辛亥革命以后,“我虽然三度因缘际会,有两戴总统桂冠的风光,但更多的是交瘁的身心和梦魇般的回忆。”袁世凯称帝前,黎元洪对国家大事没有决策权,每天唯有读书练字,修身养性。据他的副官回忆,黎元洪会突然掩卷,大放悲声。这是何等的动心忍性。

  他就像孔子称道的儒,“懦懦若无能”。然而他一生数次被逼,都能够有所成全。“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以孔子列数的儒行,对照黎元洪,多有中的。

  张之洞被清廷调到北京后,湖北官场走马灯一样地变换。有一任湖广总督叫陈夔龙,因女儿病死大办丧事,张彪送丧仪费十几万元,而黎元洪仅送了5元钱。时隔不久,湖北地区遭受洪涝灾害,黎元洪一捐就是3000元,是其半年的薪水。“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

  黎元洪吃得了苦,他在任上以廉洁自律著称,为士兵慷慨解囊的故事极多。武昌起义之初,他与军政府的职员一样,每月只支20元的生活费。这与他效命清廷时500元大洋的待遇不啻天壤之别。“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退出政坛后的黎元洪投入实业,当时即有影响。他的很多资金最后都投向了教育及社会事业。他一生不断地捐资助学,先后创办多所学校。他还一直想在武昌创办一所江汉大学,可惜直至其去世,都未能如愿。

  黎元洪寓居天津时,常带家人一起看电影。一次看完回家,发现黎夫人的钻戒被偷了,小偷还留了一张字条:“贵夫人的钻石戒指本人想借用一下,明晚放在门口右角处。”黎元洪大笑说:“有饭大家吃是我多年的宗旨,有钻戒大家戴又何妨?”

  黎元洪被称为“泥菩萨”,有人说他后来也像一个裱糊匠,希望撑住民国的大舞台。某年“双十节”,他发布授勋令,颁给孙中山、各派军阀,乃至皇室遗老载涛,几乎囊括了各方势力。由此可见黎元洪的为人。

  他知道别人说他傻,但他不以为意。他流露的真情也令人感动,1925年孙中山不幸病逝,黎元洪甚感悲伤,在私宅中设立灵堂,亲自祭奠。

  1928年6月1日,黎元洪的生命到了最后关头,他找来秘书起草遗嘱:“元洪遭逢时会,得与创建民国之役,德薄位尊……不意十七年来,民生疾苦愈甚。所幸南北宗旨,既已相同,此则深望我同志相策励者也……”两天之后,黎元洪去世,享年64岁。

  他在遗嘱中说自己“德薄”,但他的功德在当时人心中已经显示出重量。他的老师严复说,“黎公大德,天下所信”。人们称他是“共和磐石”!

  遗憾的是,直至今天,人们再难理解黎元洪的意义。当代的革命者信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但在黎元洪那里,革命就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要人死而是要人活,因此,他才有那句名言:“有饭大家吃。”这在今天的中国和文明社会,都不啻一种文明理性,值得记取。

  

  来源: 《环球人物》2011年第30期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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