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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中国文化面向世界文化的几点思考

更新时间:2012-06-11 12:19:17
作者: 乐黛云 (进入专栏)  

  

   这是我八十一岁的第一次讲座, 人过八十,更接近死亡,就会感到一种心灵的自由,不再考虑名利和别人的议论。这就是古人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道理。

  

   一、我们面向世界文化的出发点——我们是不是要紧跟美国强调发展文化软实力?

  

   1.对文化“软实力”的理解

  

   任何国家都有传播其文化的愿望。但出发点各不相同。美国的约瑟夫•奈将“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通过内在吸引力在国际上获得其渴望的利益的能力,而文化吸引力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以征服别人,获取私利为唯一目的披上伪装的实力。从这个定义出发,他们极力膨胀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压制其它文化可能产生的吸引力,以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就是新的精神殖民,对全球文化的单边统治,全球文化生态的毁灭和文化的枯竭。

   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出发点与此不同,不是单方面地向世界灌输中国文化,更不是只着眼于宣扬中国“实力”,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不应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不能沿用美国的模式,走他们的老路。我们的出发点与此不同,我们的最大利益就是与世界文化多元共生,参与到正在形成的新的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来,探究中国文化作为重要的一元,如何参与解决世界难题,如何反对单边统治,抵制精神殖民,开创新的精神世界。

   这种理解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更新和发扬,是一种反本开新。中国文化从来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差异是一切发展的契机。西周末年(约公元前7世纪,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政局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他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差别,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后来齐国大臣晏婴(卒于公元前500年)进一步解释了伯阳父的思想。他认为“不同”是事物组成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例如做菜,油盐酱醋必须“不同”,才能成其为菜肴;音乐,必须有“短长疾徐”“哀乐刚柔”等等“不同”,才能“相济相成”,成为音乐。此后,“和而不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孔子接着发展这一思想并总结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他把“和而不同”作为做人处事的根本原则。

   但是“不同”并不是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儒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人的关系,道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都是在不同的领域内探讨如何和谐共处。“和”的主要精神就是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庄子的最高理想是 “太和万物”,使世界达到最完满的和谐。这是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根本精神,这种不断开放,不断追求新的和谐和发展的精神,为今天的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这与美国所谓“软实力”根本不同,前者引向和谐共处,后者引向对立、冲突和战争。

  

   2.对不同文化之间共处的理解

  

   多元文化共处最核心的问题是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对话”的目的主要不是“说服”对方,同化别人,“统一思想”(更不是文化大革命提倡的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舆论、统一行动的五个统一)而是要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中产生出新的思想,这就是“生成性对话”。这样的“对话”需要对自己的文化有充分自觉,对别人的文化也要有同情的了解并作出自己独特的、有益的解释,不能仅仅按照一方的片面理解和利益去覆盖另一方,希冀另一方接受。如果把“他者”完全置于自己的文化想象和利益之中,“他者”的特殊性就会被剥夺,被同化,对话也就失去了意义。对话最忌讳的就是“人云亦云”,“我打你通”。因为我与他人的关系通过对话,不是特点消失的合金式的“融合”,而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面对面的相异性,一种文化才有可能对他种文化产生吸引力。对话的关系是真正平等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产生新的理解,擦出新的火花。

   联合国教科文曾发布过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应把文化视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理智与情感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等等。只有通过“生成性对话”,这样的文化多样性才有可能得到实现和发展。中国从自己独特的文化吸引力出发,有自己独特的面向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同于美国的“软实力征服”,而是一种平等、和悦的、互动的方式。上面谈到的晏婴在有一次拜见齐侯时,齐侯对他说:“唯据与我和。”“据”指的是齐侯侍臣,姓梁,名丘据。晏婴说:“梁丘据不过是求‘同’而已,哪里谈得上‘和’呢?”齐侯问:“‘和’与‘同’难道还有什么不一样吗?”这引出晏婴的一大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议论。随声附和,阿谀奉迎不是“和”,而是小人的“同”再如郭店竹简记载了另一个故事,说的是鲁穆公问孔子的孙子子思说:“何如耳可谓忠臣?” 子思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鲁穆公很不高兴,就去请教成孙弋。成孙弋说:“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尝有之也,恒称其君之恶者,未之有也。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恶闻之矣。”

   可见中国古人所看重的首先是这种不同意见的“生成性对话”而不是随波逐流,更不是逢迎权势者“抬轿子”的对话。对话的目的不是私利、,而是真正的互动,产生新的思想。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就是通过广义的平等对话,让不同文化根据自己的文化基因和现代解读,为解决世界共同的难题作出贡献。

  

   二、我们用什么来面向世界?——首先是提供新思想,共同解决人类难题

  

   英国前首相萨切尔夫人断言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大国,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近代以来中国也确实没有出过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百年来的中西文化对话,中国所面对的往往是强势文化的灌输和覆盖。他们大部分怀着对中国现代文化和当代学者的轻视。

   今天,是根本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我认为我们今天用来面对世界的首先应是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通过今天人的自觉生长出来的中国新思想。目前,世界形势有了很大改变,今天中西文化对话的特点,也首先表现为中西学者在平等对话中,以中西文化为资源,探求如何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北大的北京论坛、上海的中国学论坛,海南的博鳌论坛在这方面都起到很好的作用。以下想举几个例子:

  

   1.关于“个人”和“人类关系”的讨论

  

   目前人类深陷于自我制造的各种冲突中,从军事战争到经济战争,从资源争夺到社会斗争,从国际冲突到文化对峙。如何克服冲突,形成合作,是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最大问题。问题的根源是由自私发展而来的贪婪。自私是难于避免的,贪婪却是人为培养的。贪婪即无止境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一切冲突之源。当一切利益和价值以个人为准,排他利益至上,这就在逻辑上拒绝了解决冲突问题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文化与此不同,中国古人认为个人无法独力生存,人的初始状态就是与父母和他人的关系,这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合作状态。因此,社会的基因不是个人,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中国讲礼,礼就是在社会关系中的人如何存在,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兄友弟恭等等,都是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存在,不是讲抽象的个人,是在讲处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人。

   方法论的关系主义以关系作为基本单位去分析人类行为和价值观,思考重心不在个体而在关系,但并非否定个体利益,而是优先确保关系安全和关系利益以便更好保证各自利益。

   方法论的关系主义是要试图建立一个更合理的理性概念,去代替单边主义的个人理性。关系理性优先考虑的是最优相互关系而不是最优单边策略,这意味着优先考虑的是互相伤害最小化然后才是排他利益最大化,这才是最强的风险规避。只有在互相伤害最小化的条件下,自身利益才更为可靠。追求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单边主义无法解决冲突问题,也就永远处于风险之中,难免自取其祸,这反而不是真正理性的选择。

   现代个体主义已经制度化而积重难返,它从两个方面迎合了人们的贪婪:

   一是以人权为名推卸人的义务而使人们互相疏远,为保卫个人权利而不顾其他;很多人已经看到这一点,他们强烈呼吁联合国除了“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之外,还应该有一个有效的“责任公约”;

   二是对排他利益最大化进行无理的合法化,如所谓“丛林法则”,“强者无敌”。而排他利益最大化本身就是侵略性的,因此增加并深化了许多本无必要的敌意和冲突。与这种现代信条相反,孟子认为 “仁者无敌”,因为仁者更安全,不是因为他打败了一切敌人,而是因为他没有敌人。关系主义是对理性更深刻的理解:冲突最小化是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我国学者从中国文化出发,参与世界大问题的这些思考和讨论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在多次世界性学术会议中引发了讨论,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都曾组织过中外学者共同参与的专门会议。

  

   2.关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讨论

  

上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实行的现代解构运动曾使一切权威和强制性的一致性思维都黯然失色,同时也使一切都零碎化、浮面化、疏离化,最终只留下一些思想碎片和一个众声喧哗、支离破碎的世界。他们提出粉碎一切权威,粉碎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却并未策划出一个新的时代。20世纪末21世纪初,后现代的离散性和碎片化使人越来越感到精神危机,于是有学者提出后现代思潮的转型——从“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中国学者在这一转型的理论建构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由国外中国学者学者在美国加州出版的《世界文化论坛》已出版50余期。“建构性”后现代思潮的核心是“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即“关心和谐及这种和谐与万物的关联”,为不同文化的平等共生提供理论根据。“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倡导者之一约翰•科布(John Cobb)认为这种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说明各族文化都与人类文化相通,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这种特殊价值在某种条件下都可能成为有益于他种文化的普遍价值。他特别提到,西方后现代的价值与中国前现代的价值有很多可以结合的地方。他举例说,现代西方思想从分离和分类开始,如现代医学区分了病原体和健康细胞,将纯粹的与不纯粹的分开,消灭不纯粹的,即摧毁病原体细菌。中国传统文化所遵循的思维方式与此不同,不是分离和纯粹,而是个体与整体的协调,是使体内的各种力量达到平衡。科布认为当代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虽然看来不同,其实都是“深度”相通的,任何一种深厚的文化都可以发掘出有益于他种文化的普遍价值。他坚信未来哲学的发展方向必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互补和交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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